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加速了这一全球体系的发展进程。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极的战略均势，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确立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优势，美国支配下的单极世界开始形成。地处远东的东亚大国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被美国视为对其未来世界领导地位和在东亚地缘战略利益的挑战，美国从外交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出发，对尚未纳入其主导下的远东国际秩序的新兴强国必然要加以遏制。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扰和战略包围步步升级，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国家安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崛起，当其向海外市场扩张以解决工业品过剩和原料不足时，面对的是已被瓜分殆尽的世界殖民地，要攫取殖民地，必然与列强和殖民地人民发生激烈冲突，美国认识到，与其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不如通过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控制关键性的市场来谋求殖民利益。与此同时，海权学说的兴起为美国向全世界扩张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提供了依据和动力。经过权衡与列强的实力对比，美国通过外交或军事手段积极扩张海外利益：在拉美实行“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列强的经济势力；接着，发动美西战争夺取波多黎各、关塔那摩（强租）、关岛和菲律宾；最后，在列强势力较大的中国鼓吹“门户开放”政策，挤入列强的势力范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通过发动美西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于列强的行列，由于没有多少殖民地的包袱，美国得以将国家利益巧妙地糅合在其冠冕堂皇的外交宣言之中。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总统出于个人的理想主义信念提出了“十四点”宣言，呼吁废除秘密外交、削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以及战后建立集体安全等，但当遭到日本和欧洲列强的强烈抵制后，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威尔逊仍然与后者达成了肮脏的交易。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的力量均衡，一贯依靠保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而维持独尊地位的英国，在德国的猛烈打击下几乎难以支持，美国于是走出孤立主义，积极谋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权和解决战后重大问题的主导权，并乘机挖英国的墙脚，排挤英国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利益，变“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二战树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及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支配性力量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欧洲权力的失衡以及苏联在近东的势力扩张，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冷战从此开始。在二战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中形成的美苏战略均势，确立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
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新秩序的基础就是能够带来世界经济繁荣的所谓“全球自由经济体制”（global free economic regime），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输出或接受跨国投资，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这种经济体系必须由新的国际权力结构来加以保障。因此，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并不是对苏联的全面遏制，而是精心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1）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2）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广泛的安全承诺稳定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政治秩序和相应的国际关系。
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对西欧和日本提供了巨额援助，推动西欧（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的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重新繁荣，就不会倒退回统制经济（statism）或像战前那种封闭的经济和经济集团（如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联邦）；而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的消费需求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将会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加快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就传统国际关系的规律而言，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悖于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二战后美苏的超强地位奠定了两极对峙的“雅尔塔体制”，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和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实现了核武装化，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而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由于欧洲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所在，欧洲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美国建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成败，美国于是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欧缔结军事同盟，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确立了它在联盟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美国在西欧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对最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了有效遏制；同时，鉴于德国必将在战后欧洲经济复兴以及为西方世界提供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资源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美国又支持西欧国家推进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把德国纳入到了一体化的框架之内[6]，由此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US-dominated alliance），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们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大大拓展美国全球资本主义的疆界。
