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雅:最后的超越:记高王凌先生新作《超越史料学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6 次 更新时间:2018-09-20 21: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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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雅  

  

   高王凌先生是我很尊重的一位老师,学习清史十年以来,虽然没有正式拜入高老师门下,但是从人民大学到清华大学,我追随着高老师听了很多他讲授的课程。我虽不曾涉足当代史研究,但是多年耳濡目染,对于高老师的学问,也有几分认识。记得今年7月底,我俩最后一次在微信上聊天,高老师跟我说,自己学术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中国联系起来看,二十世纪的中国怎么样呢,问题很多。但是所谓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实现了,这样来看,中间的那些“倒霉事”,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作为一个当代历史的观察者,一个清代历史的研究者,高王凌老师有着自己独特的位置和视角,也时常教育我们,要以自身的视角(当身历史)去观察既有的历史(正面观察)。斯人已逝,斯言长存。这几日每每夜不能寐,辄起身翻阅高老师的新作《超越史料学派》,虽然某些问题,我有和高老师不甚合拍的认识——可惜他也不能把我“拧”过来了,但是我认为,在今后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我将会对书中的言论,有越来越深刻的理解。谨以此文悼念我的恩师高王凌。


一位观察者

  

   所谓“当身历史”,就是你在历史中找到一个自己的角色,正如在剧场中,买一张票一样。位置的不同影响了历史观察者的视角,长期受限于史料的历史研究者,会因为后视之明产生出一种“上帝视角”的幻觉,好像自己在某段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智者。然而这并不能做到,不如放低身段,作一名观察者。所以与其说历史是被叙述和阐释出来的,不如说是被观察出来的。

   高王凌老师早年参加“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一些工作,并和当中的一些骨干人员熟识,可以说是他后来研究农村政策的一个立足点。用高老师的话说:“我在小组里没起过多大作用,我也不是正式组员”,但是“它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近距观察’。也像是一个历史的‘看客’,形成一种特别的人生经历”。我们很庆幸这样一位有着观察觉悟的“历史学家”置身于一些当代政治运行当中,因为这种观察是有历史自觉性的。在一个历史变革的时代,身临其境地思考问题,恐怕也不是所有历史学者都有的机会。所以后来高老师的当代史研究,一直申明一个“观察者”的姿态。我们不是统揽史料,全知全能的上帝,而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有心人。至于这股洪流要往哪里去,我们置身其中,随之而去。

   高老师曾说,虽然自己的“户口单位”是研究清史的,但是当代农村这一段历史,因为跟自己经历密切有关,在内心里,却是放不下的。他的计划,“是退休以后,一定要回头来作这段研究。现在,一个特殊的机遇,使这‘计划’提前了二十年。”我们非常有幸能够看到高老师当代史研究的很多成果集结出版,如果说清史研究,高老师还是一个“场外”的观察者的话,那么对于当代史,他则是一位“场内”的观察者了。

   除了“发展组”的经历外,与杜润生老的一段师生缘分,也对高王凌老师日后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高老师于十余年前开始整理《杜润生自述》,他曾经说:

   现在看到已出版的杜润生自述,几乎每章每节,都是自己从笔记本从录音带上剥下来,再由杜老批阅,一遍遍修改的。也不由得回想起那些岁月,和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友谊和师生关系。无庸讳言,在这中间,我向他学习了很多很多(其中是包含了多少经邦济世的学问啊)。因此这一段经历,也特别得我的珍重。

   杜润生老作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对于农民和农村政策理解的精辟与到位,深深地影响了高王凌老师。后期高老师作品中对于太谷农民的调查,对于八十年代的反思,以及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都渗透着杜老研究的精髓。

   可以说,有机会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观察一段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幸事;而可以读到一个有历史记录自觉性的学者,对于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与评论,也是我们的幸事吧。

  

一位寻访者

  

   用高老师的话说,历史的旨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场景的还原。如果说“农民的反行为”,是一句话就能讲得懂的道理,那么如何将这个“道理”放到农村的经济发展中去,让这个场景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变得有声有色,就是历史研究者的工作了。这种场景的还原需要一个观察者置身其中,而不是从故纸堆中翻检可得的。比如高老师在写道回太谷调查农民“瞒产私分”一节,就说到:

   当晚,我见到了应宝(原大队支书)和爱生(原小队领导,他俩一个是长友的姑父,一个是他父亲)。据他们说,瞒产私分,只有某些村子敢搞,咱这儿没那么大胆。村里矛盾多,再加上村子小,干什么都看得见,所以弄不成。但有的时候,该分茭子(高粱且是劣等高粱)就改成糜子、豆子什么的(这些算是好粮食);队里分粮,十斤给十二、三斤(说是扣水份),也短不了。

   如此一来,农民们在包产到户实行前的种种做法跃然纸上,这种活动的人的历史,人性的历史,镶嵌到大的经济环境中去,才是当代农民的真实图景。当然,这里的“真实”大抵也是要抛去了对于史料的执着,是一种“因信称义”的说法。

