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晓星等:“教育权利”VS.“大城市病”

——流动儿童教育获得的困境探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6 次 更新时间:2018-09-25 01: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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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晓星   冯文猛   王源   陈杭  
但由于中央支持水平同地方支出水平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即使实施这项政策,落实“两为主”政策也无疑会为流入地政府带来不小的财政负担;在这一背景下,流入地政府落实“两为主”政策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对于诸如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基层政府近期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克服城市不断膨胀引发的“大城市病”,以获取进一步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在这一背景下,“功能疏解”和选择性的“严控人口”成为这一城市发展中的必然选择,并且《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严控人口”的指导意见,无疑为相关措施的出台提供了最直接的支持。上述背景两相交叠,我们看到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和防范城市发展中的“大城市病”发生冲突,地方政府进行基层治理意义上的“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但这一选择却造成了流动儿童教育获得的现实困境。身处在现实困境中的流动儿童家庭,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六、“弱者的武器”:假离婚和买社保

  

   面对严苛的“五证”审核,尤其是“异区社保”问题,朝阳区部分家长的解决方法值得深思。

   (一)流动儿童家庭的应对措施

   1.假离婚

   现在(2014)政策要求,比如孩子在朝阳区上学的话,他要求你的社保也在朝阳上。我是在朝阳,我老公是在怀柔。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假离婚”。好几个家长都是假离婚的,都是有一方的条件不符合。(GM,女,33岁,2016年4月)

   夫妻双方的证件要挺多的,我当时做兼职,所以就没有保险。我们俩先离了婚,孩子户口在爸爸那边,他爸爸是有工作,有保险什么的。(JM,女,33岁,2016年4月)

   通过“假离婚,再复婚”,部分流动人口成功地将自己孩子的身份变为了“单亲家庭”子女。这种身份的变化带来的是审核标准的变化,单亲家庭自然不需要提供父母双方的社保缴纳证明。但是,与其说他们“钻政策空子”,不如说是2014年政策突然严控之后,流动人口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流动儿童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以“单亲家庭子女”的身份开始学校生活。对于这种成规模的“单亲家庭子女”现象,学校表示了担忧:

   这一政策设立的初衷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障在公办学校上学的孩子都有稳定的家庭环境。比如这里面很多孩子的家庭都是离异家庭,爸妈都离婚了。爸妈连稳定的家庭环境都没有,孩子怎么安心学习?(公办小学教导主任,2016年5月)

   可见,学校老师并不了解家长“假离婚”的情况,家长也不可能让老师去了解。但是,家长会担心老师会无意透露出孩子父母离婚的“事实”,“怕孩子知道”成为采用这种方式通过社保审核的家长的共同担忧。

   2.买社保

   有些家长没有选择“假离婚”,而采取“买社保”的方式。由于审核只要求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纳记录,所以某些提前知晓政策要求的流动儿童家庭就可以“挂靠”某单位进行社保缴纳。

   跟那种机构代缴。就是买了之后给你公司下面挂个名,买三个月。有的人就继续交下去了,有的人买完这三个月就不交了……你说你要是去现找工作交社保也不可能,找工作还有一个适用期呢,到时候孩子上学基本都不可能了。(JM,女,33岁,2016年4月)

   (二)弱者的反抗与诉求

   我们看到,社保审核中的城区划分背离了其希望流动儿童家庭收入稳定,可为儿童提供良好教育环境等设计初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被转化成了权力寻租的反转空间,这俨然是阶层较低群体对于教育排斥规则的反抗。按照詹姆斯·斯科特的说法,这种反抗可称之为弱势群体的“原始”的反抗。这种反抗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没有兴趣,也没有组织化的社会运动,它只是在困难条件下的从属阶级的日常策略(斯科特,2011)。因此,就如斯科特研究的马来西亚农民采取消极怠工、规避和破坏收割机等手段来达到自利的目的一样,流动儿童家庭采用“假离婚”“买社保”等方式,使自家孩子可以享受到和京籍适龄儿童相似甚至是相同的教育待遇。

   从社会学的角度,与对利益的控制与反控制的物质冲突不同,符号性冲突则是对排斥规则的合法性的攻击与维护(刘精明,2005:63)。显然,流动儿童家庭的反馈属于符号性的,他们以“假离婚”“买社保”戏谑式地表达了对现有规则的不满和反击。然而这种符号性冲突,用斯科特的话也可叫作象征性反抗,是将反抗与社会学意义上要革命、无自利的“真正”反抗做出割裂化的二元处理(斯科特,2011:353-355)。斯科特更倾向于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自利与反抗融合在一起,认为这是农民的日常政治和日常反抗的关键动力(斯科特,2011:358),这也恰恰是调研对象没有说出,甚至并未意识到,却是用行动表达出来的诉求。

   调研对象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需求,聚焦于在北京参加中考或高考,这也是目前制度下,流动儿童在京生活学习多年后所必然面临的教育选择。在对流动儿童约占在校生80%的海淀区某公办中学的延伸性调研中发现,学生不断流回原籍,不仅对流动儿童自身,而且对教师和京籍学生都造成了负面心理影响。回到户籍地后,流动儿童还将面临“流动”变“留守”的另一重教育和社会困境,这也是家长的担心所在。