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in all eventualities）保持对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的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战后东亚经济果然沿着美国外交战略设计的轨道实现了腾飞。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发愤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战略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由于欧洲是美苏军事对峙的最前沿，一旦发生战争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美苏遂紧密控制各自的盟国，以防止被意外卷入，而把争夺的重点放在了中间地带的非洲、中近东和亚洲。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越战的失败在政治和心理上对美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美国被迫退出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印支半岛。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Triad），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使“全球自由经济体制”面临严重挑战，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战略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扩大了的世界市场，使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力量继续上升，相对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雅尔塔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蓬勃兴起，热点地区不断闪现，世界局势动荡不定，特别是中亚和中东这类地缘政治敏感地带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加强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美国从利用冷战建立其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在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的企图。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具备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从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并以“人道主义干涉”和反国际恐怖主义为由，在中东和巴尔干等地频频发起军事干预，甚至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多重的，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以加强对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控制。
欧盟在总体的经济实力上已与美国旗鼓相当，然而，冷战的结束导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失去了原动力和意识形态（对“欧洲统一”的认同）上的坚定性，而越来越依靠行政力量的推动。由于共同体的凝聚力下降，欧盟的扩大不但未能弥合内部的分歧，反而加剧了成员国之间的利益纷争。因此，虽然不少欧洲民众和政治家在情感上希望欧盟能与美国相抗衡，但为此大规模增加军备开支势必扩大预算赤字，损害国民福利，从而削弱各国政府和民众对一体化的支持。况且，欧盟成员国大多也不愿轻易地把国防外交主权完全交给超国家机构，而欧盟内部恰恰又在关键性的国防和外交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就大大延缓了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欧盟要成为国际政治中名副其实的一极，前景还十分渺茫。对此，美国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仍继续支持欧洲的一体化，力图通过维持大西洋联盟的团结，不断扩展西方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空间，以迫使俄罗斯彻底就范，最终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欧亚安全体系；但另一方面，美国又利用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北约的作用、以及东欧与法德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建立起多重牵制机制来驾御欧盟。
经济强大的欧盟和日本并不情愿匍匐于美国的霸权之下，但其独立干预世界事务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却十分低下。事实上，在保持各自周边地区的稳定以及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欧盟和日本对美国依然存在着严重依赖；而且，在共同压制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方面，二者又与美国的利益高度一致。不仅如此，欧盟、日本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非常相近的政治法律制度，双方在经济上的高度依存更远远超过各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这就是说，对欧盟和日本而言，在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体系内，选择充当美国的亲密盟国可以分享到国际安全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反之，若寻求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和霸权秩序，不仅在相当时期内是得不偿失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因此，尽管美欧日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十分激烈，并在如何对付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等国际安全问题上存在策略上的分歧，欧日仍然是美国真正的战略伙伴，是美国从地缘战略上控制世界的两大支柱。这种同盟关系具有牢固的基础，在相当时期内，任何第三方力量都难以在政治和战略上对之进行分化瓦解。当然，如果美国改变与盟国间的多边协商机制，而实行强加于人的“单边”政策，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会出现裂隙，但这远不足以动摇其战略合作的基础。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空前的优势地位，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重点，就是对付尚未纳入到其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新崛起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
在拥有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方面，美国与二战前的英国十分相似。二者所不同的是，英国受到海军强、陆军弱的军事力量结构性缺陷的制约，对当时世界政治的重心---欧洲大陆，长期推行均势外交（balance of power），例如19世纪末英国一度实行“不参与任何同盟，保持行动自由，操纵欧洲均势”的“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其目的是保护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不受到新崛起的欧洲大陆强国的挑战，但“操纵均势”并不足以始终维持欧洲力量的平衡，一旦欧洲乃至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严重失衡，英国就会断然结束“光辉孤立”，缔结国际同盟以对抗新兴的或敌对的强国。然而即便如此，通过外交或军事结盟等外部手段施行的均势政策，仍可能被大陆强国所积聚的优势力量压倒，二战初期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胜利几乎导致大英帝国的覆灭。
美国则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都是全面的和压倒性的；而且，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有着自己的考虑，并不满足于担当“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而是要出任世界的领袖。美国在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维持国际均势所要抗衡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有力量打破欧亚大陆战略平衡的苏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利用苏联的威胁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成功地控制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权力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在外交上巩固和扩大美国支配下的伙伴关系或同盟关系，以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同时，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以此影响、干预甚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军事遏制以及通过全球化促进中国国内政治的转型，其根本目标是使中国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裂痕，导致权力进一步失衡。这种经济依赖往往迫使“转型”中的国家竭尽全力与发达国家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实现短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目标，而不愿或无力顾及权力失衡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因而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格局：中俄两国争相与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而不是联合自保。中俄在1999年美国干预科索沃事件中的各行其是，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质提供了最好的注脚。这种有名无实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双方在地缘政治上长远的利益冲突，便利了美国对中俄实行分化瓦解。
