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骊山坑儒谷与秦文化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3 次 更新时间:2018-10-08 20: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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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围绕秦始皇“坑儒”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集中就骊山坑儒谷的相关史实进行梳理。学界过去从政治方面对“坑儒”问题的反思已很多,本文主要从文化方面追根溯源,挖掘这一残暴行为背后的文化原因,发现坑儒与秦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坑儒”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也为后世帝王镇压不同政见者开了恶例,甚至影响到了当代。今天,我们正在走出历史的误区,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大好机遇。

   关键词:坑儒;坑儒谷;反思;文化原因;秦文化;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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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是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史籍对此多有记载,历史学家也多有论述。但是各类书籍只对焚书作了详细记载,对坑儒一事则显得十分笼统。并且在坑儒的问题上,还出现了歧议:对于坑儒的次数,有的说只有一次,有的说有过两次坑儒;对于坑儒的数量,一说坑了460余个,一说坑了1600余人。更有说秦始皇只焚书,没有坑儒。在秦朝的历史上到底是否有过坑儒事件?“坑儒”的时间、地点、儒是指儒生还是指方士还是儒生和方士?坑儒与秦的迅速灭亡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集中就骊山坑儒谷的相关史实进行梳理,然后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及这样的事情对秦乃至其后的中国历史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骊山坑儒谷的相关历史


   秦始皇骊山坑儒一事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这个悲惨的事件外人不得而知,一直隐瞒了二百余年之久。因为还没有发现有别的古籍有记载,所以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但是,卫宏是汉光武帝时的著名学者,是治学严谨的史学家、训诂学家,他的著作都是经过长期的深入采访、研究、整理才写出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在这篇序言中披露此事,以他的治学态度,应该不是信口开河。再则我们知道东汉光武帝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在征战时就重视儒学。每到一处就征集古代典籍,并且拜访当地著名的儒学人物,请他们当官或者封即位后比较开明,好儒任文,以儒治国,重视学术研究,所以卫宏揭露的秦始皇第二次坑儒应该有很高的可信度,在后来的学术界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唐朝张守节编写《史记正义》时将这段史料编入了史书。唐朝颜师古注《汉书·儒林外传》也引用了这段故事:“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元代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这样说:“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令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人。”《文献通考》又云:其后秦始皇再坑儒生七百人于骊山脚下……秦始皇命人种瓜骊山山谷中之温处(即此鬼沟)……诸贤解辩至则(儒生们觉得山中种出瓜来不可思议,便前来观其真伪),伏机弩射自谷上填土埋之,历久声绝。传云,诸生阴魂不散,天阴雨湿,鬼声凄厉,村人称之为“鬼沟”。《太平御览》所引《古今奇字》记述也同意这一说法:“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硎谷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而填之以土,皆压死。”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关西道三·昭应县》:“坑儒谷在县东南五里。始皇以骊山温处令人冬月种瓜,招天下儒者议之,各説不同,因发机陷之。唐玄宗改为旌儒乡,立旌儒庙,贾至为碑文。”

   历史上人们借坑儒谷表达对儒生的同情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思考。坑儒谷秦时属内史,汉属新丰,汉代在这里建“愍儒乡”,以表对儒生的慰怀。唐明皇玄宗在这里建“旌儒庙”,命中书余人贾至撰文,颜真卿书碑,彰祭死难诸儒先贤,并将“慰儒乡”改为“旌儒乡”,以示旌表。晚唐司空图在《坑儒谷铭》中说道:“秦术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随覆。天复儒仇,儒祀而冢;秦坑儒,儒坑秦耶?”问题提得深刻,司空图认为焚书坑儒恶莫大焉,以至于受到天罚。宋又据原来碑文,重新刻碑作序。碑序中载:“坑儒谷在临潼城西南二十里,骊山平原横坑村。”《临潼县志·艺文》中收有明周弘禴《坑儒谷》一首:

   平吏封建尽销兵,烧却私书远筑城。

   七百竖儒同日死,不知谁是鲁诸生?

   今唐刻旌儒庙碑已毁,1970年于此遗址中,发掘出古唐刻儒生像一尊,现存临潼博物馆,这能够证明坑儒谷儒生之冢。经今人考证,坑儒谷古代叫古马谷,后来人们因此称其为坑儒谷。具体地点就在今临潼西南洪庆乡的洪庆堡附近。洪庆堡过去又叫灭文堡。当地民间还有许多说法,如说说洪庆就是由洪坑而改音来的,洪庆堡南侧的簸箕沟里活埋过文人,每逢天阴雨湿,冤鬼悲号,孩子即使拾柴割草也不到那里。遗址所在地洪庆堡村民于1994年4月25日(古历3月15日),在这里隆重举行了坑儒遗址揭碑仪式。碑文末尾称:“居里乡人,悼念贤儒不辍。今勒石昭揭,志其崇文仰贤之志也”。


二、坑儒事件引发关于秦文化的反思

  

   为什么在秦始皇手里会发生坑儒这样的事情呢?一般都会说是封建专制制度使然。其实,除了现实政治原因以外还有深层的文化原因。学术界过去从政治方面的反思批判已经很多,笔者在这里主要想从文化方面进行追根溯源,挖掘这一残暴行为背后的文化原因。

