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华夷之辨”及其近代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1 次 更新时间:2018-10-02 00: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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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早在殷代就有了“中国”意义之称谓,即殷人已经有了五方,自己居中的概念,认为自己就是中国。

   第二,文化或者文明的差异。诸夏文化或者文明程度高,四夷则文化相对落后,有的还处在野蛮状态。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根本标准是道德仁义、礼仪文教。唐代人就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这就是说,凡自我归属中国诸华夏族,能够“亲被王教”,也就是奉行中华文化传统的,就可以成为中华成员,亦即成为华夏族。

   第三,华夷之辨与人种、民族、血缘有关系,但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夏夷之辨不是种族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华夷之辨与政治、外交、军事有关系,但以文化为核心和主导,所以夏夷之辨不是权威主义,不是霸权主义。如果要说民族主义则夏夷之辨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第四,夷狄与华夏、夷与夏不是一个确定的界限,是可以相交相容,相互转化,并随着中国文明向周边的延伸文明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在这种观念背后,我们看到是儒家对自身传统的认同与自信,以及天下大同这种高远的政治理想。

   总之,有以上可以看出,儒家对华夷之辨的贡献就在于:在华夏中心主义和天下主义之间走中道。

   华夷之辨在先秦的实践。

   在儒家对夏夷之辨的基础上,从先秦政治家开始就付诸了实践,“五服”制度就是一个例子。《国语·周语上》有详细阐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这里不仅提出了“五服”的构想,还提出先教化后征伐的策略。《礼记·王制》还提出对付夷狄要“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的策略,这显然是基于对夏夷关系进一步的认识。

   先秦华夷之辨的实践主要有二:

   第一,尊王攘夷。在四方夷狄十分强大,中原诸夏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一些诸侯国君主张诸夏团结在周王室的周围,共同抵抗夷狄的冲击,捍卫华夏文明。《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国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春秋左传正义》齐管仲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戎,禽兽也。”(《左襄》4年)诸夏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在和夷狄的交战中得到强化,意识扫诸夏国家之间应该不分彼此,应该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相亲相爱。因此,孔子高度评价管仲佐齐桓公“尊王攘夷”,赞扬他:“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对夷狄在“中国不绝若线”之时,他们能够攘除夷狄,挽救了中国,免使中国沦为夷狄,以之为王者之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第二,以华变夷。在确立华夏文明的主体性前提下,强调以发达的华夏文明改造落后的夷狄文化。这是符合文化发展基本规律的。华夏文明进步,夷狄文化落后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所造成的客观事实。在战国四周夷狄强大,对华夏构成巨大威胁的文化危机中,孟子不得不强调夷夏之大防,用十分强烈的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口吻说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要“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就是要用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来改变四夷的文化落后,把四方之民纳于华夏文化之下,化“夷”为“华”,“协和万邦”,这显然带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色彩。

  

二、秦汉以后华夷之辨的演变


   秦汉以后,每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危机之时,华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强调,甚至有围绕华夷之辨发生的各种争论。其主导思想是通过分辨当时华夏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状况,防止华夏文明被灭亡,进一步确立华夏文明的主体性,这样以华夏文明为主,兼收并蓄外来文化,使华夏文明在交流融会中不断走向博大精深。此外,也有不同的其他倾向:文化保守的华夏中心主义和文化开放的天下主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民族关系的复杂化,华夏文明面临心得危机,华夷之辨也随之尖锐了起来。这个时期佛道之间的夷夏之争是中国传统华夷之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在三教关系上反映。在性质上它不是强调民族矛盾,而是强调文化矛盾。根据《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的记载,佛道夷夏之争集中在南朝宋、齐、梁三代,内容略有不同。《晋书·刘元海载记》谈及孔悯、杨眺同晋武帝以及刘渊时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晋书·四夷列传》里记晋武帝泰始年间,匈奴刘猛反,侍御史郭钦提出:“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人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西晋时期江统的《徙戎论》对东汉和曹魏时期造成的关中地区“戎汉杂处”的局面表示不满和担忧,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最好的办法是“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但是,后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对民族战争的惨痛经历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则是胡汉融合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内迁各族开始萌生消除民族隔阂的觉悟,表现出对中原传统的强烈认同意识,并进行种种努力转变种族观念。他们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方面找到自己是圣人后代、理当居中华正统的根据。例如,鲜卑拓跋氏自述为黄帝之裔,见载于《魏书·纪序》;鲜卑宇文氏自述为炎帝之裔,见载于《周书·帝纪》;铁弗匈奴刘(赫连)勃勃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强调自己的夏王室血统而称所建政权为夏等。他们还对传统的夷夏观念发表自己的新理解。《晋书·慕容毁载记》讲前燕奠基人、鲜卑大单于慕容毁曾规劝高瞻:“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隋代大儒王通在其《中说·周公篇》中说“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该篇还记载王通还曾参与对符坚前秦王朝的辩论:“子日:‘齐桓公尊王室而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举大号而中原静,惟王猛知之。’或曰:将秦逆。子日:‘晋制命者之罪也,将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齐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晋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夭顺命,安国济民乎?……符坚何逆?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显然,这一时期人们的观念因文化的相互认同而表现出几乎一致的反应。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所以到隋唐时期出现了“胡越一家”以及唐太宗对中华、夷狄的“爱之如一”,都是体现了当时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唐太宗曾一再标榜自己“不猜忌异类”,对华、夷“爱之如一”。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朝提拔起用一大批蕃胡族人担任军事将领,有的甚至做到了高级将帅。在武将的提拔任用上,胡人甚至往往要优先于汉人。在文化生活上,唐人不排斥胡人文化,胡舞胡乐登上了大雅之堂,甚至进入了皇家宫廷;胡服胡食则为庶民百姓乃至上流社会所接受、喜好。这种社会现实,无疑对士人的思想观念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也是一种新的考验。