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关系和权力角逐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向了亚太地区，但东亚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犬牙交错，实力消长变化莫测，地区力量的平衡十分微妙。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前景正在使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充满敌视，美国则视中国为头号的战略对手，这一点并不因中国对美国的外交绥靖，包括牺牲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支持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而有任何的改变。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10月向国会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指出，东亚和东北亚沿海是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关键区域”，决不允许落入“敌对的支配”之下。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远东力量平衡的基础，鉴于中国巨大的经济军事潜力以及辽阔的战略纵深，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加强军事力量。日本也以此为由，并利用朝鲜核危机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契机，加快了重新武装的步伐。但日本武力增强，又将刺激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竞相扩大军备，这样远东的秩序就可能失控，经济全球化就会被打断，美国为此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以强化其作为远东秩序“保障者”的角色。东盟国家出于抗衡中日两大国的需要，近年来不断密切与美国的军事政治关系，美国重返东南亚则不仅满足了东盟在地缘政治上的期望，而且还乘机进入了对中国利益悠关的南中国海。
上述地缘政治格局决定了东盟与中日等国相互谋求建立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的政治内涵。首先，鉴于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影响，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东盟，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不能不顾忌美国的态度和利益要求。经济全球化对于美国利益攸关，美国绝不会支持排他性的区域经济组织，美国所能接受和支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只能作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开放性的特殊安排。因此，如果得不到美国的默认或支持，东亚经济一体化将很难实现。其次，东亚经济一体化最终将由中国主导，抑或由美国的盟国日本主导，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事实上，日本因其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者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中国，而美国从其远东地缘战略考虑，也不会支持中国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再者，东亚国家在价值观、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东亚经济集团本身缺乏推进政治一体化的动因，因而经济的一体化不会损害到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取得美国的谅解。因此，日本一旦赢得了建立区域经济集团的主导权，则意味着在地缘政治上为美日同盟提供了一个重要补充。届时，中国将受到美日同盟和日本主导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框架的双重制约，中国无论加入一体化与否，都将处于被动境地。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一直在进行，除了驻扎在东北亚的8万驻日韩美军外，美国还增强了在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打击力量。2001年“9·11”事件给美国势力进入被中俄视作后院的中亚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在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后，以继续清剿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残余的塔利班势力以及帮助“国家重建”（nation building）为由迟迟不撤军，目的是分化俄国人支持的反塔利班的原“北方联盟”的军阀，扶植亲美势力在战后阿富汗政治中取得支配地位。阿富汗政治的稳定，不仅将为美国的石油巨头绕开伊朗，将中亚和里海的石油经阿富汗运往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印巴市场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道，而且便于美国以阿富汗为立足点，利用周边中亚国家的经济困难及其对俄国的疑惧，通过资金技术援助和“反恐”军事合作，把富产石油的中亚诸国拉入美国的怀抱，进一步在经济和政治上孤立俄国，同时从西部威胁中国的地缘经济安全。
继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又在菲律宾开辟了国际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出动近千名美军对付根本不可能推翻菲律宾政府的区区500人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目的是尽快重返具有重要军事战略价值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18]。俄罗斯因财力困窘，不得不于2004年放弃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力量真空的出现为美国利用越南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顾虑，租用金兰湾基地提供了良机。印度的核武装化以及俄国对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国，俄国的外交意图是双重的：延伸俄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并牵制中国。印度则又巧妙地利用美国遏制中国的心理，通过积极支持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大大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成为南亚举足轻重的具有核威慑能力的军事强国。美国出于在南亚抗衡中国的需要，近年来不断密切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这就使中国途径印度洋的中东和非洲石油运输线处于极大的威胁之中。
台湾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是中美利益冲突的焦点，是美国在军事战略上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对台政策与台独势力的发展相互呼应，那就是在保持海峡两岸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励台湾渐进走向独立。美国当前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基础是承诺协助台湾防卫，并向台湾源源不断地提供先进武器。迄今，美国在售台武器的数量、质量和金额上早已突破了“8·17公报”的原则规定，而且近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进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开战，战争将不限于台湾海峡战区，以此恐吓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使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始终不放弃台湾，对台独势力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美国对华采取军事遏制态势、在东亚与日本联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积极研制旨在夺取全球军事战略优势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必然迫使中国适当加强军备，提高军事反击能力。但中美军事技术差距的扩大，中国对美国在外交上的一再退让，以及中国大陆对台湾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深刻背景洞察不足，而在对台一系列政治对策上的失误，不但增强了美国和台独势力的自信，也加深了两岸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业已存在的鸿沟，台独势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成为能够左右台湾未来走向的强大政治力量，因而两岸经济联系的加强非但没有削弱、反倒增强了岛内的台独倾向。面对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已到了不容回避、空前紧迫的地步。
