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孙建民:韬光养晦 ,后发制人——朱升《时务对》的战略智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 次 更新时间:2018-10-13 15: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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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群雄并立,多极角逐的复杂战略环境中,高明的战略指导者都能注意收敛自己的锋芒,摆出静默守拙的姿态,韬光养晦,以避免自己成为问题的焦点,承受各方的压力。只有如此,才能够不露声色地积蓄力量,静观事态的变化,把握各种有利条件,选择最合适的时机,收取最大的战略利益,赢得最后的胜利。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三句大气磅礴的口号,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中国人,大概都是耳熟能详,记忆深刻。其实,这是毛泽东对古人战略思想的创造性翻版。在中国历代诸多统一战略名对中,元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真言,可能是最为简明扼要又切实可行的了。

   1354年,朱元璋率军攻下了战略重镇滁州,初识学者朱升。1358年,朱升及时送予朱元璋三句精语,有谁知道出身乡间的老学者竟是一位极富睿智、举世无双的战略思想家。

   朱升,元末明初惠州休宁(今属安徽)人,字允升,学者通称枫林先生。元末举乡荐,曾为池州学正。后弃官隐居石门。朱元璋下徽州,曾折节向其请教时务,朱升答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要诀,颇受赏识,遂被留在帅府参予军机大事的决策。吴元年(1367年)授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洪武元年,进翰林学士,定朝廷大礼时大封功臣,制词多出其手。不久,因熟谙“功成身退”之道,托词年老体衰而请归居乡里,栖息林泉,颐养天年。

   元朝自元顺帝以来,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民生苦不堪言,吏治恶浊黑暗,政权摇摇欲坠,动乱迫在眉睫,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皖北首先举起反元大旗。随后,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发动变乱,彭大、赵均用等在徐州扯旗造反,反元斗争此起彼落,如火如荼,遍布长江南北,黄河上下。当时的举事者均以红巾包头,故俗称“红巾军”。

   至正十二年(1352年),游方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大军,始任九夫长,后因机智多谋,作战勇敢,遂被郭子兴委任为心腹亲兵。当时,濠州诸军内部派系斗争严重,郭子兴为扩充实力,委派朱元璋回到家乡钟离招兵买马,朱元璋在家乡募集了七百余人,而且得到了徐达、汤和等二十四名骨干。然后南下定远,又收编了一些地方势力,队伍不断壮大。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又率军攻取了滁州,在当时反元之师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还特别注意吸收一批失意的士人,如宋濂、刘基等,倚为左膀右臂,为自己出谋划策。朱升就是在这时被朱元璋所赏识并受邀参与到朱元璋的幕府的。

   在势力渐趋壮大的过程中,朱元璋曾听取谋士刘基和冯国用的建议,萌生和确立了谋取天下,统一六合的雄心。刘基劝朱元璋效法起自布衣而夺天下的汉高祖刘邦,冯国用在朱元璋“从容询天下大计”时,也主张:“金陵龙盘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这两位谋士的建议,使朱元璋确立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军事行动的依据。

   至正十五年,朱元璋又攻取和州,不久,郭子兴病死。小明王任命郭天叙和朱元璋分别为都元帅和副都元帅,统率郭子兴部,郭天叙战死后,朱元璋单独成为郭子兴部的领袖,后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以此为根据地,向外拓展,壮大势力。

   金陵为六朝古都,从地理形势上讲,“西有荆楚之固”,东则“控引二浙,襟带江淮,漕运储谷,无不便利。”占有金陵,使朱元璋有了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缘战略上皆较为有利的根据地。但当时朱元璋的实力还比较弱小,仅占有应天府周围地区。其北面有韩林儿、刘福通,东边是张士诚,西边是徐寿辉等政权,个个都比他兵强马壮,人多势众,而且,应天府南面还有部分元朝军队。面对四面强敌重重包围,虎视眈眈的战略态势,朱元璋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直接关系到其队伍和他个人的前途。因为在群雄并起纷争、各自称王称帝的形势下,只有确立和制定正确的方略,把注意力用于迅速夺取和全力经营金陵根据地,才能建立起稳固的后方基地,为长期持久军事斗争提供充裕的人力物力,才能无往而不胜,换言之,正如《孙子兵法·形篇》所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只有在多元的战略角逐中首先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谋求日后打败各个对手,夺取最后的胜利。

