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娜:作为义务的自由

——俄罗斯宗教哲学语境中的自由思想之管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5 次 更新时间:2018-10-04 12: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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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娜  

   【内容提要】 由于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更偏重于它的权利面相,然而,自由的涵义是丰富的,不同的民族由于民族性格和思想传统的差异,对自由及其实现路径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在俄罗斯思想家那里,自由更多地与人的内在命运和本质联系在一起,更多地是一项人之为人而不得不履行的沉重义务。本文从自由的义务面相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的突显入手,依次梳理这一问题在别尔嘉耶夫和伊里因思想中的发展脉络,呈现自由在俄罗斯思想史中获得的理论阐释,揭示其不同于权利面相的义务面相,并由此展现出一个思考自由问题的独特视角。

   【关键词】 作为义务的自由,自由悲剧,自由本体论,两种自由理论

   在启蒙思想家及其追随者的笔下,自由是人类生而具有且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应当妨碍人享有自由,用卢梭最为经典的话来说就是:“人生来是自由的”。①自由在此可以被理解为人身处于其中的那种不受外力干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需要听命的仅仅是自己的意志或理性,要实现的是自身的保存或发展,而能够为之设定界限的也仅仅是自然法或者是基于自然法的制定法。这种自由既包括人的意志自由,也包括对社会自由的诉求,似乎是人们所求、所愿、所享的生存权利。由此,“自由”也成了一种对人来说极具吸引力,甚至说是诱惑力的价值理念,那些希望争取民心、获得现实力量的社会运动通常都会打起“追求自由”的大旗,以期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便是今天,提起自由,我们也往往会首先将它与权利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不能不归功于西方启蒙思想的巨大影响。不可否认,作为权利的自由,是自由的一个重要面相;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自由的涵义是多样的,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没有一个词比自由的含义更多,并以更多的方式影响人的精神。”②考察自由,还要看到它的其他涵义,尤其是应当看到不同民族由于民族性格和思想传统的差异在对自由及其实现路径的理解方面产生的独特思想。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充满激情而又厌恶外在束缚的民族,自由一直是其极为珍视的价值理念。在俄罗斯思想史上,不仅以赫尔岑、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社会活动家曾不约而同地将自由视为其思想和活动的中心,而且,以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为己任的哲学家们也十分看重对自由问题的思考,只是在这两类人那里,自由的涵义相差甚远。如果说前者对自由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西方启蒙思想家对自由的权利定位,并因而穷其一生揭露各种外在的不公和压迫,反抗当时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那么,对于后者来说,自由更多地与人的内在命运和本质联系在一起,它更多地是一项人之为人而不得不履行的沉重义务。不过,正是后者对自由问题的思考更多地体现着俄罗斯思想的独特性,进一步丰富了自由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内涵。鉴于此,本文从自由的义务面相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的突显入手,依次梳理这一问题在别尔嘉耶夫和伊里因思想中的发展脉络,呈现自由在俄罗斯思想史中获得的独特阐释和理论表述。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自由悲剧


   别尔嘉耶夫曾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只存在着一个压倒一切的兴趣、一个他投入了自己全部创造力量的主题。这就是人及其命运的主题。”③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人及其命运的主题首先是自由的主题。人的命运、人痛苦的漂泊,是由他的自由决定的。自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中心”。④确实,自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关注的主题,只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自由并非像在启蒙思想家那里那样,是人们追求和享受的理想状态,而首先是人类生存的悲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处于自由中的人,不仅实现不了自己的保存或发展,还总是会陷入相互的残杀、折磨和奴役之中,以至于他们害怕自由、逃避自由和拒绝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自由的这一思想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宗教大法官的故事中,通过对这一故事的阐释,别尔嘉耶夫曾区分过两种类型的自由:原初的自由和最终的自由,⑤前者是一种初始的、先于善恶区分的自由,是人的意志、灵魂、能力等方面的自由,后者则是指以强制性的方式推行所谓的善好而要达成的某种理想状态,但无论是哪一种自由,都包含着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趋向,都可能使人从自由走向奴役,这是自由本身固有的悲剧,也是处于自由之中的人常常经历的悲剧。

   在宗教大法官的故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耶稣再临人世,并让宗教大法官用严密的逻辑和雄辩的历史事实向耶稣证明人类本性与原初自由之间的不兼容。借宗教大法官之口,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人类“生性软弱、行为放荡、为人渺小,而且叛逆成性”;⑥“人是软弱的,也是卑鄙下流的”。⑦在原初的自由中,他们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也不理解它的价值和意义,最为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将它理解为“一切皆被允许”的为所欲为,并因而陷入不幸和奴役之中,于是,他们就害怕自由,逃避自由,“一听见自由就胆战心惊,因为有史以来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叫人受不了的了”。⑧他们迫不及待地扑向物质利益、神迹和尘世权力等强制性的力量,似乎只有在强制力量的强制下,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安稳与幸福。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绘中,原初自由似乎是人类难以承受的一个沉重负担,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人不幸而降临人世,而上天给予他的赠品就是自由,可是他却急巴巴地想找到一个他可以把自由赶快拱手交给他的人。”⑨既然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意在要人放弃原初自由呢?并非如此。实际上,通过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如果人被剥夺了原初自由,只能在外在力量的强制下不得不接受为他安排的善、真理、正义(最终的自由),那么,人也并不能因此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只会进入另一种奴役中,即由善、真理、幸福等所谓的积极价值理念造就的奴役与压迫中。就像宗教大法官的专制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人们被以善、真理和幸福的名义剥夺了原初的自由,在良知、信仰、爱等内在的活动方面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完全服从于物质利益、尘世权力和偶像崇拜等外在的强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人们相互之间没有分歧,保持着和谐一致的生活景象,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得到了最大化的满足,但是,人却没有自己应有的尊严,只能如同木偶一样任由摆布,也无法实现生命应有的价值和意义,永远都像孩子一样处在幼稚和软弱的精神状态中。

