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佳音:《论语》我读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0 次 更新时间:2018-10-04 12: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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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佳音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 一 )

  

   「君子」、「小人」之分,是儒家对人所做的最根本分类,而「义利之辨」就是分类标准。「义」是道德,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扩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合理关系」,故《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等五种人际关系为「五达道」(参见《论语》〈子罕篇.三达德〉章);「利」是私利,关注的是「自己」。儒家先选择要作个君子,决定从义而不从利,然后透过内省,在每一具体的人际情境中,依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爱人以德」来判断何为义所当为。如果义、利发生冲突,君子必选择从义。反之,不去辨别义、利,或从利不从义者,就是小人。此一「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最根本的差异所在。

  

   ( 二 )

  

   西方人认为「道德」的性质不外以下二者(或者二者间不同比例的混合):

   1.道德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知识。

   这种主张始于柏拉图,认为「道德」(「善」)是外在的客观存在。这类理论发展为各种哲学体系,由于所论被认为是「客观」的知识,所以在理论上其目标是「普世」的(尤其是认为道德就是「神的命令」的各种神学),但弊病则是易流于专断,成为部分人压迫其他人的理论工具。换言之,这种道德实际上往往仍是部分人用来界定、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

   此外,这种主张难以解决「知」与「行」的差距问题,无法回答:为何知道「道德」(或「善」)就能导致实践它的动机?因为如果道德只是外在客观的知识,完全有可能出现一位为了满足其好奇心而研究「道德」的学者,对「道德」所知极多但人品极坏。事实上,我们可以讨论「道德」,并获得关于「道德」的某些知识(如我们现在在此所做的),但是道德在定义上(by definition)就与人的起心动念相关,因此不可能是外在于人的客观知识。

   2.道德是发自内在的心理需求。

   这类道德理论又分两类,其一认为道德是基于人对他人的感情(同情或爱);其二认为道德是基于人的「自利」(self-interest)动机。美国独立宣言就干脆将「追求幸福(happiness)」视为天赋人权之一。

   但不论是基于感情或自利,这二者仍是出自一己的心理需求,因此其目标很难是普世性的,在实践上充其量也只是属于某一「我群」(we-group)的道德,对「非我族类」仍是不适用的。这在西方的民族主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以致于西方的民族国家通常「国强必霸」,一有机会就会发展成帝国主义。

   西方哲学家中最接近儒家的是康德。他不但不把「道德」视为外在的知识,同时也不把幸福当作应当追求的道德目标。他认为一个有德之人会因其「道德的自我意识」(moral self-consciousness)而不得不(compelled)尽到自己的道德义务。但是他似乎把这种与幸福无必然关系的道德的「无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视为另一种因内省(包括逻辑思辩)而得到的「知识」。于是又把「道德」外在化了。

   把道德视为外在的「知识」,是逻辑上自相矛盾之事,在此不再讨论。把道德视为心理需求,则是将道德视为某种「利」,以为道德可用「利益」来界定。

  

   ( 三 )

  

   中国的君子知道「道德」(义)与「私利」(利)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判断基础,不能互相转换,我们只能从「义」中反思出道德;西方人则始终误以为可从「利」中提炼出道德。

   西方人基于自身群体生活经验,了解「一群完全自私的人不能群居共处」,「社会」的存在必须以克制私心的「道德」为前提。但是,他们不知「道德」与「私利」性质互斥,于是不做根本性的义利之辨,总是试图在「私利」之上建立「道德」。结果,他们犯了两类错误:

   1.以为「爱」可做道德的基础:

   西方人特别推崇人类天性中的「爱」(尤其是男女间的「爱情」、亲子间的「母爱」),以为这就是「无私」,就可作为「道德」的基础。其实,「爱情」或「母爱」不过是「放大了的我」或「放大了的『一己之私』」,爱的对象还是「我的情人」或「我的子嗣」,不是真正的「别人」。

   西方人不知真正的「道德」必须从出发点便放下「一己之私」,因此惑于「为『爱』而牺牲」的行为,以为这种足以使人牺牲自己的「私爱」(爱情、母爱)就很伟大,堪为发展「道德」的出发点,于是西方人便致力于扩大(即前述「提炼」,或称「升华」)「私爱」,进而去爱「我的家族」、「我的乡里」、「我的民族」、「我的国家」;如果附加上某些条件(例如:信「我的上帝」、顺服「我的国家」),他们还自以为能够做到「爱全人类」。

   他们以为:某人「爱」的对象范围越大,道德性就越高。事实上,由于其「所爱」的范围(圆周)再大也还是以「我」为圆心,所以仍然是「私爱」(爱一己之私),因此,他们不可能真正爱「别人/异教徒/异族/异文化」。