两岸在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南辕北辙，已使得任何形式的和平统一的前景都极其渺茫。台湾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必然与美国迅速结成军事同盟。假如中国日后再想以武力收复台湾，军事上的风险自不待言，中国首先就会以一个“侵略者”的形象在巨大的国际道义压力下陷入全面孤立。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武力统一作为次佳（second-best）的选择方案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以武力逼和台湾，其前提在于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逼近美国，迫使美国认识到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同样要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从而放弃台湾。但中国在大规模提升军事实力方面不具有时间优势，台独恰恰在利用时间优势以争取空间，因此武力逼和的方案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可行。鉴于此，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就必须立足于以局部的军事优势速战速决，否则，任何形式的胶着状态（如对台湾实施长时期的立体封锁），不但不会迫使台湾投降，还将招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致使中国在军事上的局部优势迅速逆转为全面的军事劣势，从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但是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必然受制于冷战以来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因而改革开放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逐步融入到这一体系之中。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中国要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加入经济全球化。然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经济技术实力的差距往往构成有关各方利益分配上的差异，由此进一步拉大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差距，造成国家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称，使谈判结果更可能有利于实力强大的一方。这表明，经济开放本身存在着风险，这是任何国家在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都必须正视和警惕的一个基本事实。换句话说，只有在双方经济实力相当时，相互大规模开放市场才会带来真正的“双赢”，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当双方经济实力悬殊时，弱者就容易形成对强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使得“双赢”成为掩盖自身经济弱势和依赖地位的托辞。因此，在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技术自立实现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至关重要。
但是，中国急功近利的引进外资政策大大抵消了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连贯性，特别是中国自1992年以来积极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未能通过国内市场的大量出让而换来国外的先进技术，相反，还令本国产业遭受到严重冲击。一相情愿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暴露出官僚机构对于民族工业的自主振兴缺乏坚定的信心和承诺，加之国内体制上的种种积弊，中国产业振兴的目标遂屡屡落空。中国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在外资和国内低技术的非正规制造业的两头挤压下，发展规模相对萎缩，导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停滞不前，经济增长不得不日益依赖西方的技术和资本。
随着本国产业对国外技术依赖的不断加深和消费主义的弥漫，在中国国内产生了要求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此同时，官僚机构因无力振兴民族工业而产生的失败主义情绪与自由经济学家和统治精英共同制造的全球化的“双赢”幻觉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文化买办主义的空前泛滥。中国沿着依附式发展路径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形成巨大惯性。兴起于90年代初的经济全球化迫使中国加入了发展中国家相互争夺跨国公司投资的行列，与国际惯例接轨于是成为中国不可替代的政策选择。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经济体制的热衷，使中国联合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说辞流于空谈，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推进全球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并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世界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判断和对经济全球化的乐观情绪，则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对和平发展的热望，长期以来以“反霸”为宗旨的中国外交政策由此发生了悄然而深刻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过于偏重产出增长的发展战略和权力推动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紧张，这不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国家进行深入的体制改革的意愿和能力构成严重制约。出于必须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缓解社会危机和借助外力来倒逼国内改革的双重政治考虑和紧迫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骤然加快。中国在谈判中的让步之大和迫不及待，暴露出对国家的自主振兴缺乏信心，从而刺激了对方向中国漫天要价。由于“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要实现的目标，就是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的经济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以此令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挑战和抗争的能力和意志，从而“全面推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
为此，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谈判之机，积极推动中国建立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迫使中国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不再坚持外资企业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别保护，并在3-5年内开放金融、电信等关键产业，从而把中国的企业完全置于“全球平等竞争条件”（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辟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很显然，中国按照西方的条件加入全球化，必然进一步加深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和投资的依赖。
决定一国经济地位的是该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迄今尚没有一家大企业跻身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大企业的实力上升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竞争力仍然极度虚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强了本国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建立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已经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寡头垄断地位。因此，一旦加入全球化的中国大企业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致使中国的企业被迫沦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厂，因而全面置身于国际分工的底层，中国的工业化势将发生根本逆转。
但中国在入世初期可能遭遇部分企业的破产和失业的扩大，从而令早已严峻的社会不稳定雪上加霜，直接面对社会危机的基层政府就可能采取限制外国竞争的经济保护措施，而拒绝世贸规则的适用。按照世贸协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被视同中央政府的行为，但中央政府如果强制焦头烂额的地方政府履行规则承诺，恐难避免激起广泛的社会不满。为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谋士们在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把确保顺利实现中国内部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成功转变作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目标，其主要对策是：首先，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种渠道，与中国的官员和利益阶层（如大学以及与中央部委有关联的智囊机构）紧密合作，教育并培训将直接履行世贸规则的省级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加强中国改革（即世贸规则化改革）的步伐和方向”。
