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和:黄宗羲对皇权的质疑石破天惊

——亡命山野中的民主思想接近洛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1 次 更新时间:2018-09-25 20: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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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和  

  

   中国历史上洋溢着皇权思想的绝妙智慧生生不息,面对三千多年颂圣文化之大化流行,个体生命在文字霸权底下,如何憋屈地思考自己?如何从庙堂拽回自己跪倒的身体?

  

   只有黄宗羲在古华夏天地孑然独立。

  

   面对三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批斥性质疑伊于胡底……

  

   早在西方思想家启蒙之前,在未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与冲击之下,黄氏从本土的山野中,生发出反对皇权的内生命意的质疑,这是黄宗羲在中国三千多年的专制黑夜,投出的第一束民权光柱。这一束穿破皇权思想一统天下罩盖万里山河的微弱光照,让华夏的天地环宇,听到了一位思想家轻咳一声的吐纳,犹如蝴蝶双翅轻轻扇动的效应,却带来几百年历史文化动力系统的巨大震荡。章太炎说:“黄氏发信之于二百年前,而征信于二百年之后,圣夫!”梁启超高度赞誉:“这是对三千多年专制思想极大胆的反抗。人类文化的高贵产品之一!”

  

   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明清嬗替的代际遭遇使他的忠君爱国思想跌落谷底。黄氏生长于晚明,这一时期,宦官横行,东林士人声讨抗议,忠臣多难丧命。流民起义风卷残云,李闯进京,崇祯皇帝从金銮殿窜至煤山,“自挂东南枝”,让明末士大夫们脸面尽失,哀伤不已。特别是满清趁势入关,铁蹄之下竟让汉人薙发易服,时人谓之天崩地解。黄氏禀性桀骜,性格坚毅。国破山河在,黄宗羲岂肯降清?他肩挑山河,亡命山涯,啸聚山林,义不仕清。

  

   这一时期,黄宗羲辗转东南地区,招募义旅,反清复明。他的慷慨纵横,以琴心和剑胆裹挟起一腔儒风侠气,俨然一派豪纵浩荡的真君子气概。儒勇黄宗羲舍家亡命于山野,却时运不济,南明小朝廷的内斗使之丧失元气,无法对大清南下实施有效抵御。黄宗羲在浙东义军惨败后,奉命东渡扶桑未果,形势严峻,在清军的揖捕追杀下,他相继失去了若干亲人,可谓真正做到为反清而毁家纾难。奔亡途中,黄宗羲的诗句横身苦楚,他在藏隐化安山时诗作:“锋镝牢囚取决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贪亦岂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读这诗,真是把颠沛流离的抗清苦楚描写得淋漓尽致。这景象,比之凄风苦雨还要悲凉。这反清的决心,真的是以命相酬。这山间草屋中的著述,是刻写于生命内存的血色。即使在严冬,也是堂堂正正地过,不信人间的险恶,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厉害的了!

  

   最终,南明最后一个朝廷永历王朝在云南覆灭。

  

   明统既绝,明王朝最后的一束灯火熄灭……

  

   一灯如豆,黄宗羲只有隐匿山间,林中山野的草屋安顿了他流血的魂灵。灯火阴暗闪烁,黄氏在历史的反思中思索,他通古接往,在痛苦中陷入沉思……一旦沉寂下来,遗世独立的黄宗羲有了新的思想理路,他持念在怀,推开柴门,伫立在出云的山头,为芸芸众生作亘古的回望,一种深沉的思考正在拥抱长久的寂寥,于他胸内升腾的叛逆思绪款接古今。凝重、庄严的反叛精神,使存放在内心的疑虑形成内生的动力,在山野的草屋书案上发散出穿云破雾的精神墨香。

  

   黄宗羲执笔书写的《明夷待访录》,是反思上古明月、晚明悲秋的一脉万古长恨水。黄宗羲向三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发出超越时代的挑战。他尖锐地指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他认为这是极端荒谬的。黄氏大胆指责:“岂天下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姓乎?”