   例如,他们会说「在(我所信仰的)上帝眼中,人人平等」,但不信上帝者(或信其他品牌的上帝者)即无资格享受这种平等,于是也就得不到信上帝者的「爱」;他们还将自己的价值观(包括宗教信仰)视做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民族视为「白种人的负担」,扮演「十字军」,用船坚炮利强迫其他民族「认识真理」、「信仰唯一的真神」,使许多非西方民族、非西方文化若不被其奴化或同化,即亡国灭种。

   说到底,作为西方文化中「道德」之基础的「爱」不论对象范围多大,始终是「私爱」,是以「利」或「一己之私」为核心、出发点,因此只是「放大了的自私自利」,不是真正的道德。西方之所以有这个伦理学上的盲点,就是源自于他们不知义利之辨。

   2.以为各个人的「快乐/幸福」相加,就是「善」:

   英国哲学家边沁(Bentham)放弃了传统西方伦理学的道德观,直接把个人的「快乐/幸福」之感觉视为「善」,并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视为最高的善,据此提出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这是西方人不知「义利之辨」而在哲学上最赤裸裸的产物。

   然而,由于每个人的「快乐/幸福」感千差万别,难以加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相互冲突,因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流于空话一句,最终导致功效主义的没落。功效主义者试图加总各个人的快乐感而从「私利」推导出「道德」,最后仍然失败。

  

   ( 四 )

  

   反之,整个中国儒家「道德」的基础则是「义利之辨」。儒家先有意识地否定「『私利』可经过扩大、提炼、升华、发展成为『道德』」,不认为「『利』可通于『义』」,于是便把「喻于义」和「喻于利」视作两种迥然相异的价值思考方向,先把「别人」看做与「自己」在道德价值上平等(但未必在社会地位上平等);不从自己,而是从「平等的人」的人际关系里反思伦理道德。换言之,西方人是在源自一己之私的「爱」(或是各个人一己快乐之总和)里寻找道德,中国人则直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反思道德。

   因此,孔子虽然也讲「爱人」,但这是「泛爱众」(不是「爱自己的某某」)之「爱」,是直接把别人当做「与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是「『人』爱『人』」、「『人人』爱『人人』」,而不是西方人那样「『我』爱『我的某某』」。所以,中国道德的核心价值观念「仁」字从「二」从「人」,就是直指人与人(二人)间的关系(精确言之,是君子与君子之间的关系);而「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成了中国道德的金科玉律。

  

   ( 五 )

  

   中国人思考道德问题既然不是从「我」出发,而是从「人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因此必然主张人人平等,不卑不亢。只是在实践上,由于人对他人的理解力(同理心)、感受力(同情心)有限,故远近亲疏之别在所难免。因为「远近亲疏」无所不在,故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也无所不在,但是最终道德目标永远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子夏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孟子一言以蔽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是从「老吾老」、「幼吾幼」的差序格局出发,走向「及人之老」、「及人之幼」。此即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或张载〈西铭〉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故中国人讲的道德专注于「人人」(「仁」之本义),是真正「把人人都当人」的道德,紧扣住人与人间的「关系」;但西方人讲的道德观念则始终以「我」为核心,只是讲求「如何把『一己之私』扩大」,甚至并吞其他人的「一己之私」。所以,西方人的道德基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始于个人的权利(rights);中国人的道德基于人人主义,始于每个君子对「人人」的责任(「以天下为己任」)。

   所以,西方人的最高道德是基于「我群」意识的民族主义(包括征服全世界的「使命感」),中国人的最高道德是基于人人主义的天下主义(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其结果,中国(包括国家与个人)再强大,也不会认为强凌弱、众暴寡是应该的;而西方国家一旦强大,就会以对外扩张作为其「道德使命」。

  

   ( 六 )

  

   在社会内部,西方人以为人人尊重别人的权利就是道德,但中国人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道德。所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以漫画讽刺伊斯兰教,自认为是其言论自由,但是却违反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结果遭到恐怖攻击报复,导致十二人死亡,十一人受伤。如果一个社会的秩序奠基于「权利」,除非维持某种程度的封闭性,否则这种群际冲突势必发生。但如果一个社会的秩序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础,就可以既开放而又和谐。

  

   ( 七 )

  

   儒家知道「义」、「利」之不同,决定对其加以辨别,然后选择「义」。他们自然会看到某些人(可能是大多数人)或者不知「义」、「利」有别,或者知道却决定不加辨别,于是儒家提出「君子」、「小人」之分。这是儒家对人性最深刻、伟大的洞见之一:君子懂得「义」,于是只问是非;小人只懂「利」,因此只问得失。此与「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同义。

但一个人会成为君子还是小人,虽与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所受教育有关,说到底还是取决于个人内心道德性的选择:若某人选择认可「道德」的重要(也就是做出义利之辨),他就已决定要做个君子,然后他才会懂得道德与是非;若某人选择不认可「道德」的重要(不做义利之辨),那他就始终是小人,人品不具道德性,只懂得利害得失。换言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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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远望》(2015年11月号,总3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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