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佑民:如何成为公民:20世纪早期女性选举权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 次 更新时间:2018-09-29 22: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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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佑民  

  

   在被奉为代议制民主典范的英、美两国,女性获得选举权也不过是1920年代前后的事,换句话说,长期以来,广大女性并非真正的公民。那么她们是如何破除傲慢与偏见,最终成为公民的呢?个中原因颇为复杂,各国国情也有所不同,本期外刊扫描将简要介绍英国的历史经验。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壮大,很快蔚然成风,时代女性们组建起了众多妇女组织,经过无数或温和或激进的斗争,到了1918年,30岁以上妇女终于获得选举权,10年后,年龄要求下调至21岁,不列颠女性终于成为了公民。

   本文所选第一篇文章简述了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思想领袖米莉森特·加勒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的女权思考,其中既有坚定的信念,也包含灵活的策略调整。第二篇文章则叙述了1908、1909年的三起激进抗议运动,并将其置于英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加以考察,同时介绍了几个重要的妇女选举组织之间的异同。第三篇文章则讲述了一战时期的妇女选举权运动,重点解读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

   可以说,半个多世纪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不是一个简单的正义战胜邪恶的神话,其中充满了无数的分歧、妥协、冲突与血泪,反观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不免引发我们更深入的反思。

  

一位时代女性的思考

  

   整理自:David Rubinstein,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and the Meaning of Women's Emancipation, 1886-99

   来源:Victorian Studies, Vol. 34, No. 3 (Spring, 1991), pp. 365-380

  

   19世纪后期英国妇女运动在诸多社会领域都成绩斐然,然而直到1880年代中期,妇女投票权这一女权主义者的核心诉求似乎仍旧前路漫长。在当时的氛围下,妇女运动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很多女权领袖都更多地投身于党派政治而非女权事务本身之中。1886年时的米莉森特·福西特虽然并非女权运动的唯一领导者,却是她们的思想领袖,最受敬重的成员之一。

   1886年的米莉森特·福西特尚未及不惑之年,已是英国政治生活的领袖人物之一,同时她还是一位作家和杰出的演说家。她年仅22岁时便已步入政坛,参加了当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妇女选举权大会,到1880年代已是全国最有经验的妇女演说家了。

   福西特夫人的女权观主要具有三大特点。第一是她的女权信条往往由其他信条所塑造,其中最为强烈的是爱国主义。她在1918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我50年的普选斗争中,我最宝贵的愿望一直都是竭尽所能助力我们国家的事业”。第二,她很清楚妇女解放并不像赢得一场选举那样,是一种具体的目标,它的本质将随时代变迁,“每一代人都要面对她们自己时代的不公”。第三,她不仅是一位坚守原则的女性,也是一位老道的政治家。她希望以最大限度迎合公共舆论的方式提出妇女选举及其他改革议题,每一次公共发言前她都会仔细掂量其对男性听众的可能影响。而且,妇女解放是一个困难、复杂的问题,并非一场单一的政治运动。

   对福西特夫人来说,“妇女解放”包含一系列连贯的信条。首当其冲的是议会选举权,但这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选举权作为一项武器可用以推动有利于女性(尤其是已婚妇女)的变革。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女性职业化的重要途径,它也会帮助女性进入行政机构或者从事商业。在更低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女性就业自由将为她们敞开机会之门并提升收入。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妇女解放意味保护妇女免受来自有权势的粗鲁男性的性剥削,这一点贯穿其妇女选举权斗争之始终。

   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福西特夫人十分灵活,即便是在其他领域与她针锋相对的人,她也会利用他们在妇女选举权事务上的哪怕一点共识,来推动该事业的进展。1890年代,她努力弥合妇女运动内部因爱尔兰自治问题而产生的分裂。她于1892年应邀在自由派的妇女选举全国中央协会(Central National Society for Women’s Suffrage)年会上演讲,也邀请著名的自由派妇女参政论者爱娃·麦克拉伦到自由联盟党(因爱尔兰自治危机,英国自由党内部发生分裂,以张伯伦为首的一批人组织了更保守的自由联盟党——编者注)的妇女选举权组织妇女选举全国协会(National Society for Women’s Suffrage)的年会上发言。随着爱尔兰自治事件渐渐冷却,她起到的调和作用越发显著。1892年大选后,她以私人名义发布小册子号召妇女参政论者和议会中的支持者们团结一致,也是在她的主持下,上述两个妇女选举组织于1896年顺利召开联合大会。

   在同一时期她还组织了一场妇女参政权请愿活动,并成功征集到260,000份签名。1896年10月,来自伦敦、爱丁堡、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等地的26家协会在伯明翰召开大会,福西特夫人被“一致推选”为主席。随后在1897年又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筹划建立一个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除了名字之外,这与10年之后成立的、由她担任唯一主席的民主、集权、敢于直言的全国妇女选举权联盟截然不同,但显然到此时她已经是最有声望的妇女参政论者,也是能够把一盘散沙凝聚起来的人。

