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6 次 更新时间:2018-10-03 02: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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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  
重修后的辽金元三朝历史, 仍在二十四正史之列, 也就是说, 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即乾隆所谓的“海寓同文”, 满清一朝又何从自外于中国?

   包括新清史在内的欧美学者, 或以颠覆中国的“大写历史”为能事, 却无意间囿于其文化语境的“当代论述”, 不免陷入萨义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所谓的“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然由于欧美在现代掌握学术的话语权, 很容易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 形成西方中心主义。后现代风潮冲击西方现代学理, 虽撼动中心论, 但仍有不少中外学者以西方学术马首是瞻, 缺乏明辨是非与批评的能力。例如不明就里, 不读原文, 就附和新清史之说, 赞美其主张利用满文资料, 殊不知清史专家早已用之;欣赏其中亚视角, 殊不知其意在以边疆为中心, 否认大清是中国的朝代;以汉化为老故事而不愿谈, 殊不知正中其凸显所谓“族群主权”之用意。新清史主要论点, 貌似欲颠覆并不存在的中国中心论, 意图切割满汉减缩中国, 但全不能成立, 反而透露西方学术的霸权, 甚至隐含质疑中国既有疆域之阴谋。新清史话语或可呼应后世所谓“历史乃史家之创作”, 但其“大清非中国”的创见经不起事据与理据的检验, 亦可证明历史真相未必能由史家自由寒暑笔端也。

  

找回中国历史的话语权


   下视中国传统史学的西方现代史学已经遭到质疑, 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出现“历史相对主义” (historical relativism) , 挑战科学的历史, 强调历史不可能有绝对的真相, 每一位史家都可以写他自己的历史, 也只能有相对的真相。史学的科学化既已失败, 唯有少数历史哲学家, 仍然在孜孜不倦追求历史的科学法则之外, 西方史学家转而取社会科学为史学之辅助, 用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治史。46因而海峡两岸的中国现代史学所谓“科研”工作, 都是将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 于社会史与经济史着墨较多, 也无非是随西方之风尚而转移。

   中国现代史学倾心学习西方现代史学, 无论科学化史学或社会科学化史学, 都视历史客观求真为当然, 未曾放弃实证致知的方法, 也没有停止追求历史的真相。然而同样来自西方的后现代理论, 忽然彻底质疑求真之可能性。后现代理论繁多, 几无不质疑现代西方视为万能的理性与科学, 甚至怀疑科学的认知, 犹如斯特劳斯 (Claude Levi Strauss, 1908—2009) 所说, 现代的科学与理性并不比野蛮时代的神话对人生更为有利。就史学而言, 后现代主义理论否认重现客观过去之可能, 认为历史仅仅是史家主观的作品, 与文学作品并无二致, 彻底否定了现代的实证主义史学, 使西方现代史学求真美梦破灭, 譬如以为鸿鹄将至, 忽然发现并无鸿鹄之为物, 顿然失据, 冲击之大犹如梦魇。而中国现代史学一直追随西方时尚, 随西风起舞, 甚至仅仅仿效西方汉学的研究途径, 一直没有建立自主性的史学体系, 像是西洋现代史学的旁枝, 如浮萍之无根, 更加失据。

   后现代理论未尽可取, 但无疑动摇了西方现代史学的霸权, 尤其凸显其强烈的“自主性”。对我们而言, 理当有启发史学自主性的必要。现代中国一直有人在写中国史学史, 但主要在整理“国故”, 排比史料, 列数个别史家, 没能将之成为当代史学活生生的资源。中国传统史学若果如有些西方史家所谓只有史料而无史学, 没有历史意识, 也没有史学思想, 自不足深论, 但斯乃西方史家之偏见与误解。47

