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论语》的为政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18-10-01 00: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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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对《论语》为政之道做了梳理,指出“政者正也”是为政的核心理念,正己正人,德风德草是为政的首要前提,民无信不立是为政的基本原则,徳礼为主,政刑为辅是为政的总体构架,王道政治是为政的理想模式,天下大同是为政的最高理想。今天应该重视儒家治道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整理,重建德治、礼治、法治三元和合的治国模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论语;为政之道;治国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语行事的一部书,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国人修心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基石。《论语》的思想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治道层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本文主要是对《论语》为政之道作以梳理,以为今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一、“政者,正也”——为政的核心理念


   所谓“为政”,在中国古代,从大的方面说就是执掌国政,治理国家。小的方面就是指做官,处理政事。什么是政?有一次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篇》)在古代,“政”字亦通“正”。孔子在这里巧妙地利用了“政”字的多义性,言简义赅地阐明了正直、公正、中正的为政理念和为官之道,要求季康子成为一个正人,能行正道。推而广之,为政者自身要正直,处理政事公正无私,中正无偏。受孔子儒家的影响,“正”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和谐理念之一。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就用孔子的说法解释“政,正也。”《孔子家语·王言》也引孔子的话说:“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凡是身居上位的人,都是百姓的表率;表率正,那么还有什么不正呢?当然了,如果反之身居上位的人不能为百姓的表率,那结果可想而知。对此学者评述说:“孔子思想中之‘政’,不仅与近代学者所论者不同,且与古希腊柏拉图之说亦有区别。近代论政治之功用者不外治人与治事二端。孔子则持‘政者正也’之主张,认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与教育同功,君长与师傅共职。国家虽另有庠、序、学、校之教育机关,而政治社会之本身实不异一培养人格之伟大组织。”

  

二、正己正人,德风德草——为政的首要前提


   《论语·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政者,正也”后继续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是鲁哀公时的正卿,是当时鲁国政治上最有权力的人,他问孔子什么是政治?孔子用一个“正”字概括,告诫季康子为政时自己首先要“正”,为政者起到表率作用,谁敢不正?这就说,只要你领导人自己做得正,下面的风气就自然正了。这说明孔子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有一次,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向孔子求教时,孔子对他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篇》),如果你自己不贪求财货,即使你奖励偷盗,他们也不会去偷,这更是从反面说明了为政者正己的重要性。

   孔子认为为政的首要前提正已,正己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是说当为政者自身端正,德高望重、身体力行,不用下命令,臣民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为政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臣民端正,那未,纵然三令五申,臣民也不会服从的。“身”在中国思想中有狭义即形躯结构,就是我们的肉身躯干的含义,广义即统摄形、气、心而为形神相合、身心一体的生命整体的含义。也就是说,“身”不简单是形躯之身,更多时候实际上是生命、人格的另一种表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篇》)孔子把“正身”看作是从政为官的重要方面,是有深刻的思想价值的。他认为为政者一定要具有高尚的德行,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严格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遵守各种社会规范。这样,为政者起表率作用,就会上行下效,自然就会政通民,国家得治。孔子希望为政者在物欲的利诱下能够严于自律。为政者往往大权在握,眼前往往充满了各种诱惑,如果经受不住这种诱惑,稍加放纵,对自己约束不住,就会产生不良后果。《论语·里仁篇》载:“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一味地追求利益而行,将会招来很多怨恨。岂止是怨恨,有可能违法乱纪,终至不可收拾。所以,“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相反,为政者没有仁德,国家就很危险,“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夏桀王、殷纣王之所以亡国,不讲道德、腐化堕落是其重要原因,“桀以奢亡,纣以淫败。”所以“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国语·齐语》)。

   孔子曰:“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孔子是在强调为政者的德行很重要,对下面的民众有决定性的影响。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者的德行不好,上行下效,老百姓就不可能一心向善,整个社会就会道德滑坡。《孟子·藤文公上》孟子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这句话正是孔子在《颜渊篇》里面说话的翻版。由此可见,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是孔子、孟子都非常重视的政治领导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得民心。《论语·子路》载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孔子把为政的要领归结为“礼、义、信”三个方面。礼者,礼制,其基本精神是敬;义者,道义,是社会基本的道德原则;信者,诚信也,即言行一致,开诚布公。为政者若能做到这三点,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国家也会因此而强大。这就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众心理,也说明了执政者的品德作风对广大民众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叶公向孔子请教从政之道:孔子说“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篇》),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民心,这样就能使近处的老百姓因受其惠泽而喜悦,远处的老百姓能慕名前来归服。

