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玲:论基层协商文化的培育和成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18-09-28 07: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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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玲  

   内容提要:近几年,基层协商民主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普遍缺乏“协商文化”氛围,这主要是由于许多地方的协商是“假协商”、“被协商”,也与缺乏历史文化底蕴、开阔的胸襟有关。“协商文化”的培育和成长至为重要,也需要从中国传统协商文化资源、西方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受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融通和再造。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协商文化,需要处理好协商与法治的辩证关系,更离不开立足于地方实际和显示个性特色,还要发挥协同联动机制和作用。

   关 键 词:基层治理  协商文化  传统资源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创新

  

   近年来,协商民主越来越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也随之出台,从而成为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也成为基层协商民主治理的大政方针。如二○一五年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与决策实施之中,增加决策的科学性与实效性。”不过,目前,这样的高标在中国基层很难达到,即使在一些协商民主创新单位也颇为不易。究其因,这当然与基层单位对国家政策的落实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广大基层远未形成“协商文化”的氛围。没有“协商文化”作支撑,基层协商民主都会失去根基和可持续发展动力。因此,要使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得到更快更好发展,就必须解决“协商文化”这个本源性问题。

  

一、“协商文化”缺失是基层协商民主短板


   在党和国家的推动下,经过自身的努力探索,一些地方基层致力于协商民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全国范围看,真正富有协商民主制度创新的基层单位是有限的,能得到交口称赞者就更少。何况,即使是一些基层协商民主的创新单位也多是从制度和技术上进行探索,少有在“协商文化”进行开拓,这就带来整体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初级阶段性质,也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及其困局。

   (一)缺乏“协商民主”的基层治理

   如果将“协商民主”比成一场春风,那么近年来它已吹绿了全国各地很多地方。但也必须承认,全国之大、官场围墙之高使得也有春风吹不到之处,即使吹到也易被挡在“玉门”之外。因此,在这些地方,不要说“协商文化”,就是“协商民主”也付阙如。有人曾这样概括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人们,对于协商民主的“认识上的难题”:“关键是摒弃协商民主‘说了也白说’、‘说了不算’、‘作用不大’等思想误区,使协商民主从‘多此一举’变为决策必需,并内化为一种执政理念和政治自觉。这需要营造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的良好氛围,需要党政领导的胸怀和气度,不怕政协委员揭短,不怕人民群众提诉求;支持说真话、道实情,支持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呼声;鼓励不同意见的交流和讨论,鼓励对党和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如果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火冒三丈,协商民主就难以开展也难见成效。习总书记讲过: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对一个地方而言,鸦雀无声不是‘政通人和’;对一个主官来说,耳根清净并非有口皆碑。”①这话虽说得含蓄,但从侧面反映了不少领导干部实行的仍是“一言堂”的家长作风,协商民主根本吹不进他们那里。当然,协商文化也就无从谈起。事实上,这样的地方在全国基层并非少数,而是占相当大比例。这也是不少地方一把手往往罔顾协商,更缺乏权力制约和监督,成为罪大恶极腐败者的根本原因。

   (二)“被协商”的所谓“协商民主”

   即使在有协商的地方基层,许多协商也是表面化的,未能成为真正的协商民主,有“被协商”的倾向。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没有人民群众参与、只是基层干部预设好的所谓“协商”,这可称之为“假协商”或无民主的“协商”。所以,在名义上这些地方也实行了“协商”,甚至被惯以“民主协商”,其实却与“协商”尤其是“民主协商”风马牛不相及。如果非要为这种“协商”进行定义,那就是“被”干部“协商”,或为干部之间的“协商”。二是有群众参与,但群众参与度有限,缺乏参与的广度,这样的“协商”也离“民主协商”相去甚远,是一种缺乏群众参与广度的“被协商”。根据科恩的观点:“民主决定于参与——即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参与决策。”“民主的广度是数量问题,决定于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中实际或可能参与决策的比率。”②事实上,有不少地方的协商民主,群众参与度很低,有的群众甚至是由基层干部选定的,具有“代言”和“魁儡”作用,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民群众“被协商”。三是有广度的群众参与,但因为协商方案由基层干部决策,人民群众只是走过场,甚至只起到点头举手通过作用。这样的“协商”亦非“民主协商”,也是另一形式的“被协商”,是一种有广度而无深度的“协商”。关于此,科恩还指出:“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参与来确定的,而民主的深度则是由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是由参与的性质来确定的。”③因为所谓“民主协商”中很重要的前提是参与者个体,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自己做主进行选择和决定,从而达到自主和自治的目的。总之,“被协商”的所谓“协商民主”是一个冒牌货,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协商文化”作为基础,是与“协商民主”背道而驰的。

