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会新:集中审理模式下证据失权制度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 次 更新时间:2018-10-12 0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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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会新  

   【摘要】 适时提出义务是实现集中审理的重要一环,而适时提出义务的正当性亦离不开集中审理的制度体系。受对策性立法的影响,举证时限与集中审理在制度构建过程中出现了背离:2001年《证据规定》为提升诉讼效率而规定举证时限,未能在集中审理的框架内整体谋划,而当时当事人证据收集手段与程序保障的不足,又进一步消减了证据失权的正当性;至2012年《民事诉讼法》及其后的《民诉法解释》,集中审理的改革思路初步形成,争点整理程序得以完善,但证据失权却流于空文。举证时限应在集中审理的制度框架下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证据收集能力与程序保障情况,重构宽严得当的失权制度。

   【中文关键词】 证据失权;诉讼促进;集中审理;证据收集;程序保障

  

   出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严苛证据失权的反思,2012年《民事诉讼法》缓和了逾期举证的后果,《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更是对“不失权为原则,失权为例外”予以明确。在短短十余年间,证据失权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人们多从公正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加以解释,认为证据失权的严苛性导致了诉讼效率与实体公正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缓和逾期举证的后果有助于达致两者之间的均衡。公正与效率作为价值性判断,以此为标准展开对具体制度的分析,仅具有指向性意义,而难以得出明晰的结论。

   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之所以科以当事人适时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义务[1],并用失权效加以保障,并非仅仅为了在时间上加快诉讼进程,而是将适时提出义务作为实现集中审理的重要一环。通过当事人尽早提出攻击防御方法,可以在审前进行充分的争点整理,进而在庭审中集中进行证据调查与辩论,在促进诉讼的同时充实审理。可以说,脱离了集中审理的制度框架,攻击防御方法失权必然会在与实体公正的对抗中败下阵来;而缺少了失权的强制,集中审理也难以实现。在我国,随着“以庭审为中心”司改任务的提出,集中审理的改革思路已然明晰,对举证时限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亦应在集中审理的制度体系中进行。

  

一、集中审理模式下的适时提出义务


   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被科以适时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义务,并辅以失权效加以保障。从表面看,此义务重点在于敦促当事人尽早提出攻击防御方法,人们对其功能也通常从加快诉讼进程、提升诉讼效率方面加以理解。然而,适时提出义务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作为集中审理这一整体制度框架的一部分而产生的,并作为实现集中审理的重要一环而发挥作用。因此,对于适时提出义务的考察,有必要置于集中审理的制度体系中进行。

   (一)并行审理主义向集中审理主义的转型

   集中审理是为克服并行审理的弊端而出现的。并行审理的采行原本可以发挥口头审理的优势,使当事人与法官在数期日中于公开的法庭上通过主张与证据的随时提出,发现案件的真实,确保妥当的裁判{1}。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案件数量及复杂程度超出当初立法者的预见,并行审理主义所带来的弊端愈发明显。

   首先,容易造成审理散漫、效率低下。当事人在期日前缺乏充分准备,导致相互之间无从立即为适当的答辩。在第一次口头辩论期日中,当事人各自口头陈述事前已提交的起诉状、答辩状后,往往一方当事人会提出“需要下去准备才能提出对抗的方法”。为裁判的妥当起见,法院不得不另行指定期日。而待下一个期日,对方当事人又会提出类似的请求。而这多个期日被视为同一个口头辩论过程,当事人在多个期日中所为的辩论没有优劣之分,在判决的形成上具有同价值性。这不仅不能督促当事人尽早提出攻击防御方法,反而会诱使当事人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而在诉讼终结前才提出关键证据。于是案件往往要经过多个间隔的期日方能终结,形成“准备—开庭—准备”的诉讼状态,导致诉讼的拖延。

   其次,造成直接审理主义、口头审理主义和公开审理主义的空洞化、形骸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案件愈发复杂,需要经过多个期日方能达到判决的程度。而且,案件数量的激增客观上要求多个案件同时进入审理,这样虽然可以保证任何案件在进入法院后都能较早地得到审理,但同时也意味着法官需要兼顾的案件数量增多,单个案件不同期日的间隔被拉长,从而强化了法官对庭审笔录的依赖。在随时提出主义导致的“准备—开庭—准备”模式下,口头辩论被当事人断断续续的准备活动割裂,开庭审理缺乏实质性对抗,诉讼过程的重点从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当面口头对抗转向了在庭下书面材料的提交。另外,由于各个口头辩论期日均相隔较长的时间,导致法官不是基于一个连续的证据调查及言词辩论所得的新鲜心证下判决,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庭审记录。这种情况意味着口头主义、对席审理已经被架空或流于形式。口头主义的空洞化,减低了直接审理主义的功能,并阻碍了自由心证主义的健全化运用,在发生法官更替时更是如此。而且,流于形式且分散的口头辩论,使得一般旁听公众难以完整了解整个庭审过程,如果不是每次期日都出席的话,这个问题对于当事人也同样存在,从而使得公开原则丧失其实质意义{2}。