  

   黄氏对皇权的彻底反叛,早已超出反清复明的境界。既然皇帝以一家之姓,统辖兆民万姓,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那么,朱明王朝的皇帝以一姓至上,成为一国之君,霸占万里山河,就不是什么反清复明不复明的问题了。黄宗羲批判皇权“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专制王法,“实为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黄宗羲这些怒斥君主皇权的大胆诘问,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无愧为中国启蒙思想第一人。

  

   对于黄宗羲的启蒙思想,是从民主主义的视角审视?还是从自由主义的理路跟进?抑或是用民本思想诠释?

  

   有学者认为,当下学界对黄宗羲的了解大多笼罩在“民主”范式的框架,以卢梭为比较对象,阐述黄氏的“民主”思想有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困境。也有学者别开生面,提出运用“自由”这一主题词切入黄宗羲的法政思想,可从“民本思想”推衍到“自由秩序”,进而在理论逻辑上予以贯通。

  

   学术竞争比之文字霸权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华夏文明的存续虽然屡屡遭际落后的异族侵凌,但运用皇权思想驯化于民却是汉人与异族统治者的法宝。因而华夏历史流淌着奴化民众的泗水,经历异族浸染后,在旋涡之中转了一圈,又逝者如斯地水花弄溅般涌出灞桥。接过皇权接力棒的异族统治者毫不迟疑地用鞭子驱赶着奴性大众奔向君主专制的传统文化海洋!

  

   在明朝灭亡之后,处于颠沛流离之中的黄宗羲终于在山野岑寂。由于有了静默深思的机会,黄宗羲厚积薄发的睿思智力便超越了时代和传统文化的羁绊。道义荷肩的他,通过草根的贴近性感知,反而使他在柴房书案的一灯如豆中心底亮堂。农人们在山间田野的耕作依然故我,并没有因异族的统治改变男耕女织的生存习惯。大明灭亡了,国家难道也亡了?传统皇权文化的理念不能解释这现象,但处于山野林间的黄宗羲却有了新的认知。皇帝亡了,江山依旧在;大明王朝灭了,大清的国除了让民众加了一根辫子外,皇权支撑的国依然如旧。农民起义打倒了明朝的皇帝,换成流民领袖李自成,继而满清八旗又推翻了李自成这位短命的汉族皇帝,换成了当下大清的顺治皇帝、康熙皇帝。这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恶性循环演绎了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原来,根子不在千里江山的“存亡”,江山不会亡,只有皇帝、皇家会亡。皇帝霸占了江山,只要有皇帝存在,只要有个人专制,不论名称怎样变化,都是个人专制的恶性循环与重复。回忆这一时期转瞬即逝的王朝更换,不论是崇祯皇帝、李自成,还是顺治、康熙,都是化大公为一人私有!因此关键的是大好河山之上的普罗大众是否成为主人,变一姓为百姓的国家?于是,皇权存在的合理性便在黄氏内心挣扎角力。终于,民本思想破土而出。虽然在黄宗羲之前,亚圣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这只是孟子思想的零星片断的闪光,并不构成完整意义的民本理论。而此种欲言又止的民本言词的闪光,又多为后世儒者利用为一种维护皇权对民众的忽悠。黄宗羲的民本理念却是在明清换代天崩地解的周遭中,从与山野田间的亲近性和对庙堂的疏离中产生,这反皇权的思想成为他内心的力量,使黄氏思想款接古今天地,获得了民本理念的精神唤醒。民本思想的推衍自然内生民权的动力,黄宗羲据此毅然决然地把批判的目标直接指向与民权对立的皇权。因而黄氏对皇权的批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全面的,不像孟子犹抱琵琶半遮面。

  

