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建勋: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互动中的银行股东道德风险规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 次 更新时间:2018-10-12 00: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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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建勋  

   【摘要】 银行股东道德风险是银行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对其产生的负面激励,股东有限责任、存款保险、对问题银行的救助以及规避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是其产生的重要诱因。矫正银行股东道德风险的制度演变,呈现出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互动融合的趋势。该趋势是公私法合作规制理念的体现,旨在实现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之平衡。导致银行股东道德风险的上述因素在我国不同程度存在,我国金融市场约束机制不够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缺乏有效的私法制度支持,缺乏体现银行公司治理特殊性要求的制度安排;银行资本监管制度与限制银行股东权的规定均有待完善。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我国应当以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互动为中心,完善对银行股东道德风险的法律规制。

   【中文关键词】 银行股东;有限责任;大而不倒,金融创新;道德风险

  

一、银行股东道德风险规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大现实挑战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既要防‘黑天鹅’,也要防‘灰犀牛’。”{1}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处于中心枢纽地位,银行业风险防控是我国金融风险防控的重中之重。我国当前存在的“灰犀牛”风险隐患,如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及国有企业高杠杆等问题,无不与银行道德风险具有莫大的联系。加强和完善银行道德风险的法律规制,对于防控我国银行业的金融风险,维护我国金融稳定,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Kevin Dowd所言,道德风险在金融体系与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合理控制道德风险是制度设计的主要任务之一,各种类型的合同、企业与市场的各种组织方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应着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在金融危机发生原因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金融监管改革的制度设计与预防金融危机均需要认真关注之[1]。公司契约理论表明,公司是“一系列合约的连接”,有着股东、经营管理人员、雇员、债权人、原材料供应商、客户等多个参与方,他们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异质性[2]。作为一个公司,银行是银行的股东、管理层及债权人等多方参与者之间的系列合约的连接,其道德风险的范围应包括银行的股东、管理层及债权人等有关主体的道德风险。鉴于银行道德风险规制是一个横跨众多领域的宏大问题,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银行股东的道德风险问题。

   在我国金融实践中,银行股东的道德风险问题已经显露无遗。例如:2017年3月24日,辉山乳业被曝负债100亿余元,其第二大债权人是吉林九台农商银行,授信高达18.3亿元。若该借款变成坏账,该银行2016年的净利润几近为零。辉山乳业的董事长、第一大股东杨凯,也是九台农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2}。这是大股东利用银行控制权为自身或其关联企业提供信用支持的典型事例。监管部门充分认识到了银行股东的道德风险,掀起监管风暴,补充完善银行股权管理的短板,防止银行沦为股东提款机{3}。

   从国际上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凸显了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股东的道德风险。大型金融机构的股价在危机中仍然维持在高位水平,这说明对大型金融机构的财政援助扭曲了信用市场的期望{4}123-124,诱发了这些机构的股东及其债权人的道德风险。银行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银行(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以下简称“SIBs”)股东的道德风险成为巴塞尔委员会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关注的问题,也是欧美各国在危机后完善银行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所在。

   国内国际的现实表明,加强和完善对银行股东道德风险的法律规制,是防范化解我国金融风险的重大挑战。如何应对该挑战?笔者以为,银行股东道德风险是银行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对其产生的负面激励,应当秉承公私法合作规制理念,既要完善银行公司治理,也要加强对银行股东尤其是大股东的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在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的互动中实现对银行股东道德风险的有效规制,以实现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银行股东道德风险的规制路径: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的互动

  

   (一)银行公司治理与监管互动的现实基础: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一般的公司治理对于银行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但是银行公司治理有其特殊性。有国外学者指出,银行与一般企业存在以下不同:其一,对于以资产与负债期限错配作为经营基础的银行,流动性具有重要意义,金融危机凸显了加强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重要性,当银行发生流动性困难时,为了避免发生银行挤兑事件,中央银行要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向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其二,银行是从事高杠杆率经营的机构,高杠杆率意味着高风险,以银行最低资本要求为核心的审慎监管就是为了控制银行经营的杠杆率;其三,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比一般的企业更加不透明,如银行发放的贷款及所持有的资产支持型证券(ABS)、担保债务凭证(CDO)及信用违约互换(CDS)等资产的质量,不如实体企业的机器、厂房等实物资产那样容易为债权人所了解,银行甚至都难于准确评估其他银行的资产风险,可见,银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之于一般企业更为严重;其四,银行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单个银行的风险很容易在银行系统传染,进而诱发银行系统性风险{5}10-11。

   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相对于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银行资产负债的不透明降低了银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激励合约的有效性;银行持有的组合型资产使得银行可以利用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工具迅速改变银行资产的风险状况,使得管理层达到其报酬所需要的业绩目标;由于管理层报酬与银行的股票价格高度关联,而冒险策略有助于提高股票价格,故银行管理层具有增加银行经营杠杆率的激励;存款保险会促使银行采取更加冒险的经营策略,从而弱化市场机制对银行的约束力;控制权市场对于银行公司治理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不及其他行业,尤其是对于大型银行更是如此{5}13-14。

