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勇: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敌友之间还是势同水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 次 更新时间:2018-10-13 15: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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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健勇  

  

   美国自二战后一直致力于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加速了这一全球体系的发展进程。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极的战略均势,国际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确立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优势,美国支配下的单极世界开始形成。地处远东的东亚大国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被美国视为对其未来世界领导地位和在东亚地缘战略利益的挑战,美国从外交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出发,对尚未纳入其主导下的远东国际秩序的新兴强国必然要加以遏制。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扰和战略包围步步升级,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国家安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崛起,当其向海外市场扩张以解决工业品过剩和原料不足时,面对的是已被瓜分殆尽的世界殖民地,要攫取殖民地,必然与列强和殖民地人民发生激烈冲突,美国认识到,与其建立代价高昂的殖民地统治,不如通过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控制关键性的市场来谋求殖民利益。与此同时,海权学说的兴起为美国向全世界扩张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提供了依据和动力。经过权衡与列强的实力对比,美国通过外交或军事手段积极扩张海外利益:在拉美实行“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列强的经济势力;接着,发动美西战争夺取波多黎各、关塔那摩(强租)、关岛和菲律宾;最后,在列强势力较大的中国鼓吹“门户开放”政策,挤入列强的势力范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通过发动美西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于列强的行列,由于没有多少殖民地的包袱,美国得以将国家利益巧妙地糅合在其冠冕堂皇的外交宣言之中。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总统出于个人的理想主义信念提出了“十四点”宣言,呼吁废除秘密外交、削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以及战后建立集体安全等,但当遭到日本和欧洲列强的强烈抵制后,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威尔逊仍然与后者达成了肮脏的交易。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的力量均衡,一贯依靠保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而维持独尊地位的英国,在德国的猛烈打击下几乎难以支持,美国于是走出孤立主义,积极谋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权和解决战后重大问题的主导权,并乘机挖英国的墙脚,排挤英国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利益,变“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为“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二战树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及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支配性力量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欧洲权力的失衡以及苏联在近东的势力扩张,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冷战从此开始。在二战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中形成的美苏战略均势,确立了战后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

   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新秩序的基础就是能够带来世界经济繁荣的所谓“全球自由经济体制”(global free economic regime),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输出或接受跨国投资,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而这种经济体系必须由新的国际权力结构来加以保障。因此,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并不是对苏联的全面遏制,而是精心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1)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2)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广泛的安全承诺稳定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政治秩序和相应的国际关系。

   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对西欧和日本提供了巨额援助,推动西欧(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的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重新繁荣,就不会倒退回统制经济(statism)或像战前那种封闭的经济和经济集团(如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联邦);而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的消费需求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将会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加快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就传统国际关系的规律而言,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悖于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二战后美苏的超强地位奠定了两极对峙的“雅尔塔体制”,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和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实现了核武装化,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因而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由于欧洲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所在,欧洲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美国建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成败,美国于是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欧缔结军事同盟,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确立了它在联盟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美国在西欧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对最具有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了有效遏制;同时,鉴于德国必将在战后欧洲经济复兴以及为西方世界提供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资源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美国又支持西欧国家推进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把德国纳入到了一体化的框架之内[6],由此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US-dominated alliance),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们看来,日本与其战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大大拓展美国全球资本主义的疆界。

   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in all eventualities)保持对日本的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的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战后东亚经济果然沿着美国外交战略设计的轨道实现了腾飞。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发愤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战略均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由于欧洲是美苏军事对峙的最前沿,一旦发生战争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美苏遂紧密控制各自的盟国,以防止被意外卷入,而把争夺的重点放在了中间地带的非洲、中近东和亚洲。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越战的失败在政治和心理上对美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美国被迫退出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印支半岛。70年代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Triad),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使“全球自由经济体制”面临严重挑战,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战略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急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逼迫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扩大了的世界市场,使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得冷战和经济成功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力量继续上升,相对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雅尔塔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蓬勃兴起,热点地区不断闪现,世界局势动荡不定,特别是中亚和中东这类地缘政治敏感地带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加强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美国从利用冷战建立其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在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的企图。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具备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从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并以“人道主义干涉”和反国际恐怖主义为由,在中东和巴尔干等地频频发起军事干预,甚至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多重的,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以加强对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控制。

   欧盟在总体的经济实力上已与美国旗鼓相当,然而,冷战的结束导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失去了原动力和意识形态(对“欧洲统一”的认同)上的坚定性,而越来越依靠行政力量的推动。由于共同体的凝聚力下降,欧盟的扩大不但未能弥合内部的分歧,反而加剧了成员国之间的利益纷争。因此,虽然不少欧洲民众和政治家在情感上希望欧盟能与美国相抗衡,但为此大规模增加军备开支势必扩大预算赤字,损害国民福利,从而削弱各国政府和民众对一体化的支持。况且,欧盟成员国大多也不愿轻易地把国防外交主权完全交给超国家机构,而欧盟内部恰恰又在关键性的国防和外交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就大大延缓了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欧盟要成为国际政治中名副其实的一极,前景还十分渺茫。对此,美国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仍继续支持欧洲的一体化,力图通过维持大西洋联盟的团结,不断扩展西方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空间,以迫使俄罗斯彻底就范,最终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欧亚安全体系;但另一方面,美国又利用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北约的作用、以及东欧与法德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建立起多重牵制机制来驾御欧盟。

经济强大的欧盟和日本并不情愿匍匐于美国的霸权之下,但其独立干预世界事务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却十分低下。事实上,在保持各自周边地区的稳定以及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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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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