   (三)基层为“协商文化”缺位的场域

   应该承认,近几年中国基层有不少地方的“协商民主”创新风生水起,成绩斐然。但一个明显的不足是过于重视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和技术进步,相对忽略“协商文化”建设。加之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精英阶层流失严重,这就造成三个方面的缺位:一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协商因素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专制主义思想没有得到清理。当官本位与不平等大行其道时,很难想象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能获得与基层干部进行民主协商的信心和勇气,而不是变得顺从屈服甚至不寒而栗。二是对于西方的协商民主比较隔膜,更难掌握其现代精神内核。西方协商民主是一套完整甚至复杂的理论,其现代思想意识与协商能力和方法要让无多少文化知识的农民掌握,那是相当困难的。而缺乏现代协商民主武装的农民又如何能进入“协商文化”的场域?以我们的调研为例,温岭领导干部在谈及其早期协商民主时表示:有村民被请去协商,当看到协商方案根本不是从村民角度出发时,这位村民竟扭头就走,身后扔下这样一句话:“这样的方案协商个鬼。”基层干部以此来说明,村民在“被协商”时的清醒与愤怒,这是一种民主意识的觉醒。不过,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村民还没有真正理解西方协商民主的真义,即在包容之下与对方进行民主协商的耐心和能力。其实,这也是缺乏“协商文化”作为内含的必然结果——不论是对基层干部还是对于村民都是如此。三是对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特色的协商民主缺乏认同,个人主义和功利私心容易代替集体主义与公民意识。对比中国古代传统协商因素,建国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协商文化是第二个传统,并且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传统,它是中国古代与西方现代的融通再造,虽然它远不是一个完成式,而是开放甚至是有局限的。不过,广大基层对这一传统理解得很不够,这就导致“协商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更没有立地生根。

   总之,随着精英阶层的流失,中国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面临着协商文化严重缺位的困境,这也直接导致协商民主的举步维艰,这就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和进行大幅度调整的。

  

二、基层“协商文化”的内涵与功能再造


   既然中国基层尤其是广大乡村处于“协商文化”的缺位状态,那么如何理解其内涵,怎样进行其功能再造,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一项重大的系统枢纽工程。

   首先,应将中国古代传统中的“协商”因素作为一大资源加以充分利用,以成为当下基层“协商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我们的文化建设发展一直存在着一个“袪传统”的向度,这就导致对于数千年中华文明精华的忽略,其批判性往往大于继承性。近些来,学界开始反思这一问题,但收效并不明显,尤其是在思维方式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轻视和不自信很难克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放在一个价值趋向上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要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国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④基于此,我们要确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商”因素在当代的价值,尤其是在基层“协商文化”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克服简单或一味从西方拿来“协商民主”并作为本源性理解的错误。中国传统“协商”元素甚多,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和合之谓美、有事好商量、合情入理、退一步海阔天空、守礼持中,等等。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进攻性、也不好战竞争,而是崇尚和平、有礼、雍容甚至退让,这对于“协商文化”建设大有益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有坚守包括“协商”因素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觉,并从中进行系统梳理、耐心发掘和全面阐扬。

   其次,大胆吸收西方“协商民主”精华,为基层“协商文化”建构注入动力和活力。毕竟“协商民主”作为一个固定的概念和自觉的理性阐述,来自西方,其所包含的现代理论与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西方的协商民主建立于自由、平等、民主、共赢、认同等基础上,这就决定其“协商文化”往往摆脱了一己之私而进入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境地。中国基层“协商文化”有了西方的参照系,就会获得新的理论与方法论支点,也会避免陷入一些怪圈和盲点之中。以温岭的民主恳谈为例,“初期的‘民主恳谈’大多是就个人利益的具体问题进行对话交流,而发展和深化了的‘民主恳谈’活动的恳谈内容主要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宏观问题”,⑤这种变化本身就反映了温岭协商观念由“个我”到“集体”,由“私”向“公”、由“小”至“大”的转变。而且,浙江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制度创新与巴西的参与式预算制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有着或少的内在关联。有学者甚至直言,他们用参与式研究方法,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方法,根据尊重、公开、平等、代表性原则,以系统缜密的程序,参与到温岭泽国镇的恳谈与财政预算协商,以期来检验在中国农村施行协商民主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⑥应该说,用西方协商民主精神参与、烛照、激活中国基层“协商文化”建构,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因为毕竟时代进入了世界一体化,许多外来价值观和先进理念应该成为我们的共同资源。另一例子是成都金牛区曹家巷旧房改造,它借鉴西方的“民主”、“参与”理念和方式,建立由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多元主体参与的“自改委”,通过“协商”解决了多年来难以解决的难题。不过,对于那些钉子户,“自改委”采取群众轮番轰炸的所谓“协商”方式也有违“协商民主”精神,这是一种以道德伦理正义代替平等协商的做法。从中可见,中国基层“协商文化”建设的瓶颈难题——对于西方协商民主精神的某种隔膜与误读。

再次,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文化,以便为中国基层协商文化确立基调与未来发展方向。建国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协商文化发展,尽管有相对忽略中国古代传统、过于崇信西方价值的不足,但整体而言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行的,其民主协商的科学性、开放性与创新性是不容置疑更是不能否定的。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于协商民主给予战略性安排和顶层设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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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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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吴学术》 , 2017 (5)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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