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泰:对我国40年产业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 次 更新时间:2018-09-22 22: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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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泰  

   9月16日下午,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在京隆重举行“回应信息时代呼唤,坚持公共政策创新——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座谈会”。中国信息化百人会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先生在会上做了主题为“对我国40年产业发展的回顾与思考”的演讲。

   以下为陈清泰演讲全文,经本人亲自审定后授权发布。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作为一个高端智库,在助推我国迎接信息革命,走向信息时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想就我国40年来产业发展的回顾与思考做一个发言。

   我这篇讲话这不是一篇论文,而是一个过程参与者的回顾与思考。

  

一、对我国40年产业发展的回顾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体上可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国产业再发展的起步阶段。

   文革后,邓小平复出所做的第一事,就是破除了“两个凡是“,推动思想大解放;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政府很快聚焦刚性的计划体制,推进改革。先后推行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经济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与此同时,对国有企业实行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最后大多数企业实行了利润递增包干。企业开始有了自主权和自主钱,调动了企业的内生动力。此同时从“傻子瓜子”、“顾工七个人以上是不是剥削”开展了大讨论,逐步放开个体私营经济。

   这些重大的体制性改革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工业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居民吃穿用凭票的问题得到解决。港台一些加工项目开始进入,引进技术开始起步,上汽与大众合资项目落地。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80年中央就决定在比邻香港的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充当改革和开放的先行者、探路人,希望取得“以外促内”的效果。

   第二个阶段,1992年到2010年前后是经济发展的追赶期。

   1992邓小平南巡讲话,破除了“姓资姓社”和“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困扰,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央做出《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接着1994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财税、金融,投资、外汇等的市场化改革,为经济体制转型打下了基础。

   此时,较大比例地公有制、国有经济能不能与市场经济融合,成了一个突出重要的问题。如果找不到有效途径,就面临重要的政治选择,要么保持公有制经济,退回到计划体制;要么发挥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就得搞私有化。但这两者都是我们不愿接受的。

   因此,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企业制度改革放到了突出重要的地位,指出,“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还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25年了,至今还没有到位,由此看出他的难度。

   90年代中后期,很多产品由买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40%的企业亏损,众多企业停工半停工。严峻的形势成为推动改革的倒逼力量。

   这期间,一方面开展100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具备条件的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另一方面,实行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组建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对困难企业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从零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兼并破产;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实施三年脱困计划。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经过这一轮改革,国有企业分流职工约2000万人,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立。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放开搞活了上万家国有中小企业,保住了大量就业岗位。国有企业的布局和组织结构得到改善。中国联通、中石化、中石油等一批大型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充实了上千亿资本金,改善了资产负债结构,为进入新世纪的十年辉煌奠定了基础。

   90 年代中有两件对我国信息化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一个是1992年10月,机电部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利用电力、铁道等专业通信网成立联合通信公司,打破电信垄断。朱基副总理赞成此事,批示由我来协调推进。

   我分别听取了机电部和邮电部的意见。机电部在说明为什么要办联通公司的时说,邮电部是立法、司法、行政、制造和运营为一身的体制。解放40年电话的普及率只做1.23%。要扩容就靠国家投资,如果到2000年提高到5%,国家就得投资两千多亿元。即便这样也根本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他们罗列了电信垄断造成的各种弊端。提出希望国家批准成立联通公司,利用专网已有的能力,通过市场融资来发展。他们的要求是与邮电网享受同样的资源,同样的政策,公平竞争。

   在听取邮电部意见时。一位副部长开门见山就说,通信的特点就是“天然垄断,政企不分”,我们不同意设立第二通信网。两个网无论在连接技术还是经济上都不可行。

   当然“胳膊扭不过大腿”。几经协调、最后国务院拍板定案,联通公司1994年成立。进入新世纪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竞争共存的局面,为后来的信息化、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另一个是90年代中期,通信技术从模拟机向程控技术升级时,我国的“巨、大、中、华”四家企业实现的技术突破,并较快实现了产业化。改变了电信装备“七国八制”全靠进口的局面。华为、中兴继续跟进,进而在无线通信装备上很快走到了前列,至今在5G方面取得了主动。

