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货币哲学》:一位寂静主义哲学家的世纪末劝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2 次 更新时间:2018-09-27 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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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据说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正好患了痈症,身体的骚乱令心中无名火起,对资本主义发泄了更为尖刻的批判。按照这类心理分析传记学的逻辑,西美尔写《货币哲学》时对资本主义显得十分温和,是否因为他的身体状态十分良好呢?

   心理分析传记学的逻辑会让人感到好笑,但另一种与心理分析其实性质上差不多的分析逻辑看起来就要严肃多了。西美尔生活在十九世纪末那样一个现代化突飞猛进、同时令人感到晦气的时代,社会运动、国家独立的事情此起彼伏,殖民主义的火车和军舰到处乱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西美尔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投身社会平等问题,也没有像韦伯那样,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铁笼”忧心,却在那里把玩现代性中的个人生命感觉,结果被称为“审美主义”、“印象主义”社会学家,似乎西美尔太小资产阶级情调,而且思想方法有问题,没有历史感、没有阶级意识……

   西美尔的思想是否因此就肤浅、不重要了?是否就不足以同马克思、韦伯相提并论?

   西美尔提出过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假设”。

   从前有个地方,人与人之间“惊人地不平等”。虽然人人都有一片土地,足以供其所需,但有些人却能种玫瑰。“也许他们比别人钱多一些,也许他们肯在这上面多花时间,或者正好拥有玫瑰所需的土壤和阳光,总之,他们有玫瑰花,别人没有”。

   本来,这种情况没有引起纠纷,好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有人漂亮、有人相貌不佳,有人聪明、有人笨些,天生如此,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终于有一天,有人发现自然差异不应该天生如此,激烈地站起来号召︰人人生来都有拥有玫瑰的权利,只有少数人有玫瑰是一种“盲目的偶然性”,必须改变。“蒙昧的无欲时代已经过去”,按照人的自然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欲求自己应该有的东西。何况,从科学角度看,玫瑰在少数富人那里积累过多,他们会在玫瑰丛中窒息。

   “在人民的呼声中,灵魂的最后渴望和最深层的文明思想同人民过于人性的冲动紧密相连。于是,一个革命政党形成了”。玫瑰人跟着就成立了保守政党,以便保护自己对玫瑰的占有,“保护现在才意识到的那种诱惑︰拥有某些别人羡慕与渴望的东西”。革命最终不可避免,而且平等主义党派必然大获全胜,“因为该政党的道德观念最终潜入敌方阵营:社会正义的理想超越了一切利益冲突”。

   西美尔根据这个“社会学的假设”问,人类是否从此有了永久和平、平等和幸福?重新分配土地方案使每个人有了同等的种植玫瑰的条件,但是,自然份额仍然不可能像数学一样精确地均匀分配给每一个人,“总有一些人培植玫瑰时手气更好,另一些人得到的阳光稍稍充足,有的人嫁接的嫩枝更为结实”。“自然状态”似乎并不认同自然权利,总是出人意料地干扰现代人设想的平等理想。

   在马克思那里头等重要的平等问题,西美尔用一枝社会学假设的玫瑰就打发掉了。从西美尔讲的玫瑰故事来看,他并非对于动荡的现实生活和历史的巨大变迁没有感觉。显然,西美尔对于这一切,有自己根本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看法──不然,他怎么会认为马克思是个“蹩脚的哲学家”?史称马克思、西美尔、韦伯为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但据说西美尔更像文化哲学家,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与马克思、韦伯相当不同。可是,马克思、韦伯就不算文化哲学家?这三大师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歧是形而上学的差异,如此差异倒与他们每个人的个人性情相关,与身体的病痛不相干。无论心理分析或者阶级分析的逻辑多么引人入胜,都不可能解释思想者个人性情的形而上学差异。

   西美尔的形而上学个人性情究竟是怎样的?

   西美尔的社会思想从社会分工论开始,并非如有的专家以为的那样,从“货币哲学”论开始。但与马克思或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不同,西美尔从一种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现代生活之基础的分工,分工产生的“极端和彻底的专业化,只是普遍的文化困境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普遍的文化困境就是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的相互离异──也就是异化,其结果是现代人的生命和生活都成了碎片。《货币哲学》正是在这种社会分工论的文化哲学基础上,对现代生活的碎片化过程做了详细的分析,按照这种形而上学,现代性中日渐加剧的生命本身的碎片化,并非是人的伊甸园面目的历史扭曲,毋宁说是人的生存在体性悲剧的历史片断。

   西美尔的分工论和货币哲学中,潜隐着一种与当时如日中天的历史主义思想了不相干的关于人的形而上学──而且是悲观主义的。这一悲观主义的形而上学,使得西美尔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批判毫无共通之处,倒是与韦伯的形而上学个人性情相近。不过,韦伯是尼采的信徒,西美尔是叔本华的信徒,对于他来说,“叔本华是比尼采更有意思的哲学家”。所以,尽管韦伯欣赏西美尔的思想感觉,最终无法认同他的形而上学的个人性情。

   与其现代性碎片感相一致,西美尔思想由诸多片断组成,这里我选取了三个主要片断。

  

人无法居住在“纯粹手段”的桥上

  

   《货币哲学》是西美尔唯一一部结构完整的大部头论著,二十世纪开头的那一年问世。不过,西美尔的基本思想已经反映在1896年发表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一文中。文章的题目已经讲得很清楚:与马克思关心作为商品的货币不同,西美尔感兴趣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因此,自然要“从货币经济学结束和尚未开始的地方起步”。

