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东升 宋磊: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18-10-04 12: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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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东升   宋磊  

   进入21世纪之后,产业政策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同于上世纪出现的几轮产业政策研究,新世纪的产业政策研究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演化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影响逐渐增加。在现阶段,尽管有望成为产业政策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但是依据演化经济学的产业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有待扩展、分析框架没有完成,更多地具有研究倡议的性质。因此,明确这些研究的理论基础、构筑具体的分析框架是推动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持续发展的前提。

   在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之中,日文文献值得关注: 在这个研究领域,相关日文文献不但是演化经济学范式的早期来源之一,而且代表了演化经济学范式的一个发展方向。本文试图以挖掘相关日文文献的发展过程、总结日文文献的研究特点的方式来推动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的发展。

  

主流经济学家内部的争论:演化经济学范式的出现

  

   正如日本的产业政策实践极大地影响了后进国家的政企关系,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研究对于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的走向也具有重要影响。在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研究之中,日语文献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受制于语言壁垒和学科偏见,日语文献很少被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引用,这些文献包含的重要学术思想被湮没或误读。一些中国学者倡导重读在日本产业政策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的 《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该书是产业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于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著作有必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日本的产业政策》只是为日本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入门级的指引,认为该书代表了日本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最高研究水准是不合适的。由是观之,阅读该书的要点在于将其置于产业政策研究史的发展脉络之中,考察其如何塑造这一研究领域的格局,而不是将该书的具体论断奉为金科玉律。尽管该书的作者大多是具有现代经济学背景、重视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们在通过何种方法来研究产业政策以及如何评价日本产业政策两个问题上,存在微妙的张力和差别。如果说三轮芳朗等人更倾向于借助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产业政策、在总体上对于日本产业政策持否定态度的话,那么今井贤一等人则间接地遵循了演化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产业政策、为发现日本的政策实践之中具有合理性的部分提供了思路。

   今井贤一在国际学术界首次指出演化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并间接地将演化经济学的思路应用到产业政策研究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文文献是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的早期来源之一。

  

技术政策研究者和政治经济学家的产业政策论: 演化经济学范式的发展


   在一批主流经济学家于1988年共同出版了《产业政策的经济分析》之后,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日本学术界的产业政策研究的主导范式。在20世纪年代以及21世纪初期,在问题意识上接近演化经济学的日本学者推进的产业政策研究、特别是在技术政策和企业史领域进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今井贤一提出的两个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日文文献之中的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得到了发展。

   首先,在技术政策研究领域,一些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演化经济学的特点,小田切宏之等人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小田切宏之等人进行的案例研究表明,作为产业政策组成部分的技术政策以及和技术政策相关的经济政策不但为稀缺的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帮助,而且在不同产业程度不同地推动了技术能力的形成。其次,在与产业政策相关的企业史研究领域,一些关注企业史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家初步揭示了企业合理化政策如何推动了企业能力的提高,其中的代表是桥本寿朗。与小田切宏之等人类似,桥本寿朗也围绕企业、特别是企业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来讨论产业政策的作用。

   在总体上,桥本寿朗以关于政企关系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指出成功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对于政策环境的创造性适应;同时,他认为政府以改善企业外部环境的方式推动了企业能力的形成。在这里,政府对于政策环境的创造性适应主要表现为 《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的具体措施补充了中小企业所缺乏的组织能力; 政府对于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主要体现在政府系金融机构对于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由于桥本寿朗倾向于在政府和企业的动态关系之中理解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思路具有演化经济学的特征。

   因此,他们的研究呼应了今井贤一对于日本产业政策研究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批评。正是在这样的呼应之中,日本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得到了发展。

  

企业史家和管理学者的产业政策论: 演化经济学范式的突破


   尽管小田切宏之等人和桥本寿朗的研究延续了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存在问题: 小田切宏之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技术政策,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政策; 桥本寿朗关于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研究是局部的。近年来,在尾高煌之助等企业史家完成了关于机振法的实证研究、藤本隆宏等管理学者提出了基于产品建构的产业政策论之后,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长期以来,机振法一直被视为成功的产业政策的典型。但是,关于机振法的研究并不充分。机振法是作为产业政策的企业合理化政策的典型。该法的政策对象不是制造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最终产品的机械的企业,而是制造被称为基础机械的机床、锻压机械、模具的企业以及制造机械部件的企业。客观地说,关于机振法的作用的上述认识并不是创见。但是,尾高煌之助等人对于上述认识的论述在深度上超过了之前的研究。这一特点明显地存在于他们关于汽车部件产业政策和模具产业政策的分析之中。

   关于汽车部件产业政策的意义,尾高煌之助等人的贡献在于不但确认了产业政策对于部件企业强化投资、改善产品质量的推动作用,而且通过口述史的方式直接、详细地论证了这一论点。这些学者通过当时管理模具企业的管理者的回忆,具体地说明了机振法如何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推动企业提高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促进模具工业的出口。