   没有这两方面的突破,很难想象今天我国的信息化将遇到怎样困难。

   进入新世纪,90年代改革红利释放,2001年加入WTO又给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加了一把火,形成了三驾马车拉动产业发展的局面。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一段时期每年新增发电装进3000至4000万千瓦。铁路一年新建3000到4000km;高速公路每年新建5000到7000km;万吨级泊位一年要增加100多个。每年建设无线通讯机站约10万座。

   第二就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住房商品化改革刺激了购房需求,仅商品房每年建设面积就达20多亿平方米,几乎占全球的一半。私人轿车从限制转向鼓励,迅速释放了潜在的需求。一段时间汽车产销量年增30-40%。从2002年到2017年的15年间,汽车产量增加了8.8倍。平均每年净增170-200万辆的汽车生产能力。

   第三是进出口贸易的拉动。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从2001年到2010年的9年增长5.8倍。

   足够大的市场、多样化的需求拉动和多渠道引进的技术,使中国制造业迅速成长。在10多年内,我国在基础产业的各个门类都建起了很强的产业能力。如发电设备、石油石化装备、通信装备、铁路装备、加工机床、工程机械、造船海工、港口装备、极限制造设备等。三来一补和富士康这样的代工行业的发展,带动形成强大电子零器件产业。共同的需求拉动钢铁、有色、建材等基础原材料产业的快速发展。

   这期间一个影响长远的进步是中外合资合作迅速发展,我国的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体系。

   这阶段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中国跟上了全球互联网大潮。在2000年前后BAT三家公司相继设立。在中国的互联网中建起了浏览平台、交互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推动形成了一轮互联网热潮,各类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国家顺势而为,及时提出工业化要与信息化融合,推进“互联网+”,发挥信息化的对生产力的乘数效应。信息化很快从城市到农村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渗透。所到之处无不改变了面貌、提高了效率,大大提高了全社会对信息化的认知度。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普及率以远高于世界的速度增长,2009年开始,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为我国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赢得了主动。

   第二,在旺盛的需求和追求GDP冲动共同作用下,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电力,造船等传统产业,各个地方和企业竞相扩大投资、增加产能,已经到了刹不住车的程度。2003年12月,国务院就下文给各地分配压缩指标,还由曾培炎副总理与各省市分管领导签订“责任状”。但情况没有改变。之后,到2014的十年间政府五次下达压缩指令,但钢铁产量却增长了2.7倍,电解铝增长了7.8倍,水泥增长了1.9倍。去产能的进度远远赶不上增产能的速度,众多行业产能超常规过剩。2015年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主要资源投向了产能扩张,技术能力没能同步跟进,是我国产业普遍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

   第三,2013年国资委成立,集中统一管理国有企业,在推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方面有很大进展。与此同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界限越来越深,政府显性或隐性采取差异化政策。国有企业是“体制内”、有行政级,有较强的话语权;在市场准入、获取稀缺资源和资本市场融资、银行贷款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民营企业在并不理想的环境下也在不断壮大,在工业产出中很快接近或超过了一半。受到限制的市场空间已经不足以让他们放手施展。要求开放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2005年国务院发布发展民营经济的36条,提出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和领域。2006年12月国资委宣布在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7大行业国有企业绝对控制;在钢铁、汽车等9大行业保持控制地位。2010年5月国务院再次发布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新36条。在这期间曾经进入山西煤炭行业的民营企业全部被挤出。这期间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议不断。从这些现象的背后可以看出所有制的鸿沟有多么深,所有制的割裂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第三阶段,向创新驱动转型

   2010年之后我国经济发生了一系列趋势性变化:

   2011年开始,越过了年度投资的峰值期,劳动人口进入绝对数递减阶段,三产比重开始超过二产,消费占GDP比重超过50%,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进出口的增长势头减弱,资源环境的约束已十分强劲。此时,投资出口拉动增长的能力减弱。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如何防止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引起政府部门和国内外专家的关注。向创新驱动转型已势在必然。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在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的同时,在几条战线上推进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和产业的创新和升级:

1,国家制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引领未来产业发展;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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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信息化百人会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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