   中国传统史学有几千年的历史, 为特殊中华文化之产物, 就像现代的西方史学, 乃是西方历史与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历史与文化有其特殊性格, 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高度的普及性, 其内涵与结论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史学既然是文化之产物, 而中西文化有异, 与西方史学原应多元并立, 相互理解观摩, 不必从风, 大可参照柏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 文化多元论之义谛, 反思传统, 发其底蕴, 求其更新, 取彼之长, 补我之短, 而后可望补西方史学之不足。中国现代史学只有批判地重新整理传统史学的遗产, 才能丰盛富足。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史学确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开发, 可与西方史学呼应、对照以及比较的具体议题甚多。中国传统史学里比较贫乏甚至欠缺的是历史哲学, 但历史哲学在西方虽为一亮点, 然较晚出, 发端于17世纪的维柯, 到18世纪后期德国人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 历史哲学之著作问世48, 始被认可。19世纪唯心哲学家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的《历史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尤闻名于世, 但历史哲学大都由哲学家建构, 并非主流史家的要务。

   西方各国史学的自主性昭然若揭, 英、法、德、俄诸国之国史的话语权皆掌握己手, 不随他国起舞。西方列强凭其现代霸权, 更进而欲主导所谓落后地区之学术话语权, 见解与议论纵横, 大有越俎代庖之势。然而中国现代史学却不是由传统转化而来, 而是倾心接受西方现代史学, 不自觉放弃了自主性, 亦因而往往将国史的解释权拱手让人。两岸三地的中国史学界, 正可于后现代风潮抨击西方现代史学之余, 在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之际, 临流反躬自省, 检讨随西洋现代之波而逐流的遗憾, 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如何走自己的路?如何使中国旧史学创新?如果不徒托空言, 则须知如何实践。如要老干发新枝, 需要提炼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 认真与西方史学对话, 以检验家藏之贫富, 何者彼可补我之不足, 何者我可补彼之不足, 以冀能有扎实而自主的史学, 话语权便可操之在我。

   中西各有其悠久的历史, 史学传统也都绵延数千年不绝;所不同者, 乃各有其特殊的历史经验与不尽相同的史学传统。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而一致, 数千年来用同一种文字书写, 几以同一方法书写, 而彼西方则多有断续而又颇为分歧, 书写之不同文字不下五十种, 然就“史学逻辑” (the logic of history) 而言, 史学之天下似无新鲜事。史学内涵约有三大范畴, 即史学方法、史学史、历史哲学。中西文化有异, 史学思维与表达的方式不同, 但既称史学, 其要素不可能或缺。所以若动辄说, “我有彼无”或“彼有我无”, 往往似是而实非。中西史学固然各有特色, 但所谓特色绝非一方所独占特有, 而是双方各具, 时而呈现在方法上、风格上以及思想上有差异性。即使彼我皆备, 深浅仍不一, 则可以深补浅;若详略有异, 则可以详补略;若彼我虽同, 表达不一, 正可互通以增益其事。岂不善哉!

   注释

   1 Alfred North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Lowell Lectures,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4, c1925, p.3.

   2 原书英文译本见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translated from the third edition by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Revised and Abridge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参阅汪荣祖:《史传通说》,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8、1997年, 第198页。

   3 语见John Bugnell Bury,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New York:Meridian Books, 1956, pp.223, 210.

   4 参阅John B.Bury, Selected Essays.Freeport: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68, p.70.

   5 参阅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 载蒋贵麟辑《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上册,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8年, 第39—65页。

   6 参阅D.W.Y.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3, 29, 30, 69, 190, 193, 200.

   7 《傅斯年选集》, 第3册, 台北:文星书店, 1967年, 第408页。

   8 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 第115页。

   9 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的发展》, 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年, 第221页。刘龙心受此启发写成专书, 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2002年。此书可证实自晚清以来中国史学教育之全面西化。

   10 梁启超:《新史学》, 《清议报》1902年2月8日, 《饮冰室文集》第34卷25a—33b页。

   11 参阅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文史哲》2004年第1期, 第20—29页。

   12 参阅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 第76—80页。

   13 参阅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年。

   14 转引自刘龙心:《学术与制度》, 第136页。

   15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 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5年, 第42—43、52—53、59页。

   16 参阅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 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 第102—112页。

   17 马克思史观的扼要综述可阅David Mc Lellan ed., Marx:the First 100 Years.London:Frances Pinter, 1983, pp.57-102.

   18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 《史学评论》1979年第1期, 第2页。参阅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学林月刊》1941年第4期, 第1—36页。

   19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年。

   20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二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391页。另参阅Helmut Fleischer, Marxism and History.New York:Harper&Row,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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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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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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