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碧:论我国协商民主的包容性特征及其国情的适应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 次 更新时间:2018-09-27 07: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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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碧  

   内容提要: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协商民主的重要特征是包容性及其国情适应性。其包容性具体表现为“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多元并存”的政治体制、“协商共治”的政治生态和“主辅互动”的政治机制。其国情适应性主要体现在适合“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族群结构、适合我国“大一统”基因的政治传统和文化、适合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的社会结构和治理需要、适合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治性质。

   关 键 词:中国  协商民主  包容性  国情适应性

  

   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这个特色体现在哪里?这需要得到科学和具体的认识和把握,这样才能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得到正确的运用,才能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设,利于国家政治目标的实现,利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关于这个特色,笔者认为应该是包容性及其国情的适应性。

  

一、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

  

   什么是协商民主?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协商民主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于我国的政治现实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协商民主概念是在西方最先提出并得到深化,但就实践开展和制度建设而言,协商民主在中国有生动的形式和完备的构架。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国协商民主从无到有,不断推进,处在上升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着从自发向自觉、从基本制度规范向体制化和程序化的重大转变①。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全过程,经历了实践探索、形式确认和制度完善的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协商建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等都是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政治协商会议是其中最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②。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协商民主由初期的党规走向了国法的转变,其间内涵逐渐丰富,制度不断走向完善。1991年江泽民首次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③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党章,1993年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2006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对协商民主予以明确和阐述。2007年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确认了与选举民主并列的协商民主的概念。此后,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将协商民主“从一种民主形式上升为一种制度形式,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层面上的重要部分”。④

   在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中,一方面我国原有的协商民主形式不断得到增强,具体有以通报会、座谈会、谈心会等形式为依托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协商,有以人民政协为主要渠道开展的专题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对口协商和界别协商,它们都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另一方面,我国协商民主形式也有新的突破和发展,社会领域的协商民主主要有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社区议事会、网络民主、三方协商机制等形式。与政治领域的协商民主不同,社会领域的协商民主有其独特之处,这点主要表现为主体的群众性、实践的创新性、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和参与的直接性。虽然社会领域的协商民主还不够完善,但已经彰显了协商民主的新进展。这种形式的协商民主更符合协商民主直接参与、广泛参与的要求,是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重要突破,目前民主恳谈会使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群众之间实现了有效沟通,促进公众直接通过协商、讨论和对话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推进上层与基层、政府与公众的直接对话,实现了多层和更广泛的参与,也是其强大生命力和适应性的表现⑤。

  

二、我国协商民主的包容性特征

  

   我国协商民主的特征是什么呢?有学者提出包括以下五点,即:一是公开性,指协商程序公开、透明;二是平等性,指参与主体自由,地位、机会一致;三是规范性,指协商的决策程序和结果的合法性;四是责任性,指协商主体意识到政策、措施选择的社会后果;五是合法性,指协商形式和结果具有法律约束性。

   关于这五点,无疑是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但不应是根本性特征,因为这些特征也是选举民主形式所具有的,难道选举民主就没有公开性、平等性、规范性、责任性、合法性吗?显然不是。这样,就以上五点来说,只能说它们是所有民主形式的特征,是关于民主政治形式的普遍特征,是相对于专制政治体制的统治而言的。就协商民主的特征而言,它应是协商民主区别于选举民主的那些独特性。那么,它的独特性应该是什么?笔者认为是包容性及其国情的适应性,核心是包容性,这是根本性特征。

   什么是包容性?首先要正确理解“包容”这个概念。所谓包容,本义上是指主体将客体放入特定的容器或区域内,它的反义词是排斥,即主体拒绝容纳某客体或将其排出。人们借用包容这个范畴来指一定社会行为的特征,从而产生了包容性这个概念,通常包容性指社会个体或社会主体能够容纳它之外的其他对象的特性。这个范畴的这一内涵目前被延伸运用到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如政治上的求同存异,经济上的包容性增长,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我们常说,中华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性,是指中华文化具有良好的包容性。