其次，安排人员访美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培训赞成履行世贸承诺的中国人，由他们再培训其他人，在中国人中培养“遵守规则的文化（culture of compliance）”。第三，将敦促中国履行世贸承诺的要求多边化，使它看起来并不是美国一家对中国的要求，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要求。很显然，前两条对策的核心是在中国培养政治文化买办，使他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第三条对策则恰恰是当前某些中国人言必称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翻版，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执行世贸协定的相互作用，需要美国保持不间断的关注，并保持迄今尚未达成的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间的协作。政策以及有关这些政策的讨论，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应把对华军事和政治战略加以统合。目前，美国加紧与印度合作以及对南中国海地区的渗透，已经对中国的海上商路和通往中东的石油供应线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石油消费的1/3依赖进口，其中的一半以上又来自中东，这就迫使中国从地缘经济安全的角度把眼光移向中亚和里海地区，但美国借阿富汗战争之机进入了中亚。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财富》杂志列出了中国最大的100家公司，大多为能源和石化类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这些产业也正是西方跨国公司出巨资加以整合的对象。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从何而来？仅仅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憧憬，还是因为其背后的政府对于掌控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有着越来越强的自信？！
在战后国际政治中，从二战结束直至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捍卫民族经济和政治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戴高乐将军的法国甚至在1968年迫使美国彻底退出驻法军事基地，推动法德联合反对美国的政治控制。这些一度延滞了美国构建战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但美国深知，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决不会容忍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国际分工并接受相关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此，美国除了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培养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心战，尤其是利用中国入世以及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宣扬民族工业和国家主权过时论，培养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崇拜，削弱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国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中国的内政基础和发展对策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收入和人文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却相当靠后，反映出中国离全面的现代化还相距甚远。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有关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权力寻租，造成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和地区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持续衰减。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张和计划生育在农村的松弛，使得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有限投入远不足以覆盖大量低素质的农村人口。农村税负的加重、农业收益的下降（包括1996年以来农村工业的萎缩）、特别是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扩大，迫使大量缺乏技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城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加上城市自身排斥出的失业人口，形成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而不合理的土地征用制度又便利了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强征土地来增加本级财政收入及招商引资。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构成了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也对非国有部门制造业的技术选择产生了错误诱导，从而延缓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权和注重产出规模的政治激励，造成了国内市场的分割以及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不仅妨碍了国内产业的技术进步，使国家的产业政策难以有效实施，而且，投资效益的低下，也对国家解决社会就业的总体能力形成制约。
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加剧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的内敛倾向，人口问题已构成现在和将来困扰中国发展的最大的内政问题。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的全球化唯独不允许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技能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无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是追求“第三条道路”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维护各自的民族国家边界，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冲击它们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方面都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发达国家人口的中产阶级化，过去是靠殖民掠夺，如今则靠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超额利用和对全球劳动力的广泛剥削，而这又与西方国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两极分化和平均收入水平的低下，制约了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整体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得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这类产品正是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中国较高的出口依存度使中国经济明显受制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日益枯竭，随着国内能源消费的扩大，进口需求迅速增长，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却恰恰处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地带的中亚和中东地区，稳定战略能源的供应必须要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主动权，而角逐地缘政治利益又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持，在这场角逐中任何的退缩势必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再者，中国入世后经济开放程度空前提高，产业安全、未来政治发展以及民族精神的存续均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些因素已使得必须在某种封闭的条件下潜心发展、以积聚国力的所谓“韬光养晦”战略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
在当今时代，通过开拓殖民地解决本土资源的不足和人口转移来推进工业化，无论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还是从现行国际关系的道义原则看都是行不通的。然而，通过改进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形成本国产业在技术上的世界领先地位，以对外投资和贸易的方式来解决本国资源所需则是可行的，这正是战后资源严重匮乏的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中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人均占有量则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生产具有低附加值和资源过度消耗的特点，在国际交换中以大量资源性产品换取国外资源的代价十分巨大，一旦本土资源枯竭，产业技术升级又未完成，中国为维持生产和就业将不得不耗费巨额外汇超量进口国外资源，由此可能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甚至引发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在既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又面临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后产业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只有励精图治，背水而战。经济发展应当首先立足于对本土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工业化所必需的一大批技术开发人才以及素质良好、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同时制定社会经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以缩小两极分化，为内需的扩大提供动力。为此有必要对全体国民的计划生育和优生实行严格的立法，坚决控制人口增长。
