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 次 更新时间:2018-09-22 23: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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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文化影响着社会关系和生理反应一样。文化也同样形塑着精神过程。我已经强调过把文化含义和规范与苦痛的症状联系起来的认知过程(感觉、贴标签、解释)。现在我想考察一下情感,探讨一下地方社会系统与内在体验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如何构成和表达情感的。我们先拿抑郁情感(悲伤、无望、去道德化、与世界无兴趣)做例子来看看。

   情感(感觉、情绪)是人类本质的组成部分。但是,即使我们能感觉到,同样的植物神经唤起和神经内分泌的精神模式(尽管这并不是绝对的),我们独特的经历、人际背景、文化价值取向也会导致特定情感的不同社会起源和文化建构。甚至当我们同样感觉抑郁的时候,我们对体验的感觉、解释和标签(建构)也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感觉在事实上是不同的,但是情绪的区别可能体现在性质、强度以及情绪本身的模式上,对于损失和低度自尊的精神—生物体验和社会体验来说,可能存在着一个全人类普遍的内核。不过,体验主要表现为头痛或者存在绝望的抑郁症也并不意味着体验同样的感觉,即使头痛具有挫折和不快乐的象征意义,甚至绝望导致了头痛。

   抑郁症和其他的情感也可以被看作特定的道德感情。在意识形态建构的行为领域,感觉就是一种判断(Myers 1979)。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传统把道德行为的伦理选择既看作一种情绪,也看作一种政治表态(参见Metzger 1981)。也许就是这种传统使得抑郁症在中国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危险的情感;他指出了还没有被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铲除的人类不幸的社会根源。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也是大致如此,尽管我们的社会化让我们把情感看作是自我的自然(gut)组成部分,而不是带有政治含义的人际反应、操作或者道德行动。不过,在我们的社会中,人类感觉的商业化(电视、电影、体育和政治对人的内心的操控和控制)是情感的资本主义建构的一个显在标志(参见Lasch 1979; Hochshild 1983),其表象(可能是同样肤浅的)可以在社会主义对热情、无私以及其他的“红色”情感的建构中找到对照。有趣的是,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镀金时代,当彼尔德让神经衰弱这个词流行起来的时候,神经衰弱听起来像是对原始积累时代的一种道德批判,当时身体对于社会来说供不应求,当一个人患上神经衰弱的时候,就意味着要退出对物质成功的狂热追逐,放弃竞争,代之以之前一个时期的安静、沉思和敏感(参见Sicherman 1977)这种跨文化的对照令人吃惊:去感觉就是去评价、褒贬,就是建立联系或者孤立,去进行抵抗或者被我们的具体社会环境和身体体验所局限。

   但是行为的社会领域中具有道德含义的情感并不同于作为私人体验的情感。不论秉持哪一端来理解情感的整体,不论是相对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忽略了情感的互动主义的本质(Averill  1980 ; Eckman 1980)。在情感从私人感觉到公共含义的从内向外的转化过程的同时,也存在反向的文化转换过程,把公共含义组织成为作为个人体验的感觉。

   我们可以认为普遍的精神—生物过程和社会过程(损失、弱势、失败)提供了文化规范作用的基础,使情感成为公共和私人形式的体验,这种文化作用是同时受到普遍基础和在文化和个体上具有独特性的反应物的约束的。其产物——富有含义的情感性体验——来自于这两方面,但是两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发生了改变。对于抑郁和头痛来说,只阐释其集体表征,或者只阐释其个人含义,就像只冀望通过神经生理过程或者人类状况的社会普遍性来解释这种问题一样,都是不可行的。非具体化的情感就像无情感的身体一样虚无。如果精神病学的人类学和人类学的精神病学要推进有关抑郁症和其他情感的跨文化研究,就必须同时研究这种作用的两个方面:在个人与生活世界、症状与社会之间的象征辩证关系中的根源、结果以及干预过程。

