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5 次 更新时间:2018-10-08 21: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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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无为而天下归之”。以德化民、民以自化,故可达成南面而治的“无为之治”。孔子还说:“无为而治者,其尧舜也与”(《论语·卫灵公》)。这似乎与老子的“无为而治”一样,其实不同:老子“无为而治”是植根于愚民去知,而孔子“无为而治”是建基于民之道德自律。孔子把社会治理寓于为道德教化,以道德教化为政之至理,治国之根本。徐复观先生如是评价孔子的德政观:“孔子在政治上的无为思想,极其究,乃是以教育代替政治,以教育解消政治的思想。这是德治最主要的内容。”[18]修己、正心本是个人道德修养问题,但在孔子看来,个人的道德修养已超出了私人空间,变成一种社会行为,是政治的根本。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可见君子不仅求己之道德精进,而且要兼济众生,即所谓“内圣外王”。在这一思路下,政治就是道德人格的推衍,社会治理过程即是为政者道德感化的过程。《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在回答子路问政时曰:“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强调为政者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主张以为政者个人的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孔子还认为治国从政者要遵守恭、敬、惠、义等道德“准则”,即“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礼记·礼运》)。对此学者评述说:“孔子思想着之‘政’,不仅与近代学者所论者不同,且与古希腊柏拉图之说亦有区别。近代论政治之功用者不外治人与治事二端。孔子则持‘政者正也’之主张,认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与教育同功,君长与师傅共职。国家虽另有庠、序、学、校之教育机关,而政治社会之本身实不异一培养人格之伟大组织。”[19]

   在“正人先正己”的基础上就会有“上行下效”的社会效应,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孔子认为为政者每实行一善,百姓就会在其感召下趋向于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论语·子路》)这就比较深刻地揭示和说明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众心理,也说明了执政者的品德作风对广大民众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孔子还把为政者的品德作风比作“风”,把百姓的品德作风比作“草”,“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为政者的品德作风就象清风拂草那样对广大百姓有着重要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即从政者具有高尚的德操,就会为百姓做出榜样,从而带动社会风气。当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而向孔子请教时,孔子回答:“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如果从政者本人能够修养自身,做到清政廉洁,不纵欲贪财,那么即使奖励偷盗,人们也不会去干。可见从政者的道德品行不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且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孔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奠定了后代统治者以道德教化治国和后世儒者化民成俗的思想基础。

   孔门后学向内探求,更关注教化对人的内心德性培育的意义。郭店简《五行》对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深入探讨,认为“不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圣是“行”,而“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圣是“德之行”。这里,“形于内”是指内心的五种道德行为的依据,犹如《中庸》所说的“未发”状态;“不形于内”是指外在的五种道德行为活动,犹如《中庸》所说的“已发”状态。《性自命出》云:“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

   孟子、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结合社会的变化进行了发挥。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认为道德教化从治本入手,是实施善治的前提和基础,提出了“仁政”学说,指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孟子·万章上》)孟子还强调执政者应重视在学校教育中贯彻人伦道德。《孟子·滕文公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朱熹注:“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共之,无异名也。伦,序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矣。”说明古代基层学校教育主要是伦理道德教育。

   荀子进一步深化了孔孟的思想,认为治国的关键还是德教,即以道德教化百姓,而教化百姓应以正己修身为本。荀子继承了孔子“政者,正也”的思想,主张以正己为治国,“‘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在治国中占有重要地位,“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盆也,民者水也,盆圆而水圆。”“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荀子·君道》)“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荀子·正论》)“其臣下百吏,污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悫,是明主之功已。”(《荀子·富国》)他是天下万民的楷模,君为仪,民如影,君为声,民如响,仪正而影正,声起而响应。这些言论充分肯定了为政者“身正”对于下属及百姓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强调“正人先正己”的重要性。