   除了上述事务之外,她为女权运动进行的一系列理论论述以及公开演说、写作,才更具影响力。她的妇女选举权观点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妇女天生就是一种保守的力量,赋予其选举权将增强自由联盟党的势力。这一论点受到自由派女权主义者的反对,在90年代中期以后就很少被提及。

   第二,也是更具吸引力的一点是,妇女选举权的通过将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对已然改变的社会、教育和经济状况的承认。在1891年给一份女权杂志的序言中她强调,妇女解放并非个人而是更为广泛的民主运动的成果。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她指出妇女运动是紧随有偿雇佣而至的,“妇女解放运动自有其经济基础,它建立在使用女性劳动力的生产方法改变之上,这一事实可以使人坚信妇女解放的持久性。”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妇女运动在英国和美国推得最远,因为这里的经济状况有利于女性。

   第三个,女性应该被授予议会选举权是因为在许多重要方面她们与男性有别,这一论点是针对特定的听众而谨慎构建的。反妇女参政论者强调所谓的两性特质不同,以此作为女性不应获得选举权的理由。他们常说要是女人也有选举权,她们就会“失去女性特征”,不过当他们需要妇女为其贡献选票时,这种侮辱性说辞就听者寥寥了。相反在福西特夫人看来,正是因为男女有别,男性不能代表女性,如果女性没有选票在手,那这恰好说明现行的代议制度不能完整地代表全体国民。在1894年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她宣称家庭“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单位”,授予女性选举权将提高它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真正的女性气质(womanliness)不应混同于“见到老鼠就尖叫”等刻板的行为模式。她还曾写道,女性不是男性,但她们也绝非一个单独的物种,实际上没有任何两个人类个体是完全相同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应该寻找适合她们的工作并积极从事,我们所要求的正是“开发每一个个体最好的天赋。”

   在演说和写作中,福西特夫人一直在努力打消公众疑虑,而非挑战公众,指出女权主义者们也并不想把社会上下颠倒,“我们追求的只是给予女性力量,以使她们能更好地承担作为女性的职责。”但是投票权也并非仅仅是华而不实的象征,对遭受性虐待的女孩、郁郁寡欢的妻子以及想在死后给孩子提供照料和教育的母亲来说,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她的目标是在法律面前提升女性的身份和地位,而投票权本身在这个大的社会进程中则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随着1899年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1899-1902),妇女参政论者暂停了她们的活动,福西特夫人本人就投身于爱国主义事业中,正像她多年之后写道的“两把火不能一起燃烧。”战争结束后不久,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就开始了她们的激进活动,妇女运动的本质也发生了永久性变化。因而从1880年代中期妇女选举运动在议会中的失败到1899年战争爆发也许可以看做从第一波女权运动结束到下一个高潮到来前的过渡阶段。妇女解放运动并非铁板一块,也不具备吓到男性选民和政治领袖的压倒性力量,但它依然是一股影响社会各方各面的势力。米莉森特·加勒特·福西特尽管因其个人性格和各方面问题的考虑,一度在女权主义者中造成了分裂,但直到1890年代她依然是其中的领袖人物。她的话语不但主导妇女选举权运动,也影响着其他关乎女性的问题。1886年到1899年的机遇与困难对她本人和整个运动来说,都是一场火的洗礼,进而为新世纪的急遽发展奠定了基础。

  

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战斗性”

  

   整理自:Laura E. Nym Mayhall, Defining Militancy: Radical Protest, the Constitutional Idiom, and Women's Suffrage in Britain, 1908-1909

   来源: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39, No. 3 (Jul., 2000), pp. 340-371

  

根据传统叙事,在埃米琳·潘科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克丽斯特贝·潘科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埃米琳·潘科赫斯特(1858-1928)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03年创立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主张以砸窗子、袭击警察局等暴力手段争取选举权,成员被捕入狱后又以绝食进行抗议,当局则以强制进食对应之。她的女儿克里斯托贝尔·潘科赫斯特(1880-1958)接管组织领导权后,甚至采用纵火等更激进的方式,联盟的战斗性举措受到其他妇女选举权组织的批评。一战爆发后,她们停止激进抗议,转而为国家事业服务,最终于1918年英国30岁以上妇女都获得了选举权——编者注】的领导下,1903年后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WSPU)重燃了妇女选举权运动之火。她们诉诸战斗性(militancy),首先干涉自由党集会并打断政客发言;然后利用“街头剧场“(street theatre),采取诸如大规模游行示威等方式;最后公然毁坏公共和私人财产,杂碎玻璃、撕毁画展上的画作乃至纵火烧毁建筑物与邮筒。而一旦自由派政府以强制进食以应对妇女参政论者的绝食抗议,女权斗士们(militant)就创造出一种“表演行动主义”或“视觉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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