方朝晖:不重《春秋》,何以识董子?

——谈李存山教授对董仲舒的误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6 次 更新时间:2018-10-16 0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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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进入专栏)  

  

  

   李存山教授近来在和我的交流中,多次要求我“明确指出”,他在当年批评我的《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与方朝晖教授商榷》(以下简称《辨析》)一文中“有哪些‘脱离文本语境、断章取义、严重歪曲董氏原意的地方’”。这是针对我在8月29日给他的私人信件中跟他提出的问题而发。在9月18日最近一次给我的信中,他又重提了此要求。事实上,我早在8月29日写那封信当天,就曾应李教授要求表示,非常愿意针对这些问题与他(随时)“私下交流”,但遭李教授拒绝;而在他9.18之信公布后两天,即9月20日、21日,我也曾先后两次同时在《新儒林》《董仲舒会议群》两个微信群恳请与李教授现场交流,但李教授均未露面,无声无息。

  

   事实上,有关李教授对董仲舒的误解,我早在2012、2013年在《战略与管理》和《复旦学报》上回应他的文章中指出过一些;在我后来出版的《为“三纲”正名》《“三纲”与秩序重建》中,也间接提及。但由于李教授对拙作的“轻视”,这些问题从未得到他的正视。

  

   本文是针对李教授的上述要求以及其9月18日《就“三纲”问题答复方朝晖教授的两封信》中的有关问题的回应,讨论范围不限于《辨析》一文。

  

   本文主要讲三个问题:(1)《保位权》的性质问题,(2)李存山对董氏“三纲”的误解问题,(3)李存山对董仲舒的其他误解。为了节省篇幅,我尽量使文字表述简略些。

  

   顺便说一下,李教授在9月18日的信中提及的其他许多问题,包括他强烈要求我举证说明他“诡辩”的问题,虽然我非常希望在这里一并回应和说明,但考虑到篇幅和当下精力,我希望在日后再行答复(本文还是限于学理探讨)。

  

   (一) 《保位权》的性质问题

  

   李存山教授围绕《春秋繁露*保位权》与我的争论,起因于我引用了其中一句话——“君贱则臣叛”——来说明董仲舒不可能主张绝对服从。李存山大体认为《保位权》的思想立场是法家的,以加强君主权威为宗旨,故而我引用不当。其主要理由我稍加归纳如下:(1)本篇强调人君要以赏罚治国,这正是法家的立场,因为“德、威并列”“正是法家的赏刑二柄”;(2)《保位权》讲人君“德不可共,威不可分”,“正是韩非子所说的‘人主自用其刑德’”、“人主之所以独擅”的意思;(3)本篇讲“人君御人之术”,与孔、孟、荀思想迥异,因为与孔、孟、荀所说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勿欺也而犯之”,“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从道不从君”不相对应。(4)李教授告诉我,“把法家的‘庆赏之谓德’混同于儒家‘任德不任刑’的德,正说明你不知儒、法之分。”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是谁不知儒、法之分。

  

   首先,李教授将董仲舒“德、威并列”等同于法家的“赏刑二柄”,这是匪夷所思的。任何读过儒家经典的人都知道,德、威并列历来就是儒家治道的一部分。《尚书*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昭公二十五年“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是儒家德威并用、赏罚共举的典型说法。此外《尚书*舜典》、《周礼*司寇》、《礼记*王制》《表记》、《荀子》(甚至《晏子春秋》)等许多儒家典籍皆有重视刑罚、或赏罚并用的思想。事实上注重赏罚并用,并非儒家或法家所独有,在《墨子》也颇有所见。儒、法之分,并不在于是否德威并用、赏罚共举,而在于是以德/礼为本,还是以刑/法为本。所以我特别指出,《保位权》“德、威并列,而德为首,似乎与董仲舒‘任德不任刑’的思想一致”。而李存山所引《韩非子*二柄》句子,也是以刑置于德之前,体现了法家倾向,与董仲舒不同。

  

   其次,李教授称董仲舒“德不可共,威不可分”是法家“‘人主自用其刑德’”、“人主之所以独擅”的意思,说明他不了解《春秋》,对儒家治道缺乏正确认识。任何读过《春秋》、特别是《春秋》三传的人都知道,孔子作《春秋》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在于王权下移,陪臣执国命,政在家门;威福之柄让于公卿,是天下大乱的主要根源。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三家分晋、三家相鲁、陈氏代齐等,故《左传》两引孔子“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以及《论语》讨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是“自诸侯出”,均是孔子关注此一问题之明证。《周易*坤*文言》曰: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

  

   这也许是孔子或孔门对权柄下移问题最深刻的总结。正因如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多次反复涉及威福之柄问题,因为它与汉代霍光之败、汉末权宦兴起、唐代藩镇割据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皆深刻关联。例如《资治通鉴》卷25“臣光曰”“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他处亦引他人之言如:“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盗取之!”……此外,顾炎武《日知录》亦称“国乱无政……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秩常不如其畏鬼责矣”。难道这些都是法家著作么?诚然,这里讲的都是人君御人之术,但难道御人之术不正是儒家、特别孔子《春秋》的重要思想之一么?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家,《春秋繁露》多次论及《春秋》不与诸侯专封、专讨、专杀,难道不正是《保位权》“德不可共、威不可分”的意思吗?如果这些是法家思想,那么《春秋公羊传》也是法家著作?