   (三)社会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此外,笔者关注到弱势群体反抗行动的自助形式,他们缺乏正式的、系统的组织,避免直接与权威对抗,但又保持行动的默契。在流动儿童教育机会获得的过程中,恰恰是家长们的信息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信息交流基于经济、地位同质化个体所组成的社会网络,在本研究中呈现为以下三方面特征:(1)从职业声望来看,相较打工子弟小学而言,公办小学的学生家长较多从事专业技术、商业等受教育程度要求较高、职业声望较高的行业;(2)从流动起始时间来看,80%的公办小学学生家长在2005年以前就开始流动,这一比例远高于打工子弟小学学生家长的55.6%。那些更早开始流动的家长在流入地生活的时间更长,对于流入地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更为透彻;(3)从流动路线的差异来看,公办小学学生家长的流出地分布较为分散,从东北到华南均有分布,而打工子弟小学学生家长的流出地集中在北京周边的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其中来自河北和河南两省的流动家庭数量最多。20%的公办小学学生家长有多次流动的经历,而在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家长中,这一比例仅为7.4%,丰富的流动经历意味着更为丰富的阅历和更广的交往渠道。

   以上三个特征呈现出流动儿童家庭的社会网络的差异性,打工子弟小学学生家长的生活比较封闭,虽然生活在北京,但社会网络局限在亲缘、地缘等“强关系”上;公办小学的学生家长在京居留时间长,社会阅历广,职业声望高,社会网络更具“弱关系”的延展性,而基于网络的社会资本产生的各方面利益也就越大。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公办小学学生家长的信息通达,再加之彼此交流频繁,才找到“钻政策空子”的时机和空间,将制度加诸个体上的不利降至最低。或者说,除了家庭经济收入之外,社会资本造就了流动儿童家庭的进一步分化。

   教育作为社会所有成员的基本权利,以国家职能的方式加以保障,是20世纪之后在全球越来越多国家中出现的现象。教育权利最基本的构成,是以生存为取向的“生存教育”,在我国则主要是以义务教育的形式得以普及和发展。这种国家优先保障,旨在促进资源与机会平等分配的“团结”策略,显然与旨在“筛选”,或者“排斥”的精英教育与社会分层策略并不一致。社会学讨论中国社会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往往集中在中、高等教育的精英选择机制上,而家庭背景、高校扩招制度、重点中学等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作用,使得教育选择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且动态(吴晓刚,2016;郝大海,2007;刘精明,2005)。耐人寻味的是,在教育政策和教育经费有力保障的前提下,生存教育均等化的进程中却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排斥的情况,且这种情况是国家教育公平政策、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个体家庭背景及社会资本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

   从国家和地方的关系来看,教育具有资源分配物与资源分配体制的双重特性。在本研究中,资源分配物说明教育作为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被纳入基层治理体系。资源分配体制代表科层组织内部,从中央到地方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执行,以保障教育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预见“钱随人走”政策在公办小学借读的流动儿童群体中可以得到落实,然而在打工子弟小学就读的“无北京学籍”的流动儿童中,因其“人(学)籍分离”,“钱随人走”演变成“钱随(学)籍走”,“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很难做到“可携带”。虽然在公办学校上学的约80%流动儿童享受到政策福利,然而政策设计初衷与政策执行的偏差现象不容忽视。城市发展的自身利益诉求,在获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严控人口”这一指导原则的支持后,促使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不同部门出台的“确保流动儿童教育权利”和“预防大城市病”这两套政策体系的过程中,进行了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而这一选择,不啻为通过教育政策的执行,形成国家和地方一种新的“拉”“推”张力,也给作为政策受体的流动儿童家庭带来了直接影响。由此可见,政策执行本身是一个各种机制交织互动的过程。

   “五证”在国家—地方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不同情境中具有不同含义:(1)从教育机会获得上,“五证”从2004年以来,决定适龄流动儿童能否进入北京公办小学的基准,转变为2015年以来,决定适龄流动儿童能否获得北京学籍的标准。“五证”成为流动儿童在城市获取义务教育机会的中间机制。(2)从国家—阶层群体的关系模式来看,在既存不平等基础之上,“五证”有助于阶层结构中较高的地位群体,对较低的进城务工群体进行再次分化,也就是说通过“五证”筛选出一个新的阶层群体,即我们看到的通过“五证”审核,可就读于公办小学的流动儿童家庭,并将他们视为新市民群体,对其开放原本封闭的社会资源。这不啻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通过教育完成了一轮新的社会筛选,并重新调整了社会阶层秩序。

   教育获得研究的一项中心议题就是分析个人的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以往的讨论集中在家庭背景对于精英教育获得,加之学业成就的“学校过程”的影响,而在本应无差异的义务教育(生存取向,而非精英取向)入学机会上却关注甚少。在本研究中,流动儿童家庭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了儿童就读学校的质量,从而促进流动儿童群体的进一步分化。经济收入较低,租不起政策规定的“合法”房屋,无社保的流动儿童家庭,如果不回户籍所在地,则只能选择让孩子在“无北京学籍”的打工子弟小学暂时借读。经济收入较高,可租住合法房屋,但出现“异区社保”情况的家庭,则动用日常社会网络累积的社会资本,通过“假离婚”“买社保”等信息渠道满足“五证”审核标准,从而让孩子就读于有北京学籍、且教育质量更高的公办小学。这种社会资本倚赖流动人口群体的职业、阅历和交往,从而成为除家庭背景之外,影响流动儿童教育获得的重要变量。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假离婚”“买社保”应予整饬,然而从受教育主体的角度,面对越来越严苛的规定,这些行为实属争取教育权利的无奈之举。除公开呼吁教育权利的群体性行动外,本研究中的流动儿童家庭避免直接与权威对抗。他们使用“隐藏的文本”(12),在生存教育的权力关系中悄悄地完成了自助。从某种程度上,他们以一种低姿态的努力,依靠非正式网络,实现了权力关系的反转,社会资本在自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这种状况,有关区县对“五证”审核要求更为严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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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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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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