   西美尔并非不晓得货币首先是一个“历史现象”,但历史唯物主义的货币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触击货币“对内在世界──包括个人的生命力、个体命运与整个文化关联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自身当然也有一套人的哲学,但在西美尔看来,恰恰是马克思的人的哲学(而非其经济哲学)过于肤浅──所谓“蹩脚的哲学家”指的就是这回事。“只能用哲学方式来处理”现代货币经济与真正人的历史现象的关联,意味着要“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来考察货币的本质”,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睛对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恰恰是瞎的。

   西美尔的货币文化哲学也不是实证的经验社会学的货币研究。按照当今主流社会学界的“学统”观念,西美尔的货币研究算不上社会学论著。西美尔当然看不起经验的实证社会学,如果要“从货币的作用来说明生命现象的本质和肌理”,仍然需要哲学思想,而经验的实证思想并不思想──其实也不分析。

   货币古而有之,现代经济生活使得它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对于韦伯,这一变化的深远意义在于理性化机制的形成。对于西美尔,其深远意义首先在于︰货币成了个人生命中“不受条件限制的目标”。

   从前,人们渴求的人生目标──比如美好的爱情、神圣的事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金钱这样的人生目标却是人随时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换言之,前现代的人生目标乃是一个恒定、潜在的生活目的,而非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如今,金钱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所以,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的说法绝非比喻。

   就生活产生的生命感觉而言,以金钱为中心与以上帝为中心所产生的生命感觉有形式相似︰上帝的观念超越了所有相对事物,是终极性的抽象综合;在上帝观念中,生活的矛盾获得了统一,生命中所有不可调和的东西找到了和谐。同样,货币超越了所有具体事物,显得可以调解一切生活矛盾:“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人们相信金钱万能,如同信赖上帝的全能。

   西美尔又将金钱同语言模拟。 语言不等于具体的富有特性和差异的言语,它本身没有特性和差异,但能让言语富有特性和差异。同样,金钱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其“没有独特性的力量,但这些力量仍然能够给生活添加各不相同的颜色”。金钱显得像纯粹的形式,使得具有质地的生活内容和方向产生质的变化。生活的各种因素通过语法形式而成为接触、冲突、交往的言语,金钱就是现代生活的语法形式,生活中“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相互接触”,成为活的言语。

   这种货币的上帝模拟论和语言模拟论并没有先设定某种对金钱的道德立场,相反,西美尔看到,金钱一视同仁地支持截然相反的生活品质道德诉求,平等推动“大相径庭的思想方向和情感方向”,就好象上帝观念可以被不同的人利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语法形式表达其道德偏好。

   比如,货币经济生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持续的个人自由主义诉求。原因很简单,在前现代的生活形式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明确、固定、人身化的;在货币经济生活中,人们很少依赖确定的人,每个人只依赖自身。人们固然依赖供货商,但人们可以经常随意更换具体的供货商──就像在现代货币经济生活中,婚姻关系仍然是一种人与人相互依赖的形式,但货币使得人们可以随意更换具体的依赖对象。在前现代社会,人同他人的外在联系都带有人身的特征,货币经济生活结构能够使人的日常活动与其人身色彩──也就是其真正的身体自我显得不相干,人身自我能够退出日常关系,从而更关注自己的内在。人与人的联系固然极大地增多了,但人对他人的人身(Person)反而冷漠得多。所谓现代的自由,不过是货币生活为个体性和内在独立感带来的广阔空间。

   然而,货币经济生活并非仅仅为个性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空间,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同样导致利益、关系、理解的平均化、无差异化,为平等诉求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平等诉求与个体自由根本上就无法共荣。

   所谓平等,实际上就是“一种夷平过程”︰所有高贵的东西向低俗因素看齐,这恰恰是金钱的作用。金钱是所有事物“低俗”的等价物,把个别的、高贵的品质(这恰恰是自由的个性要寻求的)拉到最低平均水平:“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西美尔敏锐看出,各个阶级在现代生活中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现代式“贪婪”,因为,金钱成了概括一切值得追求的目标的通用语,“就象神话中有魔力的钥匙,一个人只要得到了它,就能获得生活的所有快乐”。

   对于西美尔来说,价值意识集中在平等或自由,同价值意识集中在金钱身上一样,都是现代货币经济的产物。平等或自由的价值同金钱的价值一样,最终都不过是纯粹手段。无论为自由吶喊,还是为平等战斗,都是太现代货币经济式的激情。

作为一种道德激情,社会主义以为自己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因而其道德立场可以具有超历史的道义力量,在西美尔看来,这是相当可笑的自以为是或自己哄自己。现代文化中的冲突总显得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激情在厮打︰革命-保守、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原教旨主义。最为基本的是平等与自由的厮打:要么追求同样条件、夷平差异、平均化,扩大社会阶层的包容性;要么追求最具个体性的东西──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实际上,社会主义者与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者都希望借助金钱的力量重新安排自然的等级秩序,这两种现代社会的基本感觉倾向都由货币经济来支撑、并提供激情能量。社会主义期待摆脱个人仅仅为生存而劳累,“保障低收入者和生活困顿的人能够得到较高的经济价值”,恰恰是地道的货币经济式的诉求,而且同样会带来新的社会分化。以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与金钱的罪恶相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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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探索与争鸣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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