   协商民主就是通过求同存异来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包容性制度安排。协商民主起源于西方,其概念由约瑟夫·毕塞特于1980年首次提出,并形成了学术研究和理论关注。而在实践的指认上,如荷兰学者李帕特(Arend Lijphart)对奥地利、比利时、瑞士和荷兰政治系统进行了分析,并把它们归结为协商民主;同时认为这些国家的协商民主,其特征就是在一个国家内可以有多个以种族、语言或宗教分割的政治力量并存,但同时依然保持较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来源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互相协商⑥。这是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的情况。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都不落后于西方,在新中国成立时就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存在并得到了制度化和理论化,典型的代表就是政治协商会议及其机构的建立。协商民主属于政治范畴,是相对于选举民主而言的,其显著特征就是包容性。但是包容性也是与自己文化传统、国情结合,形成有自己特定内涵的,即具有国情适应性。因此,协商民主的特征分析包含包容性及其国情适应性的两个方面。中国的协商民主,在包容性上充分体现了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二是“多元并存”的政治体制;三是“协商共治”的政治生态;四是“主辅互动”的政治机制。

   (一)“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

   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这一思想蕴含了协商民主这一政治文化的基因,即“和合”精神。中国古代“合”与“和”同义。祁润兴先生曾考释提出:“和”的本义为音声相和,旋律合韵,交响融融;“合”即“集”,诸元素采集到一起,合拢起来,覆盖发酵,酝酿出新生态。后“和”、“合”同用,如《周易·乾文言》在《乾 象传》中有“保合大和,乃利贞”之句。⑦北京大学教授张立文先生论“和合”文化时指出:“和合”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精髓;“和而不同”是“和合”文化实践的基本原则,它们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构成。就“和合”文化的基本原则概述为五大点:一是“和生”,即“和”才“生”;二是和处,指共存;三是和立,指容纳异己;四是和达,即共同发达、繁荣;五是和爱,即博爱。⑧那么,从“和合”的本义和后来的发展看,它的内涵是指在自然及社会之中把各种相异、众多的事物(元素、要素)置于一起,使它们之间产生互动、融合,在承诺、发挥各种要素的个性及其基础上形成新的总体化机制,使自然、社会不断创新和发展⑨。

   从古代到当代,中国政治都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特点,形成相应的实践策略。就当代民主协商的政治形式来看,主要是:第一,在政治目标上,执政党不是立足于一己之私来布局施政战略,而是着眼全国各族人民的发展、国家的强盛甚至是世界的和平发展,因此能够承诺、吸收和利用其他党团、界别的智慧进入国家决策和发挥其作用,使国家和民族达到“和爱”和“和立”。第二,在政治力量的关系上,建构相互包容和互动的政治体制和机制,做到既承诺和发挥各党各派和社会团体的要素个性及其作用的同时,又在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走向上使它们之间交流、融合形成统一的方向和制约机制,政治和社会力量能够达到“和处”。第三,在政治效果上,通过积极协商、沟通和融合,形成的政治作用体现了各个党团、社会力量产生了“个性”和“共性”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使社会整体内部不断获得创新与和谐发展,进而达到“和达”、“和生”。⑩

   “和合”精神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于政治实践之中,“和而不同”是它的实践策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突出地体现于“政治协商会议”、“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本质上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特征。

   (二)“多元并存”的政治体制

   协商民主不是空穴来风,它具有现实的政治基础,即现实的政治力量和制度设计,体现了“多元并存”的政治体制。具体地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四层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二是多党派的政治力量结构,中国民主党派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三是多界别的政治参与制度,中国政协组织由界别组成,政协界别一般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及政治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但都具有充分的社会代表性,如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共设34个界别;四是多个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并存,群众团体是经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批准使用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的那些团体,社会团体是对除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企业、事业组织之外的团体组织的总称,在这些团体中,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全国妇联的政治地位特殊,社会影响广泛。根据《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可参加人民政协的八个团体均可称人民团体,分别是工青妇、科协、侨联、台联、青联、工商联。

   (三)“协商共治”的政治生态

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包含民主协商的要求。而民主协商通过政治协商、社会民主协商等方式的实施体现出来,从而反映为协商民主的性质。政治协商是协商民主实现的具体形式,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通过制定政治协商制度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机构的实施来推进,具有高层次性的特点。协商开展可以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政党直接协商,或在人民政协依托人民政协渠道同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而协商民主的渠道则包括了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协商。社会民主协商主要指社区、村落和单位层级的内部工作协商,主要就生产、生活、环境的建设项目、日常管理制度、民生问题以及社会矛盾的处理等进行协商解决。无论是高层的政治协商还是基层的民主协商,都反映了一个变化特征,即从“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体现了“合作治理”的管理制度形成,可以概括为“协商共治”。协商民主的“协商共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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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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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与思考》 , 2017 (9)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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