   口述史是近年来兴起的历史研究方式,本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将其应用于当代史的研究当中。高王凌老师对于口述史的关注要更早一些,这源于他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一段经历。1982年,高老师参加了“发展组”对江西吉安农村的调查,目的是探索“包产到户”的发展模式,找一个典型地区作为典型。虽然其自认为在“发展组”中只是一位“客卿”,但是正是这种实地的调研经验,给了高老师一种在历史中观察历史的视角。本质上看,这种农村调查和今天的“口述史”研究,在方法和性质上,都是一致的。

   后来在写作《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时,高老师再次回到自己插队所在山西省太谷县某农村进行口述史收集,这次的收集可以说是对于其“口述史”研究的一次全面实践。

   在这次走访中,高老师反复推敲农民的心思,不断根据自己的位置和农民的想法,改变提问和方式。比如在讨论农民在五十年代末期的粮食分配问题时,他就意识到,在跟农民的交流中,如果你用“偷拿”之类的字眼,对于他们来说,就“言之过重”了。在他们看来,这种行为叫“抓搲”,就是顺带着,拿一些到家里,胆大就多拿些,胆小就少拿些。(犹记得高老师在清华讲此课时,将此二字写在黑板上的场景。)这些如何在口述史研究中前期调研、过程提问、后期验证的实践经验,被总结于本书的《口述历史——我的一孔之见》当中。

   世殊时异,在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刚刚实行的时候,农民对于政策的认识不同,讲的话也不同。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不正是“史料”么?而这些史料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记录下来的,叙述者本身又想表达什么,囿于其本身,恐怕是无法得知的,如果迷信它们,更可能被史料作了个局,陷到了里面。因此,作为一个寻访者,我们就似乎不得不超越了这些史料,去领会后面的意味了。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表达的那样: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超越史料的初衷,不仅仅是还原农民在当时生活的情景,而是要探寻更深层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只要是人的行为,就一定离不开人性,就是一种制度和人性在互相博弈中取得妥协的状态。

   除了对于基层历史的发掘,高王凌老师也非常注重学人直接的交流,也是国内清史学界较早接触西方论著的一批学人。八十年代在美国访学期间,他陆续拜会了在美的汉学家们。八十年代可以说是美国汉学空前繁盛的时代,在这种学术氛围下,高老师结识了费正清(Fairbank)、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帕金斯(Perkins)、曾小萍(Zelin)、白思鼎(Bereinstein)、黎安友(Nathan)、史景迁(Spence)、白彬菊(Bartlett)、施坚雅(Skinner)等国外历史、经济学家;也拜访了黄仁宇、王业键、唐婉、夏志清、黄宗智、王国斌、李中清等中国学人,并与其中一些大家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我认为,这应当是另一种对于历史的考察和寻访吧。

   但是有趣的是,高老师在后期一直在提倡不要把中国历史做成“洋片儿汤”,也就是拿着外国人的理论,不假思索地往中国历史研究里面塞。因为这一番言论,高王凌老师还在学界中也算是开罪了不少人。他说:“西洋理论的过度吹捧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洋人的问题,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它们都并不简单,并有待于我们这代人去回答。”这种勇气与锐利,是学人中很难得的。

   可能在一般人的眼中,历史研究更像是“老夫子”的学问,一位葄枕图史的智者正襟危坐,于故纸中倾筐倒箧。但是熟识高老师的人都有体会,高老师的性子更像是一个大孩子。对于历史,他的研究是“冷眼热肠”的。高老师曾经说过:“不读博客的弟子将离我越来越远。”以至于每次上课或见面之前,我总要把老师的博客文章翻阅出来,揣摩一番。因为高老师总是会问我:“我的某某博客你读了没有?”如果没读,他会认真讲解,我则满心抱歉。

   其实,这源于高老师总教诲学生,要做“活着的历史”,因此他认为历史是动态的,是要跟现实比对,不断思考的,不思考是一种懒惰的行为。高老师曾说,自己夜间读书,每有体悟,便是连觉也不能睡着了,定是要记下来才好。这种“洞察力”和反思的觉悟,使得这位老人在治史的过程中,一直是一位积极的反思者。

  

一位反思者

  

   高老师在《研究题目与路径——阶段性总结的必要》一文前面,有一段按语:

   我总以为,人到了一定阶段,就要“回过头来”,回顾、总结一番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不是“一往无前”,只顾一个劲儿地往前走。而且,这样做,相比起来,可能收获很大。因为你最多的东西可能不在前面,而在自己以往的历史之中。

   这篇文章的主体是高老师在清史所成立三十周年(2008年)的时候所作的,这次收录书中,又做了一些增删。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高老师多年治清史的研究路径。高老师最先立足于经济区(四川地区)的研究,以此为基础,做了向上和向下的拓展。所谓向上,就是就经济状况发展到国家决策,因此做了关于乾隆时期的粮政、垦政,官僚组织、政府决策、统治理念、宗教及精神生活的相关研究;而向下就是由经济组织形式向下挖掘,细化到租佃关系、人口、生产结构、农民的行为等问题的研究。

   在清史的研究中,高老师可以说是“下学上达”的,政策上的研究使经济问题更具宏观性和现实性;而经济问题的研究又使政治研究更饱满、更立体。所以也无怪乎高老师后期会转入当代史的研究,这种在历史研究中的通达状态,已经无法用史料本身印证了。这就是为何在此书中,高老师强调要“超越史料”,要到“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看“无字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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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201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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