   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由于诸多原因没有办法得到落实,到了秦汉以后,随着儒家走向政治舞台,汉初诸在反思秦严刑峻法,不行仁义,二世而亡的前提下,强调“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新语·本行》),努力使道德教化与政治结合起来,以政府的力量落实到社会现实中。陆贾认为非教而不能成善,“夫法令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为之者哉?教化之所致也。故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化使其然也。”(《新语·无为》)再严苛的“法教”也不能使人产生孝悌之心,廉洁之行,因为道德是靠教化而不是靠法律惩罚出来的,教化是君主推行仁政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贾谊认为君主的道德教化是政治中的要务:“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新书·大政上》)强调治理国家要“道之以德教”,“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汉书·贾谊传》)

   董仲舒认为秦之亡国是缺乏道德教化所致,因此他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举贤良对策一》)。进而,他从自己的性三品论出发,认为中民之性只有通过教化,才能使其“善”从潜在性转化为现实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复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绾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春秋繁露·实性》)董仲舒认为治理社会必须以德善化民,“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汉书•董仲舒传》)

   道德教化的基本内容是孝悌忠信这些德目。

   《孝经•开宗明义章》“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广要道章》:“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孝经•广至德章》:“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我教你们孝道,是要你们用孝敬自己父亲的心情对待人家的父亲,教你们为人兄弟的道理,是要你们把对自己兄长的恭敬心情用到社会上那些比你年龄大的人身上,教你们为人臣子的道理,是要你们用尊敬自己国君的心情尊敬普天之下的国君。《孝经•广扬名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什么是“移”?移就是迁移,就是扩展,就是推广,就是延伸。孙中山先生曾说:“讲伦理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不能没有孝。”[20]

   贾谊强调孝悌之道对于政治的意义:“事君之道,不过于事父”,“事长之道,不过于事兄”,“使下之道,不过于使弟”,“慈民之道,不过于爱其子”,“居官之道,不过于居家” (《新书·大政下》)

   董仲舒认为教化的具体内容主要就是伦理纲常。如在《天人策》篇中谈到“以教化为大务”时他说:“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于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说:“政有三端: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所以,为政者必须“先之以博爱,教之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无疑,这些都是伦理纲常中事。他又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说,通过对万民实行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化,使之能够自觉按照封建伦理纲常的要求去行动,从而达到君子之列。这就是董仲舒王教的具体内容和最终目的。

   中国古代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确认了“教化为本”的治理原则,且逐渐形成并完善了社会教化体系,即官方与非官方教化组织二元同构性体系,使寓治于教得到具体落实。

   中国古代乡村道德教育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乡官里吏的道德表率与道德教化来实现乡村的治理。由于民众与最高执政者并不直接相处,所以,大量的道德教化工作要靠各级官吏去做,这就使官吏们的素养同样显得十分重要。贾谊认为:“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贾谊《新书·大政上》)因此,古人强调只有官吏修养好了,才能担负起管理,教化民众的任务,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就表达了这一深刻的道理。古代乡官初置,其意义主要是为民表率,垂范乡里,其次才是行政职能。只是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其行政意义才渐次扩大。自秦以来就有三老乡官的设置,多半由本地的大户、族长充任,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教化民众。两汉时期,乡官里吏的表率作用仍居重要地位。当时,每乡都置三老,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教育体制。《汉书·高帝纪》云:“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秦彭为山阳太守时,“择民能率众者以为乡三老。”(《东观汉纪》)同时,在乡里还推举孝悌、力田、廉吏。《汉书·文帝纪》十二年三月诏:“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在乡以下,又置里正、伍长、父老等,其职能也主要是“劝导乡里,助成风化”(《后汉书·明帝纪》)。上述三老、孝悌、力田、里正、伍长、里父老的共同职责就是推行教化,为民表率。如果乡官里吏教化不善,就要承担失职责任。汉武帝时曾遣司马相如以檄书晓谕巴蜀曰:“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汉书·司马相如传》),韩延寿为左冯翊,有昆弟争田,“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汉书·韩延寿传》)可见,乡官之设,旨在推行教化,是当时的一种道德教育制度。

汉代循吏作为君主政治治下的模范官僚,不但是君主的忠良之臣,也是儒家德治传统的象征和百姓心目中的清官,其中的主体部分是入仕的儒士。所谓循吏,据《汉书·循吏传·序》师古注曰:“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即对上能奉公守法,遵循儒家文化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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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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