   关于产业政策的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日文文献的另一个突破出现在管理学领域。产品建构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具有国际声誉的藤本隆宏曾经明确指出,产业政策的设计应该依据产品的技术特征进行。沿着这个思路,有研究者尝试从政府对于企业组织形态和产品技术特征之间的匹配关系所发挥的影响的角度,对于产业政策进行评价。

   在笔者的阅读范围之内,这样的尝试是首次将产业政策研究和管理学的具体分析工具联系在一起。比较依据产品建构理论进行的产业政策研究和关于同一主题的管理学研究,可以清楚地发现将产品建构理论引入产业政策研究领域的意义。产品建构理论试图在企业能力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来理解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机制,所以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演化经济学特征。同时,藤本隆宏的相关研究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藤本隆宏提出的研究思路不但延续了产业政策领域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而且提供了全新的研究工具。

   总的来看,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相比较,近年来企业史家和管理学者以日文发表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深度和研究工具两个方向上实现了突破。

  

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 日文、英文文献的比较


   理解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的日文文献的特征的最好方式是将其与类似的英文文献进行比较。在这一研究领域,日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发展路径。总的来看,两类文献的区别主要存在于成熟程度以及实证研究的对象方面。

   在成熟程度方面,日文文献出现较早、不同时期的文献之间的连续性较强、研究积累比较充分、倾向于使用管理学的分析工具、理论表述较少; 相对而言,英文文献出现较晚、文献之间连续性较弱、研究积累较少、没有发展出明确的分析工具、理论表述较多。换言之,除理论表述不够深入这一问题之外,日文文献在成熟程度方面在总体上不亚于英文文献。在实证研究的对象方面,日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各有侧重: 日文文献主要关注企业合理化政策,英文文献主要围绕产业结构政策展开。

   英文、日文文献的主要研究对象存在明显的区别: 英文文献主要讨论产业结构政策,日文文献则将企业合理化政策作为实证研究的重点。由于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产业政策的分类问题。

   对于产业政策进行上述区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产业政策研究的日文和英文文献的实证研究存在明显的不同: 日文文献主要围绕企业合理化政策展开; 由于没有注意到产业政策由产业结构政策和企业合理化政策两部分构成,相关英文文献的实证研究完全没有涉及企业合理化政策,集中在产业结构政策方面,尽管企业合理化政策更适于应用他们的分析框架。

   对于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的日英文文献进行比较之后,一个问题自然地浮现出来: 为什么日本学术界在这一领域持续地做出贡献? 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首先,产业政策研究领域的一批日本学者坚持从经济发展中发现重要问题,然后对于这些问题进行理论化研究的研究思路。相反,部分英文文献之中则存在用抽象理论去解释实践的倾向。当然,在逻辑上两种思路并无优劣之分。但是,研究思路的不同让一些日本学者率先注意到主流经济理论难以解读的政策现象并持续地进行了研究,他们关于企业合理化政策的研究就是其中的典型。其次,日本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的主流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向演化经济学的方向汇集。这种学术背景为产业政策研究领域的相关日文文献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和研究工具方面的支撑。

  

总结与讨论


   本文进行的讨论具有学术和实践两重意义。

   首先,本文进行的讨论有助于推动中国学术界重视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以及日文文献在这个范式发展过程之中的贡献。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主要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之下展开。但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特征决定了这种争论在方法论上具有局限性。

   实际上,演化经济学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产业政策问题的重要范式。在中国仍然在大规模推行产业政策的情况下,演化经济学范式的意义显然是重大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之下的产业政策研究忽视了企业的能力构筑过程,而企业的能力构筑过程则是演化经济学范式之下的产业政策研究的主要议题。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到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但是,受限于语言壁垒和学科偏见,这些学者没有充分地理解日文文献在这一范式之中的地位。认识日文文献的贡献,参考相关英文文献,将日文文献所代表的研究思路应用到关于产业结构政策的研究之中是今后发展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的关键之一。

   其次,本文进行的讨论有助于调和中国学术界在产业政策研究领域形成的对峙局面,找出争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产业政策。2016 年出现的林张之争基本上围绕产业政策研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展开,部分争论具有明显的经济意识形态之争的特点,主要围绕中国是否需要产业政策这一主题进行。另外,在新结构经济学并未真正完成理论构筑过程的情况下,依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吉林报告》再次引发激烈争议。本文的作者之一曾经指出,产业政策在相当程度上由国家意志这一政治变量决定,讨论是否需要产业政策的意义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产业政策的政策收益、抑制产业政策的不良影响。在研究如何提高产业政策的政策收益、抑制其不良影响的过程之中,无可争议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任何政策设计的出发点。

   在现阶段,如果依据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展开研究,我们只能得出尽快将产业政策的重点转向竞争政策的结论; 如果依据演化经济学范式、特别是这一范式之中已经比较成熟的日文文献,我们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相关政策机构应该积极推进争论各方都无法反对的、已经被实践证明有益无害的企业合理化政策,至于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即产业结构政策则可以试验性推进。

   本文原载于《南方经济》2018年第1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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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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