   坑儒的可以说与秦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一般认为“秦文化”的意义是多重迭合的。狭义地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从广义上讲,秦文化是是指在秦人兴起、建国和统一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并不断扩充的各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总和,主要包括了秦族文化、秦国文化和秦朝文化三大部分。

   秦族文化是秦文化的早期形态。秦人与戎狄长期杂居,处于战争环境中,生活方式一直以游牧人的文化传统为主导。春秋初期,秦文公三年(前763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千渭之会。”(《史记·秦本纪》)这种一次狩猎即七百人进行一年之久的活动,“正说明秦人在当时还保持着狩猎、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 即使到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以前,秦国仍然是“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史记·商君列传》),“与戎狄同俗”(《战国策·魏策三》)。因此,与山东各国比较起来,在文化上有显著的差距,在东方诸侯的心目中,秦人依然是个未开化的“夷狄”而受卑视。司马迁分析战国时东方各国批评秦国暴戾的原因说到:“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到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助焉。”(《史记·六国年表序》)后来,人们常把秦国称为“秦戎”(《管子·小匡》),把秦和戎狄相提并论,认为“秦变于戎者也” ,甚至被目为戎狄 。今天,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也肯定了这一点,认为秦人“长期居于西垂, 就难免与西方的羌戎同风同俗。洞室墓、屈肢葬和带铲形足端的袋足鬲被考古界视为秦、戎共同的文化现象,不无道理,进而把秦、戎文化视为同一文化系统,也未尝不可。”  

   秦国文化是秦在成为诸侯国以后的主要特点是吸收周文化。秦襄公时被周王朝封为诸侯,始与中原各国“通聘享之礼”(《史记·秦本纪》)。但秦人吸收承袭周文化,大概在西周初年就开始了。根据赵化成、尚志儒、刘军社先生研究,其开始的时间更早 ,但是秦人全面地、迅速地承袭吸收周文化,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主要在秦受封列为诸侯之后。这一点已为秦文化研究者普遍指出,如黄留珠先生就认为在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周化”阶段:“秦国时期的周化阶段,自襄公至献公,共二十四代君主。此阶段以秦人吸收、继承周文化为特征。考古资料表明,秦人吸收周文化,早在西周时已经开始,但大量地全面吸收继承,则在秦文公十六年(前750)取得对戎战争的胜利,‘收周余民’之后。从此,可以说开始了一种‘秦人周化’运动。其结果,导致了穆公时代的繁荣昌盛,秦国步入了霸主的行列。” 还有学者通过考察秦国早期的墓葬,发现“秦立国后特别是到了平阳都邑形成前后,由于特定的文化环境,秦文化在此期间发生了一次大转变,出现了一个周秦文化的混合型的群体特征。”“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附近发现的秦墓表明,秦人在秦立国后的近百年里,在葬俗文化中,从用鼎制度,器物配置组合,器物造型及装饰风格,墓葬形制及葬式等方面,全面承袭了周人做法,反映出周文化对秦文化影响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秦人对西周文化的吸收基本上都是实用性的,局限于表层的器物文化,杂乱零碎,没有体会到西周礼乐文化完整的文化精神,甚至对这些还表现出怀疑、抵触。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有一次,戎王派使臣由余来秦,秦穆公原本想让他好好参观一下秦国的宫殿、仓库等,以示夸耀。由余看了,却非常冷淡。秦穆公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着回答:“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对由余这段贬华夏礼乐法度为政而扬戎狄不以礼乐法度为政的话,穆公听了非但不生气,还把由余当成“圣人”,千方百计地把他从戎王那里弄到自己这边来。这种情况在东土各国是难以发生的。由此可见,秦穆公对西周的礼乐文化的深层价值是不理解的,对礼乐之治表示出怀疑和不信任;相反,对戎狄文化那一套则仍然赞赏和信任。

由于戎狄文化传统在秦的主导地位,使得秦人在治国方略上推崇霸道,轻视王道。秦之推崇霸道是用切切实实的行动,而不是声明。在春秋战国,秦的霸业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这在史籍中多记载。如秦穆公用离间计使由余降秦,并用由余之计,“益国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这是公元前623年,正是春秋争霸时期,而穆公成了五霸之一。到了秦孝公时期,他的求贤令吸引了在魏国不得志的商鞅。第一天,商鞅讲“帝道”,孝公一听就打瞌睡。第二次,商鞅讲“王道”,孝公听了,觉得比第一天讲得好一点,但仍然认为是不可用。第三次,商鞅讲“霸道”,孝公听了大为高兴,连谈几天都不觉得疲倦 (《史记·商君列传》)。这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秦人对霸道的钟情,对王道的冷漠,由此可见秦公的真意其实在称霸。秦始皇时期秦国政治的霸道趋向也是强烈的,他对韩非的崇拜就是证明。当他看到《韩非子》《孤愤》、《五蠹》的时候,感叹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为什么?《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李斯与韩非子是同学,可以推测韩非在荀子那里所学与李斯应该接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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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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