   朱升的九字真言作为一个高明的战略对策,主要是向朱元璋揭示了夺取天下的战略原则及其具体的策略步骤。其战略原则的核心,乃是韬光养晦,后发制人,先固根本,再谋进取,即所谓“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注重军事与政治、经济的综合平衡,俟时机成熟之后,再展现锋芒,果断出手,削平群雄,完成统一天下的旷世伟业。至于具体的策略措施,则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巩固后方,二是发展生产,三是缩小目标。朱元璋正是遵循这一劝告,并作为自己集团的战略指导,通过整整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有条不紊的准备,而最终达到了统一天下、称尊九五的目标。

   其一“高筑墙”。即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和战略大后方,谋求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战略环境。1353年,朱元璋成为濠州军事政权的领导者,次年,挥师渡过长江,将其势力跨出狭窄贫瘠的濠州而伸向经济富饶的长江南岸,这一地区一直未受到元末战乱的浩劫,人口繁庶,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固本自保并进而夺取天下的理想根据地,朱升的所谓“高筑墙”,就是指把战略首要主攻目标锁定在这一地区。朱元璋正是按照这样的战略思路,展开对该地区的全面经营的。再次年,他率军在采石打败了蛮子海牙的元军长江水师,拥有了攻打南京的力量,于是再次发动攻城并加以占领,朱元璋将此城城名由集庆改名应天。南京的北面和西面为天堑长江,东面有紫金山,襟带山河,控御东南,虎踞龙盘,形势险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对南京的占领标志着朱元璋“高筑墙”目标的基本达到,他从此真正拥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为日后的迅速发展和全面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夺取南京后,朱元璋又向南发展,夺取了长江三角洲的镇江、常州、长兴、江阴、常熟、扬州等重要地区,与南京连成一片,进一步拓展和稳固了战略根据地,后又趁北方红巾军北伐,元军疲于奔命,无暇南顾之机,率军东进和南下,夺取了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和浙东地区,截断了元王朝的南北交通线,使元军南北不能接应,同时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占领区西南与陈友谅对垒,东南与张士诚、方国珍相持,南邻陈友定,拥有了战略发展上的主动权。

   其二“广积粮”。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经济与军事密不可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从事统一战争的坚实基础。在农耕文明阶段,经济实力雄厚的标志之一,就是粮食的生产与供给。所以,在筹划、制定统一方略时,合乎逻辑地要把经济因素,尤其是粮食的保障问题列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朱升对策的高明,就在于他将“广积粮”提高到了战略高度,作为朱元璋夺天下、混一统的关键步骤之一。攻克南京城后,朱元璋立即宣布“为民除害”,革除旧政,另立新法,使民各安其业。兴修水利,广开屯田,发展生产,储备粮草,并利用战争间隙训练休整部队。此后,随着占领区的扩大,朱元璋发展巩固根据地的思路更加明确。他不断以革除元朝弊政为号召,而且主动采取了一些维护农民利益的措施,动员和争取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工商业者。朱军所到之处,开仓济民,分配土地,笼络人心,从而得到了普通民众的积极拥护,并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委派营田使组织占领区域之内的广大农民“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既保证了战斗力,又使得以农民休养生息,为日后的统一战争准备了充分的兵员和物质资源。

   其三“缓称王”。“柔武”(语出《逸周书·柔武》)是中国军事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文化取向,所谓“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用老子的话说就是“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敢为天下先”。在群雄并立,多极角逐的复杂战略环境中,高明的战略指导者都能注意收敛自己的锋芒,摆出静默守拙的姿态,韬光养晦,以避免自己成为问题的焦点,承受各方的压力。只有如此,才能够不露声色地积蓄力量,静观事态的变化,把握各种有利条件,选择最合适的时机,收取最大的战略利益,赢得最后的胜利。历史上,姜太公、范蠡、刘秀皆深明此道,并藉此而取得了成功。