   不论在中国、美国还是其他那些我们对之拥有充分临床民族志资料的社会中,作为一种情感,抑郁似乎都与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的丧失、离开既定的社会结构位置、指导自我的文化规范遭到破坏,以及在情绪(绝望、无助、悲伤、自我价值感丧失、觉得世界令人倍感挫败、对之不再感兴趣)中伴随出现的变化有关。这种情绪对社会制度安排、象征涵义形成了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并不只是因为严重的抑郁症会导致自杀。去道德化、失望、绝望、退缩、对社会环境失去兴趣都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它们质疑了社会基本的规范、关系和制度,解开了连接个人与社会之间象征关系的纽带;因此,这些自我中心的情绪尖锐地指出了有关社会障碍、苦难、社会秩序的问题,而社会秩序被韦伯(1978)视为社会事业的基础。在与我们一样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中,这种情感造成的威胁可能要比不上它对中国这样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事实上,有关个人异化和存在绝望的体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社区固有的,作为一种临界状态,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限制,界定了为我和自恋的边界。但是在以社会为中心的中国,这种情感对文化规范的威胁更大,对社会控制的帮助也更小,无法使自我中心的抑郁成为一种临界状态。相反,躯体化的情感——一种对生理疼痛、身体而非精神苦难的感觉——可能才是一种合适的临界状态。

   在这里,疼痛是作为一种症状被讨论,又作为一种感觉来被体验的,它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把病人重新整合进入社会支持群体中去,并且重新确立(根据涂尔干学派的观点)团结和社会控制的规范(参见Turner 1967)。抑郁情感在社会和文化上来说都是不被认可的,因而是受到压制的。躯体化则是被认可的,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它既带有文化含义,也具有社会效用。在中国,抑郁情感是不被接受的,因为它意味着被污名化的精神病和社会的失调——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政治异化,用传统的话语来表述,就是对健康有害的过度负面感觉的表现。他并不具有在美国白人社会的中产阶级中带有的那种意涵:孤独个体的英雄主义的罗曼史,通过执拗的独处来考验它的存在状况,每一个个体在赤身面对上帝时具有的公平性(见Berton 的《对抑郁症的剖析》),个人魂灵的不灭性,有关人的终极的、自我中心的权力的自恋式观念,痛苦的幻灭感,对市场竞争失败的感伤。但是躯体化的抑郁或愤怒就像悲伤或愤怒的感觉一样都是真实的。个体之间并不只是通过躯体性术语来交流;情绪也是被躯体性地体验着。焦虑可以通过呼吸感觉到。而悲伤也表现在胸部和脸上。感觉是身体过程的一部分,也是与他人交流的一部分。

   文化对此的介入表现为生理、感觉、自我概念、身体图像、人际交流、实践行动、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之间的系统化关系。这些系统化关系在不同的社会中是截然不同的。差异不只是存在于内容方面,也存在于联结情感、自我、身体以及社会事实(它们在不同社会世界中以不同的方式被生产和再生产着)的纽带的每一个结构中。文化总是特定化的。情绪的跨文化惯性——有许多——来自于对文化系统中不同元素的约束性影响:共享的精神—生物过程、社会关系的普遍性方面、权力政治学变化的局限性。

   抑郁的社会生产既展现了情感和认知的内容,也展现了社会结构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抑郁情感的文化建构既是一个生理过程,也是一个有关意义系统和规范的故事。就这个学术话语来说,即使我一开始选择的是生物学的主题,到最后也会殊途同归。对于抑郁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情感或者障碍症,我们可以根据动态精神医学、心理学从临床上解释,也可以根据社会科学术语从诗学上解释,而我们如何选择是无法与之的建构分开的。这一点给有关情绪、躯体化和抑郁障碍的跨学科研究提出了一个难题。不同学科的兴趣帮助形塑了我们的研究对象;他们切断了象征桥梁,分割了社会—躯体辩证法,以至于我们只能秉持某一端,而忽略了另一端。这给有关情绪和情绪性障碍症的研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阻碍。因此,对于抑郁、神经衰弱和躯体化的学术探讨必须要关注如何建立一种针对研究对象整体的跨学科话语,而不是像盲人摸象一样自说自话。我们在中国的研究发现提供了一面镜子,让精神医学和人类学都看到了自身的局限。

   *本文节选自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第七章,郭金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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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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