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荀子的治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 次 更新时间:2018-10-08 21: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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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政道是关于政权的道理,而治道包含之道和治之具。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传统治道模式经过了三皇以道治国,五帝以德治国,三王以功治国,五霸以力治国四个阶段。荀子是先秦治道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总体治道思想上发挥了孔孟人道为本的思想,在具体内容上形成了隆礼重法的礼法合治观,德主刑辅的德刑兼用观,粹王驳霸的王霸并用观,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法兼取观等。这些思想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治道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我们重视传统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确立文化主体意识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的治道思想和经验,构建中国现代治道体系,复兴传统礼乐文化体系和礼治治国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配合,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

   关键词:荀子;治道思想;现代治道体系,复兴传统礼乐

  

一、政道、治道


   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政道与治道》一书出版,提出其“政道”与“治道”说,从“政权”与“治权”二分的角度解析中国传统的治国理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牟宗三先生将政治(权力)分判为“政权”与“治权”,认为“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中国在以前于治道,已进至最高的自觉境界,而政道则始终无办法。因此,遂有人说,中国在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亦如只有吏治,而无政治。吏治相应治道而言,政治相应政道而言。”[①]所谓政道即是关于政权的“道理”,“政道”,即“政治上相应政权之为形式的实有,定常的实有,而使其真成为一集团所共同地有之或总持地有之之‘道’也。”所谓“治权”,即“措施或处理公共事务之运用权也。”[②]相应的,所谓“治道”,“就字面讲,就是治理天下之道,或处理人间共同事务之道。其本质就是‘自上而下’的。无政道的治道,尤其顺治道的本质而一往上遂,故言治道惟是自‘在上者’言。端本澄源,理固应如是。治道之本义只是一句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它表示一种‘智慧之明’。是以在上者涵盖愈广,则治道亦随之而愈广大精微。”[③]至于政道与治道的关系,牟宗三说:“治道者,在第二义制度下措施处理共同事务之‘运用之道’也。政道是一架子,即维持政权与产生治权之宪法轨道,故是一‘理性之体’,而治道则是一种运用,故是一‘智慧之明’。”[④]这即是说,政道与治道构成一种本末体用的关系,前者派生后者,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运用,而此二者则是或者说应当是一种外在分离的关系。牟先生对“政权”与“治权”、“政道”与“治道”、“政治”与“吏治”的分疏就现代学术体系而言可以说是言之成理的,但是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则未必符合若节。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当中,“治道”是一个复杂而自成体系的概念,“既包括‘治之道’,又包括‘治之具’;既包括‘治之本’,又包括‘治之事’;既包括思想原则,又包括制度措施;或者用现代政治学的语言来说,既包括政权成立之道理,又包括政权运用之道理。”[⑤]

   先秦诸子中已经把“治道”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来使用,最早如《墨子·兼爱中》云:“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也。”墨子把“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称作“圣王之法”,亦即“天下之治道” 。《荀子·正论》篇称:“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葬,……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盗也,必以有为,不以备不足,(足)则以重有余也。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当厚优犹(不)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故盗不窃,贼不刺。”“抇”是指盗墓,当时社会上对盗墓有流行的说法,说是古代没有人盗墓是因为普遍实行薄葬,而后世盗墓猖獗是由于人们厚葬引起的,荀子认为这是不懂得“治道”的说法,然后他进行了解释。《韩非子·八经》有:“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诡使》又有:“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在这里,韩非在圣人如何“治理天下”的意义上使用了“治道”一词,其指涉内容不仅包括赏罚、禁令、利、威、名等为治手段,提及“必因人情”的人性论依据。《吕氏春秋·知度》则称:“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这里推论了除奸、治官、性命之间的逻辑关系,强调这些因素对于治道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秦汉以降,“治道”一词则得到了更为普遍的使用。秦始皇在二十八年泰山刻石中说:“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史记·秦始皇本纪》)汉初儒者陆贾《新语·明诫》:“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应于上。”治黄老道家之学的胶西盖公称:“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汉书·贾谊传》载贾谊《陈政事疏》:“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汉书·文帝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汉武帝时博士公孙弘上疏自称:“愚心晓然见治道之所以然也。”《汉书·宣帝纪》载宣帝神爵三年八月诏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翼奉传》载汉元帝时东海人翼奉称:“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汉书·礼乐志》载:“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这样看来,“治道”一词已为先秦诸子普遍采用,秦汉以来更为从帝王到朝野士人们所广泛使用。