   所以,朱升“缓称王”之策,是总结前人智慧基础之上针对现实提出的高明的政治运作策略。韩山童死后,其子韩林儿被立为皇帝,号小明王,成为南北各地造反军的共同领袖。朱元璋在至正十四年率军夺取滁州后,实际上已在刘基、冯国用等谋士的建议下,开始独立经营自己的势力,有了夺取天下的大志。次年,朱元璋率军攻取和州,朱元璋独领郭子兴旧部,掌握了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但是,他“念(韩)林儿势力盛可依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坚持在名义上仍然臣属小明王,且一直沿用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这一策略之举,即可利用小明王为天下反元军队之共主的旗号,号令军中,争取群众,又可以抵挡元军的压力,同时,不独树一帜,不过早暴露自己,避免其他割据政权的觊觎和成为众矢之的,从而缩小自己的目标,减少和避免敌对势力的围攻和攻击,这属于韬光养晦的高明之举,对自己是最大的保护,有利于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还可乘机发展生产,壮大自己的实力,稳固自己的根据地,使自己有力量对付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周边势力。

   所以,朱元璋一直刻意低调而且在改元创建新朝方面不慌不忙,从容不迫。1367年初,他的一位信得过的将军被派去护送韩林儿到南京,却在渡江时遇险覆舟,小明王溺死江中,历史家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一事件太过离奇而认定其为一场预谋,但朱元璋藉此有了“天赐良机”——名义上的“宋”王朝也不再碍手碍脚了,同时,各为其主的问题亦终获解决。

   尽管这样,朱元璋仍没有宣布自己荣登大宝,而是要一直等到围困张士诚的最后堡垒苏州,并于1367年十月一日攻破苏州,在宣布北伐元朝时,才接受群臣的一再请求,即位为新的明王朝的皇帝。所有这一切都是经过周密的准备而一步步推行的。可见,朱元璋对朱升“缓称王”之策是始终遵循的,而事实上这么做,也给他带来了最大的战略利益,使他能够后发制人、实现统一的方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实施“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的同时,朱元璋稳步向外拓展。因为朱元璋虽拥有江苏一部、长江以南的整个安徽及浙江内陆部分地区,但这些领土上仅有人口七百八十万,而盘踞在苏州的张士诚的吴,和麇集在武昌的陈友谅的汉都拥有比朱元璋强大得多的实力。长江流域的三个重要势力都在争夺一城一地来扩充自己的地盘,到1360年,明、汉和吴三大集团已把湖北三峡以下的长江流域主要地区瓜分完毕,次一级的是较小的割据者,如浙东的方国珍、四川的明玉珍以及福建的陈友定。但真正与朱元璋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还是张士诚的吴和陈友谅的汉。

   朱元璋采纳谋臣刘伯温的“先陈后张”之策,首先寻求与处于其上游、威胁最大的陈友谅摊牌。1360年,陈友谅企图凭借自己的水军优势进行战略突袭,一举攻下南京,摧毁朱元璋的势力,但是他的水军在应天之战中中了埋伏,元气大伤,而朱元璋经此一役夺取了对手一支完整的水军,扩大了自己的水师,从而有力量主宰长江中游水域。1363年朱元璋亲自统率大军在鄱阳湖击败了陈友谅的主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当双方决战正酣之际,处于朱元璋东邻的张士诚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乘其弊而起”,反而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白白错失了“坐收渔人之利”的良机。陈友谅兵败身死之后,张士诚方才醍醐灌顶,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己和朱元璋之间必有一争。然而,一切为时已晚,朱元璋这时已经可以腾出手来,专力对付张士诚了。

   明军本来已对张士诚的吴政权营造了战略包围,分兵合击的有利态势,此时遂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展开外围进逼,“侵掠如火”,“翦其两翼”,先夺占长江以北,再从浙江迂回,“动如雷震”,很快就将苏州孤城围困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十个月之后,明军一举攻陷苏州,翦灭张士诚势力,在南方地区取得了最后胜利,以后就只待北伐奄奄一息的元军残余了。至此,朱元璋统一大业的完成已成为历史的大趋势,不可逆转,指日可待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九字战略“真言”,也藉此而得到了历史的最终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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