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4 次 更新时间:2018-10-04 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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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进入专栏)  

  

   摘要:李泽厚有关伦理学的思想,是以“两种道德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李泽厚“两种道德论”的主题是受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牵动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两德论”要解决的不是伦理学和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一般认为,后期李泽厚的哲学,除了情本体论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理论,而李泽厚在这方面的理论是以“两种道德论”或“两德论”为中心的。应当说,由于李泽厚曾经深入研究康德,对康德伦理学体会匪浅,因此,虽然他的主导思想是启蒙思想,并且不同时期他的重点关注有所不同,但他对伦理的关注是一贯的。也因为他曾经出入康德,所以他对儒家的了解和批判都不是肤浅的,总能从康德出发在某一方面保留其对儒家伦理的某种肯定。

   可能正是这种不能忘情于伦理学或道德论的思想情怀,使得他晚近在出版了两种关于中国哲学登场的小书之后,又出版了两本涉及伦理学和道德问题的小书,其中一本是《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一本是讨论前书的《什么是道德》。虽然,李泽厚晚期所讲的“伦理学”,在落脚点上受到美国80-90年代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联结一体讨论的影响,而其出发点仍与康德的影响有一定关系。无论如何,如果讲到属于李泽厚的伦理学思想,则不能不关注他的有关思想是以“两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但是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取的。我们的视角是真正伦理学和道德学的,以个人基本道德为核心,认为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是反思现代性的关键。)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一、伦理绝对主义和伦理相对主义

  

   据李泽厚自己说,他正式提出两种道德论在1994年,①他还说两德论的提出借鉴了汉代“儒法互用”的历史经验,即把儒家的道德和法家的体制相融合,从而提出现代社会道德和体制应当分开。由此可见,李泽厚提出两德论的问题意识是“道德和体制”的关系,他所说的社会性道德首先是指体制而言。但社会政治体制并不是道德。借鉴儒法互用这一说法,表明李泽厚一开始在概念的使用上就是混淆的,而对这一点他却始终没有觉知。他说:

   90年代新一代的教授们鼓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普遍适用性,轻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特殊背景。我注意自汉代以来,体现着“实用理性”精神的“儒法互用”,即儒家重人情重实质的世界观,融入重形式重理智的法家体制,获得长期的社会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历史经验……为此,在伦理学,我提出对错与善恶应予分开的“两种道德”的理论,一是与政治哲学相关的社会性道德,它是建立在现代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以保障个人权益,规范社会生活。另一是与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相关的宗教性道德,它有终极关怀,人生寄托,是个体追求的生存价值,生活意义的情感,信仰、意愿的对象。前者是公德,是公共理性,应该普遍遵循;后者是私德,是个人意识,可以人自选择。……二者不是谁优先的问题,而是宗教性道德有范导作用,一般不应有建构作用。②其实终极关怀是信仰,而不是道德;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是政治价值,也不是道德。讨论这两各领域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但把这两种东西称作两种道德,在概念上就是混淆不清的。

   上面这段话是他2003年在其《哲学自传》中的回顾。如果他的记忆是正确的,那么两德论的提出,本来应是针对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现代性普遍价值的鼓吹、而轻视不同文明的国家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重视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对现代性的范导,重视在民事诉讼中“和谐高于正义”。然而,事实上,我们在他约1996年完成的《论语今读》中看到的,却主要是用两德论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批评儒家伦理,从而其两德论所指向的不是关注传统和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而是走向现代公共理性。最重要的,他的理论实际上强调的是政治“价值”,而不是个人“道德”。这是由于,1994年以后他受到罗尔斯新书《政治自由主义》的影响,他所要解决的其实并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和制度安排的问题。“公共理性”正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一步一步地予以指出。

   在1994年写成的《哲学探寻录》之三,李泽厚第一次提到两德论。但那时他并没有把两德论作为一个重要理论,而是置于第三大节第一小节“伦理绝对主义与伦理相对主义”之中。他针对康德的伦理绝对主义,即绝对服从、坚决执行“绝对律令”,说:“这是一种‘宗教性道德’,是一种伦理绝对主义。”“这就是黑格尔、马克思、孔德以及现代文化人类学家用伦理相对主义来反对康德的原因:并没有那种先验的‘实践理性’,那只是空洞的形式;现实存在的是随时代的社会、利益、环境不同而各不相同的伦理法规和道德原则,它们由法律、规约、习惯、风俗等等形式表现出来,常常是由外在的强制,经过长久的历史,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这可称之为‘社会性的道德’。”③

   他接着说:

   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之作为道德,其相同点是,两者都是自己给行为立法,都是理性对自己的感性活动和感性存在的命令和规定……其区别在于,“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它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社会性道德”则是某一时代社会中群体(民族、国家、集团、党派)的客观要求,而为个体所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常与法律、风习相关联。前者似绝对,却未必每一个人都能履行,它有关个人修养水平。后者似相对,却要求该群体的每个成员的坚决履行,而无关个体状况。对个体可以有“宗教性道德”的期待,却不可强求;对个体必须有“社会性道德”的规约,而不能例外。一个最高纲领,一个最低要求,借用康德认识论的术语,一个是范导原理(regulative principle),一个是构造原理(constitutive principle)。④