   虽然无论是原初的自由,还是最终的自由,都包含着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可能性(甚至说是必然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实现和享有真正自由的前景丧失了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都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除了浓墨重彩地刻画人类在自由中总是走向奴役的悲剧命运外,也以隐喻的方式给出了人类打破自由辩证运动之链、实现真正自由的途径。让我们重新回到宗教大法官的故事中:宗教大法官是耶稣倡导的自由原则的背叛者,他为了维护自己建立的强权秩序要将再临人世的耶稣烧死;耶稣知道这一切,但却始终平静安详地聆听着宗教大法官谴责自由的长篇大论,既不驳斥对方,也不为之所动,最后只是轻轻地吻了吻对方作为对他的全部回答。⑩这一吻的含义是丰富的,它既意味着对原初自由的尊重,即不强求对方接受自己的立场,也不评价和谴责对方,而是让对方自由地理解和选择善与恶;同时也是对最终自由的彰显,意味着被实现出来的爱、宽容和怜悯精神所拥有的现实力量,意在告诉对方,虽然你反对我、背叛我,但我仍然爱你、宽容你、怜悯你为此遭受的一切苦难。因此,这轻轻的一吻触动了宗教大法官那早已麻木的神经,让他那毫无血色的嘴唇颤抖不已,并改变了他要烧死耶稣的决定。

   在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呈现出了第三种形式的自由,即耶稣式的自由。这种自由将前两种自由包含于自身之中:既尊重人的原初自由,希望人在从事信仰、爱、良知等方面的精神活动时能够不受外在力量的强制,始终保持内在的自主性;又向人们展示出了善、真理、良知等美好价值真正得到实现时人所能拥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所能享有的幸福安宁。耶稣式的自由是一种通过原初自由走向善之自由的自由,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思想的揭示者和阐释者,别尔嘉耶夫曾对此说道:“只有精神的人、新亚当才能祛除自由中的毒素,同时又不毁灭自由本身。”11也就是说,只有在这种自由中,人才能剪断自由向其对立面转化的辩证运动之链,走上真正的自由之路。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也初步表明了俄罗斯人对自由的独特理解,即真正的自由是第三种形式的自由,是耶稣式的自由;而且,他还通过耶稣对宗教大法官的回答再次宣告了人类对自由应当持守的态度:尽管人生性软弱,尽管自由给人带来无尽的痛苦,但是,人却不应拒绝自由,而应当寻求真正的自由,将真正自由的实现当作自己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应当承认,正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俄罗斯人对自由问题的思考才以更为深刻的方式呈现出来,自由问题也才初步在俄罗斯思想史上展示出它的独特面貌,因此,后来的思想家往往会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的这一思路对自由问题予以进一步的思考和解决。

  

二、自由:人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由思想,对别尔嘉耶夫影响至深,以至于他一生之中都难以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划定的问题域,他曾这样说道:“自由思想始终都是我的宗教世界观和世界感受中的基本思想,也正是在对自由的初始直观中,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遇,就像遇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12正因为如此,别尔嘉耶夫被后来的研究者冠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释者”“自由的哲学家”,甚至“自由的奴隶”之类的称号。经过别尔嘉耶夫的不断阐释和发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只是以故事的形式隐秘地呈现出来的自由思想,发展成了一套具有内在的体系性和逻辑性的自由本体论;在此基础上,别尔嘉耶夫还承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路,从形而上的层面解释了“人为何一定要承担沉重的自由义务”这一问题。

“自由”首先是别尔嘉耶夫为解释世界和人类生存状态而构设的一个理论上的元概念,他将“自由”界定为绝对在先的、不受决定的。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存在”一般被视为最初始的概念,然而,为了表明“自由”的在先性和不受决定性,别尔嘉耶夫不断重申“自由先于存在”,也就是说,对他而言,即便是被西方哲学家视为理论之基的存在,也不能包容或决定他所谓的“自由”。不过,“自由先于存在”毕竟只是一种有指向性和针对性的说法而已,就别尔嘉耶夫的本意而言,自由却不仅仅先于存在,它先于一切,其中也包括创造万物的上帝。在表达自由的绝对在先性时,别尔嘉耶夫深受德国哲学家雅·伯麦(Jakob Böhme)的启发,并借用了他的“Ungrund”概念。“Ungrund”在德语中是“无底”及“深渊”之意,伯麦用它指称上帝的黑暗本性,别尔嘉耶夫则用它指称世界的原初本原,这种原初本原是绝对在先的,是非理性的、无限的、不受决定的,其中没有任何规定性、方向性和意向性,但却包含着生成世界万物的一切因素、能量及可能性,因此,它虽然被称为“虚无”,但并不是无,而只是由于它先于任何特定的存在物,不是任何一种特定的“有”,才被称为“虚无”。就其状态来说,它也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各种内在因素与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内在地自我运动着;而从这种自我运动中,既可能产生超越“虚无”之原初状态的光明,也可能产生仍然延续着“虚无”原初状态并与“虚无”同质的黑暗。对于别尔嘉耶夫来说,所谓“上帝”,就是从“虚无”的自我运动中产生的光明,他战胜和超越了“虚无”的原初状态,是一种呈现出积极的意向性、方向性和秩序性的力量和价值;而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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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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