   神圣而保守的皇权文化从黄氏身上渐次褪去,黄宗羲大胆直陈皇权专制的荒谬性,这在他同时期或中国古代史上的思想家语境中是绝无仅有的。稍早时期,对黄宗羲思想有重大影响的顾宪成、高攀龙与刘宗周,这些儒学先哲没有对皇权的合理性产生丝毫的怀疑。他们的学问博大精深,却也只在“存天理、去人欲”中挣扎。《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言词奠定在“皇祖有训”的王权基石上,不是严格意义的“民本思想”。孔孟对民施仁政的教谕绵延持久,却不可能给黄宗羲任何反专制的理论。而汉代贾谊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不可欺”也是黄老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组合,仍然是站在君主专制的立场提出“爱民”的要求,不是与君本位相对立范畴中的民本思想。朱熹丰沛的文字展示宏博的理学更无法启迪黄氏新的思想理念。而王阳明的心学,无非是禅宗儒者化的梦语,仅仅通过王氏的嘴过滤一遍,所谓“致良知”也只是道德价值的取向,其善行善意远不能达至佛陀的境界。“知行合一”的目的也只是在君主专制的庙堂讨一口食粮。

  

   可见,这些在皇权思想根深蒂固中应运而生的先哲,都只能在庙堂文化的框景中施展拳脚,冲不出皇权文化的网罗。此种在奴性传统中的呐喊,所显示出的峻烈与坚贞均无法挣脱皇奴的命运。

  

   传统文化延续到了明代,学者的风骨几乎已被残暴的明代专制抽去了骨髓,凸现的奴性主体及皇奴思潮摧残了本来就很可怜的一点点儒家人伦精神。道德主体的坎陷虽因满清入关杀戮的极端激起少许的回光返照,但只要异族统治者施以小恩小惠,对异族统治的合理性质疑便烟消云散。然而迷雾之中黄宗羲孑然横空,从大明王朝合法性的传统文化认知境域穿越而出,将明、清皇帝及之前的中国君主专制一杆子扫进他的批判性思想的激流漩涡……黄氏对中国所有的君主一一清算。

  

   在黄宗羲看来,皇帝治下的政治秩序就是“家天下”制度,此种专制是“天下大害”。而维护君主利益的律法乃是“一家之法”,君主的独断与专横,颠倒了“天下为主,君为从”的主从关系。君主将天下的利益尽归于己,造成了野心家以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方式追逐天下最大的利益,形成了天下大乱和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因此,必须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废除一姓私有的君主专制制度。

  

   由于黄宗羲接受的是华夏文化的存续与传衍,因而在他那个时代,他没有机会和条件接触外来的思想(或许只能听到一些零星片断的外来传说),故他的思想性争脱,只能从现实皇权施以的苦难中愤怒地提出了“破”的要求,而无法产生新制度新机制“立”的预设。可以说,黄氏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仍停留在道德价值的评判系统,加之他可利用的思想资源有限,他也只能从上古文字类似考古性的话语资源中发掘,其批判性术语无法摆脱固有传统语境的束缚与局限。不过,即便如此,他的思想也够超前,他借用上古历史话语表述,认为历史的发展使“人君”成为“天下财富”最大的掠夺者,与此相联系的是成为权力的最大窃取者。非但如此,久而久之,便成为财富和权力的永久占有者。据此,君主专制衍生了君主世袭制,使君主的专制具有不可转移性,不允许其他一家一姓分权。君主世袭制改变了古史的真实,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以君为主,天下为客……”(见《明夷待访录·原君》)。黄氏指出,本来“万民”是天下的主人,“人君”处于“客”位,“客从主便”,客要听主人的安排。然而,后世乾坤倒置,以“人君”为主,把主与客的地位颠倒了。本是处于“客”位的君“反客为主”,变成了天下万民的主人。因此,反对君主专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天然的正当性!可见黄宗羲的论述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触及到皇权制度本身的内脏。黄氏的思想且与洛克、伏尔泰和卢梭等人的近代民主思想接近了。

  

从汉语语境层面理解,黄宗羲的反专制思想是驳杂的。他从现实中看到了明清皇位的嬗替是残酷的,充分体认现实性的君主专制的“恶”,继而他从抗清斗争的颠沛困苦中了解到民间之“苦”。因而他在反思中开始痛恨皇权专制的丑陋与残暴。他可借用的话语资源有限,便不得不寻找上古历史关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只言片语记载,从远古的记录中牵引出民权的历史合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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