   可见,李泽厚1994年最初提出两种道德的概念时,并没有表达对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不满,而是在理论上处理伦理绝对主义和伦理相对主义的问题。而到了稍后修改《论语今读》时,如后面将看到的,其实他此时是要以此两德论来吸收自由主义而非纠正自由主义的。而且,虽然李泽厚这里的道德定义是对的,但他此后使用的“道德”概念,越来越离开了他在这里提出的“理性自己给自己立法”的定义。

   我们也可以说,李泽厚所处理的问题涉及到道德在历史上的常与变的问题。康德的伦理绝对主义坚持的是不变的道德,而伦理相对主义的道德是随历史环境而变化的、可变的道德。这种绝对和相对的区分并没有涉及传统和现代的分野。李泽厚这里主张的区分是,“宗教性道德”是个体主观的选择,“社会性道德”是社会客观性的要求,是客观的道德的最低要求。这种强调道德有主观和客观之分的思想很像先秦告子等主张的以“内”“外”区别道德种类的思想。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李泽厚强调“社会性道德”和法律法规相关联,把道德和法规等同,这又是他的一个混淆。

  

二、政教合一的解构

  

   《哲学探寻录》出版后,在1994-1998年修改《论语今读》过程中他的思想进入第二阶段。⑤在《论语今读》前言中,他提出以两德论对儒学原有结构进行解构。他认为儒学的特征之一是“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融为一体,形成中国式政教合一”。他说:

   因此解构方面首先应是,将伦理道德作为个体的内心信仰、修养和情感(宗教性私德)与作为社会的外在行为、准则和制度(社会性公德)区分开来。……伦理与政治的混同必需解构。情感信仰、理性思辨、制度设定等等各有不同的层面、位置和意义。⑥

   从这一段亦可见李泽厚所使用的概念颇为混乱,他讲的私德包括信仰、修养和情感,其实道德和信仰有所不同,道德与道德修养也不是一回事;特别是他讲的公德包括行为和制度,制度显然不能列属于道德。可见,从一开始,李泽厚使用的私德、公德的概念就是有问题的,这应当是他受到梁启超早年《新民说》的公德说的误导,因为梁启超把许多现代意识和价值都当成“公德”。其实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已经放弃此说。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说:“宗教性道德(“内圣”)可以经由转化性的创造,而成为个体对生活意义和人生境界的追求,它可以是宗教、哲学、诗、艺术。社会性道德(“外王”)可以经由转化性创造,而成为现代政法体系的中国形式:将重视人际和谐……等特色,融入现代政法的民主体制建构中。”⑦可见,他所说的私德和公德的分别,是内圣之事与外王之事的分别,并不是两种道德的分别。他所说的公德是现代政法体系的建构,这与他的回忆说两德论是从“儒法互用”得到启发是一致的。然而,政法体系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不是道德,不是“公德”。这些说法都和他自己本来对道德的定义“自己给自己立法”不相符合。

   他在《论语今读》的前言中谈到该书的主要思想时说:

   ……第二,孔学极重道德,如前所说,它将政治、伦理、宗教三者交融混合在道德之中。从而在后世使意识形态、宗教激情、专制政体、家族威权、个人修养融合混同,形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虽经近代西学冲击洗刷,却并未真正解体,而成为走进现代社会的某种障碍。……如何从孔学教义中注意这一点,并进而区分开宗教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使之双水分流,各得其所,从而相反相成,范导建构,似为今日转化性创造一大课题。⑧

   不管其主张对或不对,其实,内圣与外王之分与私德和公德之分是不同的,不能说一切属于“内”的都是私德,一切属于“外”的都是公德。如果“内”是指内心,则同属内心的道德和信仰是不同的;如果“外”包括行为、政体,则行为不是道德,政体更不是道德。而李泽厚两德论的问题意识,似针对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结构,从而,在发生学上,两德论针对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伦理学问题。

   他在《论语今读》的2.1中表示:

   远古的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便演进为一种泛道德主义而成为思想主流,延续二千余年,泛道德主义将宗教性的人格追求、心灵完善与政治性的秩序规范、行为法则混同、融合、统一,组织在一个系统里。……从而,一方面它使中国没有独立的社会、政治的法规体系;另方面它也使中国无独立的宗教心理的追求意识;二者都融合在“伦常道德”之中。这就使一定社会时代的相对法规无法从“普遍、必然”的绝对律令中分化、区别出来。⑨

可见李泽厚当时的问题意识主要针对于“泛道德主义”,而主张两德相分论。所以,他后来2003年的追述并不真正反映了他初到美国不久、开始提出两种道德时的原初问题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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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Tsinghua哲学系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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