   综上,并行审理主义不仅导致审理期间的拖延,严重影响了诉讼效率,更严重的是损害了口头辩论的基本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书面审理的覆辙,在维持审判正当性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3}。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德国、日本纷纷将集中审理作为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即通过充分的争点整理,实现集中的证据调查。德国在1976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确立了经过一次口头辩论期日(主要期日)而终结诉讼的目标,以追求民事案件程序的集中紧凑{4}。为改变诉讼迟延和审理散漫,1996年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也转向了审理的集中化,将诉讼过程明确区分为争点整理和证据调查两个阶段,在争点整理的基础上集中进行证据调查,争取一举完成由当事人展开的证明活动及法官进行的证据调查,迅速达到能够做出判决终结案件的审理程度{2}118-120。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自1999年至2003年经过了三次大幅度修正,其中最大改革系实行集中审理制度{5}。在集中审理下,围绕争点集中开展证据调查与辩论,对于未能集中于一次口头辩论期日完成证据调查与辩论的,也尽量缩短每个口头辩论期日之间的间隔{3}141。因此,集中审理一方面使得诉讼更为紧凑,提升了诉讼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口头主义、直接审理主义得以贯彻,维持了审判的正当性,促进了审理的充实化与实质化。

   (二)适时提出义务是实现集中审理的一环

   集中审理是包含集中证据调查、争点整理、适时提出在内的制度体系。只有通过审前程序进行充分的争点整理,才能保障庭审中围绕争点集中进行证据调查;而只有当事人适时提出攻击防御方法,才有可能在审前完成充分的争点整理。正如德国1976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所指出的:唯有彻底的言词辩论期日的准备,才能为集中而有效率的言词辩论,而针对随时提出主义、言词审理主义的形式化等,作根本性的改革。

   一方面,争点整理是集中审理的前提。在争点整理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进入证据调查,不仅会导致审理的冗长化,也难以实现充实的审理。故此,无论德日都设置有准备程序,而审前程序的中心任务便是整理争点。德国为实现经过一次口头辩论而终结诉讼的目标,规定了早期第一次期日与书状先行两种准备程序(《德国民事诉讼法》275条、第276条)。具体采用哪种程序,由审判长或独任法官自由裁量,法律期待选择采用符合案件性质且可以完全迅速准备主要期日的准备程序,但禁止不经过准备程序而直接进行主要言词辩论期日。但早期第一次期日依情形事实上可具有如同主要期日之功能。1996年日本新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准备性口头辩论、辩论准备程序与书面准备程序三种准备程序,以达成有效的争点整理。只要不属于能够早期终结的案件,原则上都应该先经过准备程序来整理争点,形成审理对象,然后才指定主要期日集中开庭{2}118-120。受德日影响,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四种争点整理程序,在证据调查之前先行整理争点,证据调查应围绕争点进行{5}200-201。

   另一方面,攻击防御方法的适时提出是争点整理的前提。如果当事人在口头辩论期日仍可提出攻击防御方法,审前程序的争点整理任务势必无法完成。因而,双方当事人尽早提出攻击防御方法是争点整理的前提。为有效整理争点,德日均要求双方当事人尽早提出攻击防御方法,并规定失权效予以强化和保障。在德国,区分违反一般诉讼促进义务与个别诉讼促进义务,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失权要件。对于违反一般诉讼促进义务的,要求逾时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系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逾时提出、接受该逾时提出的攻击防御方法将导致诉讼迟延等三个要件同时具备,方导致失权。而对于违反个别诉讼促进义务的,逾时提出者有轻微过失,即可能发生失权效果,除非逾时提出不致诉讼迟延或者有充分的免责事由。相比德国,日本对于逾时提出失权的态度更为宽容,无论违反一般诉讼促进义务还是个别诉讼促进义务,都要求逾时提出行为、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将导致诉讼迟延后果三个要件同时具备。在通常情况下,当对方当事人未请求时,只要一方当事人并非故意和重大过失,也不以诉讼拖延为目的,那么这些逾期证据极有可能被法官采纳,排除失权后果。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在于避免当事人提出无用之假定性主张或缺乏必要之证据以阻碍诉讼{5}309。

   综上,适时提出义务作为实现集中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争点整理、集中证据调查共同构成了集中审理的制度体系。只有当事人尽早提出攻击防御方法,才能在审前完成争点整理,也才能为充实、集中的审理做好准备。因而,适时提出义务的功能超出了缩短诉讼进程的层面,而具有了充实审理的意涵。而且,基于失权效的威慑,当事人更倾向于尽早提出攻击防御方法,法院亦可借此充分收集事实与证据,这不但有助于促进诉讼,而且有利于发现真实。

  

二、逾期提出失权的正当性基础


   尽管从集中审理的制度体系观察,适时提出义务具有发现真实、充实审理的功能。但不可否认,在驳回逾期提出的攻击防御方法的情形下,失权与发现真实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为此,除从集中审理的制度框架下对逾期失权进行观察外,尚需对逾期失权的正当性基础进行分析。

   失权效是对违反适时提出义务当事人的制裁,使其就逾时提出行为负自己责任{5}329。因而,逾时提出而失权的正当性应从自我责任中谋求。自我责任是指当事人应对基于其自我选择而做出的决定或行为承担责任,其前提包含两个因素。一是自我选择。自我选择要求当事人具有选择的自由,如果客观情势决定当事人只能做出一种选择的话,那么该当事人并不具有选择的自由。二是自我决定。自我决定要求当事人在知晓行为后果的前提下作出决定,即当事人对其选择可能导致的后果是知晓的[2]。逾期失权的正当性亦应表现为上述两要素的满足。

   (一)证据收集权的保障是自我选择的前提

只有在当事人有能力适时提出时,方可认为其有选择的自由,此时对逾期提出行为加以制裁也才具有正当性。相反,若受制于客观障碍而逾时提出,对其予以制裁便不符合自我责任的要求,也便不具有正当性。有较多文献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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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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