   到了五胡乱华及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并没有一个强势的政权,是以各外族乘势崛起,侵扰中原。然而这些外族虽然取得政治及军事上的优势,却在文化上处于落后的位置。有些外族君主推行汉化,固然被华夏文化所吸收了;有些坚拒汉化的最终也难维持政权。由此可见,华夏文化这种向心力的厉害,令中国只会亡国,不会亡文化,免于如巴比伦文化、玛雅文化等因外族入侵以致湮没在历史。在这段期间,北魏的孝文帝曾采取全面汉化:迁都洛阳、禁鲜卑服改穿汉穿、改汉语为国语、改汉姓,与汉族通婚。到了金朝的时候,也推行汉化政策,甚至有“金以儒亡”的说法。《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曰:“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直至熙宗在天眷元年“颁行官制”,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女真旧制。元初郝经谓金朝“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

   元代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建立元朝的蒙古族是马上民族,要统治中原的话,统治者意识到要一定程度的“采用汉法”及“以儒治国”。然而,蒙古严分种族之别,到最后其实并没有采纳华夏文化,所以最后被逐回漠北。元末农民起义时就又援引“华夷之辨”的古训,朱元璋在讨元檄文就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北伐纲领。

   清初满洲入主中原,再次激起了“夏夷”论争。清朝,虽然表面上不断强调满汉之分,甚至强迫汉人剃发、满汉不能通婚,但内里却全面接受了汉文化。满人在中原生活,其实已被同化为汉人。

   清末在与外国接触时,华夷之辨的观念发生歧变。朝延以天朝大国自居,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他国家俱是偏处化外的夷狄。加上中国人对世界地理认识的肤浅狭隘,就更加强了华夏民族对外的轻视心态,结果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威风扫地,正如马克思所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而尽,天朝立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 不断的外侮令中国人变成极端排外,再变为媚外,使得华夷之辨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积极意义。

  

三、华夷之辨的近代转型

  

   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千古奇变,出现了全面危机,华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华夏中心主义与天下主义的两极张力增大。晚近以来,面临列强的瓜分危机,严复于1895年发出“亡国灭种”的警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于1989年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与历史上不同的是,近代中国人以传统夏夷之辨为资源,受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现代民族意识觉醒,形成了多元的民族主义思潮,诸如大汉族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反传统民族主义与保守民族主义、大同主义与民粹主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概念的形成,使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整体升华为一个自觉的整体,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多元民族和文明当中探索发展道路。

   大汉族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前者把现有的少数民族排除在外,认为中国的国只能是汉族的国,强调加快汉族同化少数民族;后者主张少数民族脱离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独立、自治等。反传统民族主义和保守民族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其间,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认为只有彻底破坏中国旧有的传统,引进西方的民族和科学,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又存在着民族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他们旨在通过保留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以救亡图存。 大同主义与民粹主义:前者以康有为为代表,在民族危机面前不是强调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是强调通过制度的改革落实人类共同的普遍价值;后者以章太炎为代表,强调通过历史文化的整理发挥其中的精粹以塑造民族灵魂,振奋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概念形成于近代,但其族体已存在数千年之久,其族称的形成与发展也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大约在5000年前,当中华民族开始形成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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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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