  

三、民无信不立——为政的基本原则


   《论语·颜渊篇》载子贡问政。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是孔子非常强调的一个重要德目,不仅仅一般人要讲诚信,对于一个国家政权也是这样,诚信为立国之本,为政者失信于民,就会民心离散,民心离散则国家政权必然垮塌。《论语·学而篇》载孔子对为政者讲的五大治国要点:“敬事”、“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讲得简洁明了,敬事而信则民心悦诚服,节用物力则足食,爱人使民以时则足兵,足食足兵则民信之矣。五者相互联系,互为支撑;五者足具,方能治国。所以朱熹注云:“言治国之要,在此五者,亦务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杨氏曰:上不敬则下慢,不信则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朱熹的意思是说治理国家要义就是上面五个方面,可以说是为政的根本。他引用二程的话说孔子这一段话虽然浅近,当时的各诸侯国君果然能够做到,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诸侯国治好。像孔子这样的圣人话似乎是说浅近,但所说的道理贯通上下。这三句话,五个要点,如果推衍到极致,古代圣王尧舜禹的理想之治也只不过如此罢了。朱熹还引用宋初儒者杨时的话说:在上者如果没有敬畏老百姓必然会傲慢无礼,在上者如果不讲诚信老百姓必然会疑虑。老百姓傲慢且疑虑,那么政事就不能立起来。谨慎认真地对待政事,获得民众信任,这需要为政者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啊!这些道理不难懂,但要做起来却不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上位者能做到这五点,国家便可稳定并兴盛;反之,国家便会衰落甚至倾覆。治理中等的国家是这样,小则为政一方,大则平治天下也是同样。孔子所说的五点也具有普遍意义,完全适用于当今世界治理国家、管理企业。

  

四、德、礼、政、刑——为政的总体构架


   在治国的方略上,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国以礼”,这是孔子在《论语》当中提出的治国箴言,把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看成是为政之道的根本。

   如果从价值的优先方面说,孔子把“德治”看得更高;如果从孔子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他首先谈的是“礼治”。孔子以西周为理想,要恢复“礼治”,即“为国以礼”(《论语·先进》),“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篇》)这是因为,春秋之际,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也就是一种“天下无道”,即“王道”失落的表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可见,孔子所谓“有道”,就是欲恢复由“王”来行“礼乐征伐”之权的“道”,也就是礼治。欲使礼治复兴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性,还必须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孔子认为必须从“正名”开始。子路问孔子:“卫君侍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篇》)而所谓“正名”,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礼乐制度的恢复,使社会处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为君行为君之道,为臣行为臣之道;为父行为父之道,为子行为子之道,这样一种良好的秩序状态,否则,就会像齐景公所说的:“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如果真的出现为君不像个为君的样子,为臣不像个为臣的样子,为父不像个为父的样子,为子不像个为子的样子,即使国库满满的,我大概也吃不到了吧。孔子认为,只要能够做到守礼,所谓“犯上作乱”之事也就不会发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篇》)又说,“上好礼,则民莫不敢敬。”(《论语·子路篇》)“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篇》)可见,强调礼治,从一方面说是为了维护贵族统治者的权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使民”。前者是为了“安上”,后者为了“安下”。这在今天看来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孔子提出了他的“德政”学说,作为其“为政之道”的中心内涵和最高境界。《论语·为政篇》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北辰”,即北极星。古人认为,北辰乃“天之枢”;“居其所”,“不动”,而“众星拱之”,即众星拱向北辰,可以之为参照物来辨正方位。孔子以北极星形象地比喻“德”对于为政者治理天下的重要性,认为为政者有德,就有了感召力、凝聚力,就像天上的北斗星,满天的星座都会跟着它运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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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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