  

   最后,李教授认为董仲舒《保位权》中的“德”是法家的“庆赏之谓德”,与董仲舒“任德不任刑”之“德”不同。他好像把法家的“德”理解为就是庆赏。先不说这一理解是否有问题,如何能把董仲舒“德威并济”中的“德”说成是“庆赏”呢?《保位权》确实认为,劝赏之权下移则“君亡德”,但这不等于说董氏以庆赏本身为德。《繁露*四时之副》云:“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这与《管子*枢言》“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相近,恐怕难将其中的“德”理解为庆赏吧?

  

   李教授至少三次说我“不知儒、法之分”,前面是对他这句话的答复。

  

   (二) 董氏“三纲”本义

  

   李存山教授因为不重《春秋》,导致对汉儒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误解,我在2012/2013年的前述文章中已有交待。本文试图说明,李教授在对董仲舒及汉儒“三纲”的解读中,长期混淆汉儒的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三纲”概念,乃至张冠李戴,曲解古人。

  

   早在2014年版的《为“三纲”正名》中,我就曾指出,

  

   严格说来,“三纲”在董仲舒那里只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不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至少字面上不是),董仲舒从来没有说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董仲舒那儿,“三纲”是针对“五纪”而言,“五纪”应指另外五种重要相对次要的人伦关系(《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最早系统、明确地论述“三纲”的书是《白虎通》(又称《白虎通义》)。该书虽曾引用《礼纬·含文嘉》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语,但实际上也把“三纲”理解为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而不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或夫为妻纲;以这三种关系本身为“纲”,而不是在三种关系内部确立“纲”;“纲”只是相对于其他六种关系——即“六纪”——而言的,“六纪”就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和朋友。该书明确地论述了,“纲”之所以为“纲”,正因为它要“统帅纪”。

  

   后人将“三纲”普遍地理解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往往以董仲舒和《白虎通》为依据,这是有疑问的。今天看来,最早明确使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说法的,可查考的应该是《礼纬·含文嘉》。应该说,“三纲”的含义在后世有了演变,《含文嘉》的理解方式逐渐取代了董仲舒、《白虎通》的理解方式。

  

   我并引用《白虎通*三纲六纪》中的原文“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证之。

  

   现将“三纲”的两种含义归纳如下:

  

   含义一、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他们相对于其他几种人伦关系如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为“纲”。据此,“三纲”实即“三大伦”,所谓“纲”相对于“纪”而言。这是就君臣、父子、夫妇这三伦相对于其他几伦关系(五纪或六纪)而言“纲”。

  

   含义二、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对关系内部所存在的阴阳主次关系,即所谓阳尊阴卑、阳贵阴贱,更准确的表述是人所共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就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之内部关系而言“纲”。

  

   “三纲”的含义一在《白虎通》上述引文中非常明确。而在《春秋繁露》中,“三纲”一词总共只出现过两次。从《基义》原文“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推断不出董氏所用“三纲”指以“阳尊阴卑”为特征的君臣、父子、夫妇内部关系(含义二)。董氏确实明确主张阳尊阴卑、阳贵阴贱,但不等于《基义》中的“三纲”是指阳尊阴卑、阳贵阴贱。如果把《基义》中的“三纲”读为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为人伦之纲,从上下文看也完全可通。

  

   如果说,《基义》篇对于董氏“三纲”含义交待不清,《深察名号》篇则对董氏“三纲”本义提供了重要线索。《深察名号》“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一句中,“五纪”含义虽不明,但从《白虎通*三纲六纪》不难看出,董氏所谓“五纪”大体是指君臣、父子、夫妇之外的其他几伦(“五纪”首见于《庄子》,亦指人伦关系)。正因如此,前贤(比如凌曙、苏舆、钟肇鹏等)多据《白虎通》“三纲六纪”来注解董氏“三纲五纪”。如果前贤做法正确,则董氏“三纲”是针对“五纪”而言,是指上述含义一、而不是含义二,就是无疑的。

  

读者可能会说,董仲舒所谓“三纲”既然不是指阴阳关系或阳尊阴卑,他为什么在《基义》篇花大量篇幅从阴阳关系论述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呢?原因就在《白虎通*三纲六纪》中,后者云:“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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