但即便人口增长停滞，中国的人口总量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十分庞大，中国目前有8亿左右的农业人口，其中1.5-2亿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假定工业化和小城镇的建立可以吸纳这部分农业人口，余下的农业人口仍有6亿多，无论如何达不到美国那样高的劳动生产率。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通过推行土地私有化来解决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主张，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很容易扭曲为严重的土地投机，使大批农民沦为失去土地的流民，从而把社会推向大动乱的边缘。而且，旨在促进农村人口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的城镇化恰恰需要农民的技术工人化（知识化），但教育又是一项长期的投资，需要几代人的艰巨努力，这就需要继续在农村保留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者。因此，鉴于中国农业的特殊性和解决城乡整体就业的困难，必须对中国的农业实行高度的国家保护和产业扶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证粮食自给。
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将会增强内需动力，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并促使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工业产业的发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能源短缺和土地资源持续下降的现实；在决定我国经济自强基础的战略产业上，必须坚决打破地区和行业壁垒，对石化、航空等战略产业实行内部整合，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战略产业的地理分布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以坚强的国家意志推动我国战略工业迅速崛起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这是事关我国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国家利益，必要时不能受到国际条约的束缚。
经济自强势将粉碎美国从内部控制中国的企图，但经济自强受制于我国在地缘政治和与美国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劣势，毋庸置疑，美国是决不允许中国崛起，向它主宰的国际秩序发起挑战的。中国“和为贵”的外交哲学和“永不称霸”的美好许诺，除了使不少中国人产生一种自我麻醉的“和平”幻觉和自鸣得意的“鸵鸟”心态外，既消除不了国际上弥漫的“中国威胁论”，更换取不了美国对中国的友善。事实上，即便中国并无大国雄心，而仅仅满足于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为此甘愿在外交上臣服于美国的霸权秩序以换取和平，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对世界资源迅速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必然引起与西方国家的斗争和冲突。然而，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辉煌的历史和独特文明的东方大国，一旦跨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是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抱负的，那将是对美国霸权最严重的冲击和挑战。
因此，像美国这样一个具有强烈竞争意识和危机感的国家，绝不会坐视中国“和平崛起”。美国选择在必要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如策动台湾独立），对中国沿海经济中心和内地的核战略基地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尤其是当美国在国家导弹防御（NMD）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将处于严重威胁之中。对此，我国应加紧研制反制NMD的新型武器系统，提高战略核导弹的数量和质量，确保我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和对美国在远东军事盟国的毁灭性打击能力。同时，大力加强海空军力量，确保我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并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驱逐入侵者，以保护我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及海底资源不受任何国家的侵犯。
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因此，在全力振兴我国民族工业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应当开展积极灵活的外交活动，坚决稳步地推进我国在东亚、中亚和南亚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安全保障。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崛起，但能否“和平地”崛起，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人的善意和容忍，更不能饮鸩止渴、拿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去换取，关键在于运用我们的智慧和意志使中国崛起的进程不可阻挡！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生存竞争空前激烈，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是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极其重要的精神武器。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内容有所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体现出的是一种自卫型的爱国主义情怀，它是近代的产物，最早产生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生存危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它的基本要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恢复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达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的精神诉求。不同于国家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生命力孕育在广大民众朴素的民族自尊意识中，是用以凝聚起不可动摇的民族意志，实现国家振兴和民族崛起的宝贵的精神资源。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美国霸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如果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平衡器，就容易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一边倒的情况和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严重涣散。
但是，由于民族主义可以与各种思潮和政权体制相结合，民族主义本身也存在着走向极端化的可能，民族主义的极端化，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均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中国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
当前，中国全部现存问题和矛盾的焦点均已汇聚到国内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上，尽管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危机将自动得到化解，但是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倡导新权威主义的“开明专制”理论、还是时下盛行的“现代仁政”学说，均不过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人治”论的翻版，早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因此，建立民主政治是中国真正走向繁荣富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中国只有实现了国家政治的民主化，才能培养起作为现代国家公民的中国人所应有的自尊和自信及对祖国坚定的信念和忠诚，从而彻底激发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中国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使中国跻身于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国外交也才能真正开拓出广阔的空间，从而极大地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