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民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 次 更新时间:2018-09-27 07: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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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

   刘奇葆在《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几点认识》中指出,我们说中国道路走得对、行得通,不是哪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是实践作出的有力回答,是历史和国际对比得出的深刻结论。

   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制度有两大类,一个是西式民主即代议制民主,一个是中国式民主即民主集中制或人民民主。在很多人那里,说起西式民主来头头是道,把自由主义民主视为“历史的终结”;很多人在理论上对人民民主也说不出所以然,因此对人民民主的认识很模糊。在党政干部中,根据我对干部研修课程的讲授情况了解,我认为主要存在有“两个不清楚”。第一个“不清楚”是他们在直觉上知道中国不能搞西式民主,但在理论上不清楚为什么不能搞西式民主;第二个“不清楚”是很多人也认识到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只能搞人民民主,但在理论上却不清楚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人民民主之政治道路。我认为,只有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看待西式民主和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治理,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够得到更有力、更清晰的说明。

  

一、为什么要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问题

  

   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这里主要讲正式制度、正式的政治规则。随着人类现代性社会的到来,大家的生活方式越来越雷同,比如我们都有WIFI、都坐飞机、都坐高铁(当然美国人坐不了高铁,美国的体制决定了他们很难修高铁)。同时,现代性也意味着各国的政治生活在形式上越来越雷同,比如说都有政党制度,都有选举制度,都有议会制度。这些正式的政治制度非常好学,有的国家干脆直接移植。如菲律宾模仿美国搞总统制,印度模仿英国搞议会制,制度的形式非常好学。但是,菲律宾变成美国了吗?印度变成英国了吗?你是谁最终还是谁,根本原因就是国家治理能力不行。

   什么叫治理能力?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制度将观念、政策落地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主要体现在政策制定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上,而政策执行能力主要表现为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和文明素养。就此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很强,因为中国是发明官僚制的国家,官僚制就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的政治发明。过去中国人老讲“四大发明”,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些都是伟大的科技发明,但是与官僚制这个伟大的政治发明相比较,就小巫见大巫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如何把人类组织起来。中国从西周时期开始就有了官僚制的雏形,到秦汉时期正式系统化,隋唐时期得以完善。在如何组织国家的发明上,我们至少比西方早了1800年。欧洲人在黑暗当中摸索了1800年以后,直到17世纪,才学会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叫所谓“民族国家”,本意是一族一国。相对于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这是很落后的国家观念,因为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容易诱发冲突和战争,所以欧洲历史上战争特别频繁,欧洲的国家都是战争制造出来的,正所谓“战争制造国家”。

   官僚制就是今天所说的行政体制,主体是公务员队伍。因为文明基因的存在,中国行政官员的素质非常高。无论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取得的政权(如明朝的朱元璋),还是以农民革命为主体建立的新中国政权,都能立刻治国。原因是我们治国理政的文明基因很强大。好政治离不开民主,但是民主政治最终需要治理去落实。关于民主,简单地说,民主有两重性,既是工具又是目的,首先是工具,其次是目的。一方面,民主的价值或者目的,主要是通过治理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在现代,治理得再好也需要有民主政治,比如说新加坡治理得相当不错了,但它也不能说不要民主,它也搞选举民主,而且“开国之父”李光耀被称为什么“票房毒药”,他去为候选人站台,候选人就落选,这就是时代的残酷性。这个时代就是民主政治时代,治理得再好,离开民主谈治理,老百姓也不满意,不能接受。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虽如此,比较政治研究发现,必须将民主置于治理的框架中来谈,而不是反过来,否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民主转型国家的治理失效,最终还是打击、伤害了民主。

   这即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国家治理的视野下比较民主政治。那么治理的含义是什么呢?国家治理是一种历史性事实存在,其中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理论尤其发达。而目前流行的治理之说还是来自西方。西方人一谈到治理,必然是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多中心主义治理,强调NGO各种社团的作用,而不是强调国家的作用。因此,当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出现以后,治理理论其实就成了当时的民主化理论的一部分。民主化的第三波是指从1974年西班牙政体变革到1991年苏联解体,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大批国家转型了。

   民主化是去政府化、去国家化,强调所谓的社会组织和多政党。之所以说治理是民主化理论的一部分,是因为治理理论讲的治理的主体是社会力量,讲的是社会权利,去政府化,主张治理的社会化。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了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鼓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于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当中,形成了一个“金三角”,即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治理社会化。就是说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去国家化、去政府化。那么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这些国家社会太强,国家太弱,所以西方的治理理论可谓伤口上撒盐。

   中国自古以来是强国家,民本主义所表现出的国家主义。中国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文明基因上的优势呢?中国历史上的北洋政府时期,即从袁世凯去世到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前,11年的时间,中国事实上有多少“国家”呢,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雄踞一方的土匪达1500多个,大军阀如东北是张作霖、山西是阎锡山,小军阀有的占据一两个乡,一个县就会有好几个小军阀,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极端时期。而在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情况依然如此。如在南苏丹,总统和副总统,来自两个党即两个族群,总统和副总统都各有自己的军队,这也是极端的情况。学者们盲目地谈公民社会好,认为每个公民都很有责任,每个公民都很有美德,都是共和主义者,很有责任感。而事实上呢,亨廷顿用了一个词叫“普力夺社会”,立党为私,执政为己,争相攫取公共资源,这就是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的现象。