   今天看来,所谓“治道”的义蕴涉及为治的价值指导原则、认知判断标准、人性论依据、天人关系论、无为论、教化论、君主修养论、官吏的任用与考察原则、行政的控制幅度原则等治理国家活动中的各个方面,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所谓“治道”,其指涉范围包括了中国古代学者们针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构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知识体系,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治道”广义上的理解。《庄子•天道篇》:“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刑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依据《庄子》的分判,我们说“治之具”作为方法、工具、器物、制度,是“治”(管理)的质料因,它的性质是“有用”,对“治之具”的研究所寻求的是方法、工具、器物、制度的有效性的改善,是研究效率的问题,因而是科学的;“治之道”则是对此方法、工具、器物、制度的取舍评判的标准它所关切的是人类的文化价值理想,所以是哲学的,作为“治”的形式因,大体相当于“治之理”,可谓狭义的“治道”。事实上,就“治”的实现而言,“治之具”与“治之道”则不可须臾离,因此,从逻辑上说,应当具有一个“共名”来统摄此二者,由此考察二者的关系问题才成为可能,这个概念同样可以说是广义上说的“治道”。[⑥]简单地说,广义的“治道”即治国的思想原则,也包括“治之具”即治国的制度措施。在“治之道”方面一般的原则有:天下为公、民本、人治、无为而治等,具体的模式有道家的“道治”、“天治”;儒家的“德治”、“礼治”、“仁政”等;法家的“势治”、“法治”、“术治”;儒法兼综的“礼法兼用”、“德法并行”、“人法兼资”等。在“治之具”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体制有权力架构、职能分工、权力制衡以及吏治方面、经济方面、军事方面、法律方面、文化方面的制度措施。[⑦]在我看来,“治之道”属于政治哲学,而“治之具”属于制度建构,前者是是体,是本,后者是用,是末。本文对于荀子治道的探讨,可能既涉及到“治之道”方面,又涉及到“治之具”方面,但由于篇幅的原因,不可能进行全面的阐述。

  

二、治道的源流

  

   对于中国传统治道的模式,近代以来学者们有不尽相同的概括,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把传统治道概括为道家的“无治主义”, 儒家为“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礼治主义”),墨家为“新天治主义”,法家为“法治主义”(或“物治主义”),并把它与“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区分。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把传统的治道分成三个系统: 一是儒家的德化的治道﹐二是道家的道化的治道﹐三是法家的物化的治道。其实,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治道模式的历史演变早就有过清晰地表述,兹摘引部分资料于下:

   《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象世顺机,三王肉刑揆渐加,应世黠巧奸伪多。’”

   《商君书·修权》:“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

   《礼记·乐记》:“五帝殊时,不相颂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吕氏春秋·先己》:“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后事,故事莫功焉;五霸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

   《孔丛子·论书》:“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上见尧舜之德,下见三王之义。”

   《孔子家语·五帝德》:“宰我曰:‘请问帝颛顼。’孔子曰:‘五帝用说,三王有度,五帝久远故用说也,三王迩则有成法度。汝欲一日遍闻远古之说,躁哉予也。’”

   桓谭《新论·王霸》:“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霸)以权智。”[⑧]

   阮籍《通老论》:“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

   黄石公《三略》:“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行焉。王者制人道德,降心服志,设矩备衰,有察之政,甲兵之事备而无争战血刃之用,天下太平。”

   概括以上材料的意思大致是说,上古时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也就是说人们按照天地运转的自然法则劳作生活,无所谓权力,不存在政教,天下自然太平,这是最高的境界。到了五帝的时代,以德来治天下,这已经差了一层,已经是有为而治了,但是仍然是相当高超的政治。再往下到了三王时代,仁义之类的道德规范有了,政教法令有了,权谋智术有了,甲兵之事也有了,可以说是每下愈况。所谓三王的时代也就是夏、商、周三代。

   北宋邵雍将社会历史的发展化分为四个阶段:皇、帝、王、伯(霸),认为世运的转变是每况愈下,且是循环变化的,并在《皇极经世书·观物篇》概括了人类以来四个阶段的治道模式:三皇时代以道治国,五帝时代以德治国,三王时代以功治国,五伯时代以力(法)治国。他说:

   三皇同意而异化,五帝同言而异教,三王同象而异劝,五伯同数而异率。同意而异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无为无有之谓也。无为者,非不为也,不固为者也,故能广。无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固能大。广大悉备,而不固为固有者,其唯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归焉。……

   三皇同仁而异教化,五帝同礼而异教,三王同义而异劝,五伯同智而异率。同礼而异皆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夫尚让也者,先人后己之谓也。以天下授人而不为轻,若素无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无素有者,谓不己无己有之也。若己无己有,则举一毛以取与于人,犹有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是故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归焉。……

三皇同性而异化,五帝同情而异教,三王同形而异劝,五伯同体而异率。同形而异劝者必以功。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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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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