   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还体现在金融监管对于其公司治理的重大影响。有学者指出:“监管是独立和区别于市场的一种外部治理力量;监管是银行内部决策的一个明确和独立的维度;监管代表着独立于企业之外的外部利益;作为外部当事人的监管方与银行形成了风险共享关系。”{6}17该学者认为:“代理理论至少具有三个假设:正常或竞争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是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最优资本结构要求有限的财务杠杆率。”{6}6但是,这三个假设条件明显不适用于银行。因为银行市场是一个受到监管的市场;银行面临的代理问题更加复杂,除了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至少还有存款人、银行及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有者、管理者及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借款人、管理者与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金融中介机构的银行,其财务杠杆率高,银行贷款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存款人和金融债券持有人{6}6-7。因此,作为一般企业之公司治理核心的代理理论不完全适用于银行的公司治理。

   (二)银行公司治理与监管互动的风险根源:银行股东道德风险的成因阐释

   1.有限责任与存款保险是诱发银行股东道德风险的制度原因

   股东与公司各自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股东作为公司成员,享有股东权。“股东在名义上虽丧失其出资之所有权,但在实际上,其所有权变形为股东权。”{7}103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是公司法赋予出资者的特权,对债权人而言,有限责任意味债权人放弃向出资者直接追索债务的方便;股东获得有限责任之特权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放弃对出资所形成的公司财产的直接支配权;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有限责任是为了降低投资者的经营风险,促进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8}65。

   有限责任制度有其相应的成本与收益。有限责任制度的收益表现为:降低了投资人监督其代理人的必要性,多元化投资和消极监督是投资人在有限责任条件下的理性策略,有利于降低公司运作成本;有利于降低股东之间相互监督的成本;有利于促进股份的自由转让,进而促使管理者提高经营管理能力{9}41-43。19世纪中叶的立法确立有限责任原则主要是基于以下法理——它有利于促使社会公众将富余资金投向资金量需求大的项目,因为让他们以个人全部资产承担风险,将会大大降低其购买公司股份的积极性{10}。有限责任的另一优势是有利于公开证券市场的运行。“因为它使投资者无须关注同伴投资者的个人财富状况。如果规则是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同伴投资者的财富增长后,我的股份对我来说更加值钱(因为我一超出自己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来承担公司债务的可能性会降低),反过来,如果我的同伴股东的财富下降了,我的股份将更不值钱。因而,有限责任有利于公司的股份按照统一的价格在公开交易所进行交易。”[3]

   有限责任制度的成本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在获得公司经营活动的全部收益时,没有承担公司经营活动风险所致的全部成本,其中一些成本由公司债权人,尤其是非自愿债权人承担,这就是国外学者所言的有限责任导致的道德风险{7}49。对于银行股东来说,“最坏的情况也就是股价为零,这就使得股东与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之间产生清晰的利益分界。”{11}131作为银行债权人的存款人,面临的风险会因为股东责任的减少而增加,存款保险固然可以应对这些风险,加强对存款人利益的保护,但是风险只是被转移给了存款保险机构{11}132。存款保险不仅会给被保险的存款人带来道德风险,极大地降低被保险的存款人关心银行风险状况的激励,而且也会给银行股东带来相应的道德风险,使得银行更加倾向于冒险经营,因为在银行冒险经营成功时,银行股东可以获得收益;在银行冒险经营失败而破产时,存款保险机构要承担损失。一些国外学者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认为,对于濒临倒闭的银行股东而言,存款保险制度与有限责任制度结合在一起成为银行股东持有的一种“看跌期权”[4]。

   2.金融创新对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的挑战与银行股东道德风险

   金融创新冲击着以往公司治理的理性基础,有学者将这些冲击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机构投资者的兴起使得所有权与控制权从分离走向融合;层出不穷的结构性创新型金融产品使得公司资本结构上的股权与债权不再泾渭分明,冲击着股东至上与股东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公司治理理念;金融创新趋势下股权互换、股份出借、买空卖空、对冲等金融衍生工具的盛行,使得传统公司法上具有对应性的股份的投票权与收益权出现了普遍性分离,深刻改变了股东的风险、利益与责任的配置结构。例如,空洞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金融衍生交易工具将其在公司的利益转让给他人,同时保留投票权,空洞投票的股东在行使投票权时事实上已经不对公司享有经济利益{12}62-96。从风险视角看,空洞投票的股东实质上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转移了其行使投票权可能产生的经济风险,有可能诱发新的股东道德风险。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规避,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利用金融创新进行监管套利。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向信用记录差、还款能力弱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因为该按揭贷款经过资产证券化以后,银行可以将贷款风险转移给购买这些证券的投资者,而且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这些次级贷款从其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可以提高其资本充足率水平,有利于满足银行监管部门的资本监管要求。

银行是金融创新的重要推动者与参与力量,金融创新是诱发银行股东道德风险的另一重要原因。例如,被誉为“金融炼金术”的重大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降低了银行和抵押贷款经纪人监督借款人风险的激励{1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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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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