   有一些读书人看了西方的几本书,诸如关于公民社会,关于共和主义,关于自由主义,就以书本知识对照中国,他们完全不了解西方历史是怎么过来的,不了解中国历史文明与西方的巨大差异。因此,看问题要进行国际比较,要有世界政治的维度。同时,还要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政体差异,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政治制度问题。比如,中国在西周的时候,基本上解决了大一统政体的国家的治理问题,那个时候没有系统的政体理论,但是周朝追求的就是统一;秦汉时期彻底奠定了官僚制,而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则表现在汉初注释的《春秋公羊传》中,从此,统一成为不可挑战的思想。虽然后来又出现国家的分裂,但各路诸侯追求的还是统一,正所谓“分久必合”。

   在大致相同的同一时代,希腊人则在争论什么样的政体最好(而中国人一开始就不争论,事实上已经解决了国家统一和统治形式问题)。比较而言,当时希腊的158个城邦,其实就是158个大小不等的村庄,每个村庄的制度可能不一样,考察了158个村庄的故事,就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知识来源。如此简单的活动和事实,搞出如此复杂的经典理论,不得不佩服人家的知识传统。而我们有如此丰富的实践、伟大的实践,在理论上则相对贫乏(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政治制度问题我们事实上早就解决了,关于如何建国的问题,其实最晚到秦汉时期也解决了。但在西方,如何建国,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普鲁士的第二个皇帝腓特烈大帝,他在宰相柯亨的协助下,经过50年的法制改革,搞出了一个现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此西方才有了系统的国家理论。可见,西方的国家理论形成得很晚,也就是三百年的历史,政体理论很早,但是建国论则很晚。

   如何治国的思想,西方形成得同样很晚。在我国,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著有著名的《轻重篇》,以商业思想来治国,辅助齐国强大起来;大秦帝国崛起的过程中,著名的商鞅变法,其《商君书》中的耕战和军功制,建立农业、军事一体化的体制就是讲的治国问题;先秦时期废除了诸侯宗法性质的继承制,搞郡县制,开始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制度的发明是很了不起的;汉朝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还有如何管理涉及国计民生的盐铁,比如贾谊的《盐铁论》(这篇文章是根据朝廷的几次关于盐铁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的)。在中国古代,先贤们很早就开始研究如何管理经济民生。而在西方思想史上,直到文艺复兴时期,15世纪以后,才有了类似中国法家的治国思想,比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主张君主既要有狮子的威严,又要有狐狸的狡黠,主要讲如何做君主的道理。法国人让·博丹的《国家六论》,主张强化国家主权即王权,主权思想就这样诞生了。

   类似于我们说的文明基因,政治学上的历史制度主义讲一个概念叫“时间性”,是说事件发生得越早,影响就越大,就是路径依赖。文明基因论或者历史制度主义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血液中流淌的就是这些基因,如何经营商业、经济来满足民生。而在西方,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上的核心方法就是自然主义,人类共同体是一个自然演化的结果,结果可能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我们的文明基因包含着组织学原理,大家称之为外儒内法的组织学原理,对外讲的都是儒家思想,以德治国,民本思想即如此,但是内部是法家思想,相当于战时体制,严刑峻法。外儒内法的组织学原理,讲的是怎么把国家组织起来,国家组织起来以后,就是民本主义的治国之道,民本主义就是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这就是说,中国人讲治理肯定是国家治理,当然这并不排除社会治理,比如说NGO的自治、村民自治等。我是农村出身的政治学者,我了解到的农村,在改革开放前拥有民主但缺自由,改革开放以后,村民自治增加的是自由,而不是民主。另外,村民自治到什么程度?处于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今天,让农村人自己去自力更生搞经济,在有些地方可能行,如江浙一带,那里人天然地商业头脑特别发达,但在中西部的农村,就靠种粮食吃饭,让他们在民生上、在经济发展上完全自治,肯定是越来越穷。所以,我认为村民自治解决不了农村的根本问题。这就是我强调的为什么要讲国家治理,虽然不排除社会治理。

  

二、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在治理中的困境

  

   当今世界,规范意义上的民主就两个,一个是自由主义民主,一个叫社会主义民主,或者叫人民民主。在国际视野下讲人民民主,其理论和治理优势才能彰显。

   (一)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简述

   自由主义民主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这个词西方人不爱用,把资本主义民主置换成了自由主义民主,但自由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资本的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在理论上是非常复杂的,但从治理的角度看问题,它又很简单。下面看看自由主义民主给治理带来什么问题。

民主自古以来的含义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或者叫人民主权。但在二战以后,面临的国际形势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铺天盖地,民主浪潮浩浩荡荡。在这个世界大潮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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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科学论坛》 , 2017 (9)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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