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结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 次 更新时间:2018-09-20 00:42:25

进入专题: 宪法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李忠夏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于2018年修宪写入《宪法》第1条第2款,虽然这一条旨在规范上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但也在客观上于宪法正文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阶段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具有“中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承接前两者,构成“八二宪法”的规范结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的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延续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又立足当下,从绝对的“公有制”改造变迁为“公私二元”并存。这一转变也符合中国历史上“公私”观念的变迁,即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形成了一种容纳万民之私的“公”之观念,这也成为“八二宪法”“公私二元”的思想基础。“八二宪法”便是对改革以来“公私二元”结构的规范体现,它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范特征。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变迁;公私二元;宪法规范分析

  

   2018年宪法修改对《宪法》第1条第2款进行了改动,意义深远,不仅将“中国共产党领导”首次从宪法序言写入宪法正文,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次进入宪法正文。虽然对宪法序言的规范效力,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与宪法正文相比,宪法序言毕竟偏重历史叙事和目标设定。[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旦进入宪法正文,并置于《宪法》第1条的国体位置,就与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了内在紧密的联系。如果从《宪法》第1条的规范结构来看,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体现,其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并构成整个“八二宪法”的制度基础,而理解的关键则在于如何规范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理论与方法:“变迁社会”宪法理论建构的必要性


   “八二宪法”是一部历经双重变迁的宪法。一方面,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逻辑的变迁;另一方面,其自身通过五次修宪也经历了不断的演进。“八二宪法”的产生意味着一改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政治化”的治理模式,摆脱了不切实际的、以“个体、社会与国家同质化”为目标的理想化人民民主国家的追求。[2]改革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发生了转变,改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改造(阶级斗争)”的片面理解,使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逐渐出现分化,经济系统逐渐摆脱政治系统的宰制,按自身规律(或者卢曼所言的“符码”)独立运行。“八二宪法”施行之后,经过五次修改,其自身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支持和保护、对“私有财产权”的强调、“依法治国”和“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与入宪,都表明了宪法的内在变迁以及宪法之内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变迁。要理解“八二宪法”,就需要对这种宪法变迁有深入理解,而要对这一宪法变迁加以规范化的表达,就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范内涵切入,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变迁社会的宪法理论”。

   “变迁社会宪法理论”的构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1. 方法论层面的意义;2. “面向中国”的宪法知识贡献。

   首先,在方法论层面上具有为技术化的、缺乏方向的解释方法奠定解释基础的作用,并将宪法变迁、解释方法与宪法决定联系到一起。从新中国成立,历经改革,再到“新时代”,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这一演进历程也对宪法学产生了影响,在中国宪法学界广泛引起争论的“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争也是因为转型阶段的特征所引发。今天,学界普遍认为,宪法学已经进入到规范解释阶段,但围绕解释方法,宪法学内部仍存在相当大的争论。总的来说,传统的法教义学试图通过理性和科学的解释技术在疑难案件中发现“唯一正解”,但传统法教义学的反对者则认为,中立化的解释方法不足以找到法规范的“含义”,必须深入到法规范背后的历史-社会背景中才能对之加以理解,而且在解释时不可避免要受到“前理解”的制约。宪法尤其如此,宪法文本通常缺乏明晰的规范构成要件,其原则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对宪法条款的理解不能仅从文义、历史、体系、目的等传统解释方法出发,而必须结合历史、文本与现实抽象出相应地“理论”作为理解的前提,这也是德国学者伯肯弗尔德所言的“立基于《基本法》的宪法理论”,[3]对于中国而言,则需找到“立基于中国《宪法》的宪法理论”,这就需要回到历史,深入到社会变迁当中,并结合宪法文本,从中抽象出相应地宪法理论。

   从方法论层面可以引出第二个层面的意义,即对于“中国”的意义。自1982年开始,中国宪法学界就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中间经过了一段借鉴西方经验的时期,于今在此基础上又开始回归中国宪法自身的问题意识,并从自身的历史-社会资源中寻求理论的建构。中国社会自1949年之后经历了剧烈转型,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行的“八二宪法”,其文本屡经修改,文本的背景与文本制定时也完全不同,同样的条款在变迁的社会情势下,其规范意涵自然大不相同了。有鉴于此,僵化的、静态的文本解释是行不通的,但无视文本和规范、直接面向政治现实的做法同样不可行。对“八二宪法”的解释需进行历史、文本与现实的三重融合:一方面,需适度回到历史,对宪法规范的原初含义进行原旨主义的解读,厘清规范制定的初衷与目的;另一方面,又不能固步自封,恪守“祖宗成法不可变”,而枉顾社会现实的变化。如果不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目光流转”,忽视中国宪法的变迁,那么就很难真正理解“八二宪法”。这就需要在文本的基础上,将历史的视域与当下的视域融合到一起,在“宪法变迁”的视角下,讲清楚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转型的逻辑,并以此为基础对现行宪法进行解释。这恰恰是德国宪法学方法论在超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所总结出来的教训:既不极端的偏向规范逻辑、又不极端的转向政治现实,而是在其中找到一条“中道”的解释道路。需要有一种理论,能够兼顾宪法的相对恒定性与动态生长性,既顾及宪法文本的规范封闭性、又能面向社会变迁具有一种开放性;同时还要兼顾近代宪法所具有的共通性以及“中国的”特殊性,超越西方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宪法观。

  

二、作为“八二宪法”规范结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谓规范结构是一种相对恒定的状态,以此来维持国家秩序的相对稳定,如果将宪法界定为一个国家人民的“政治决断”,那么这一“政治决断”既因为本国的传统、文化、习俗、人民的心理而具有相对持续的稳定性,同时又不具有不断整合、持续更新的特性。正如黑勒所言,“国家是一个通过人类在代表上不断更新换代的共同行动而持续与时俱进的统治结构”,“社会学国家理论中的国家概念既不能片面的在动态上加以理解,也不能片面的静态理解。正如任何社会形态一样,国家拥有本质形态(Gestaltnatur);进一步来说,它是一个具有相对持续性的以及特定形态的人类统治关系的积淀,是‘来自于生活的形态’。它不能因为相对静态的形态和形式特征是对它的误解,就被界定为整合的过程,或者消解于行为进程的运气当中。但是因为它是来自于生活的形态,所以它必须在其概念中接受其相对动态的特征,并通过一个持续更新的人类行为而接受其有限性”。[4]这表明,国家既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也处于不断更新当中,结构与过程共同构成了国家存在的基础。其中,宪法的规范结构就构成了国家存在的结构性基础,而对这一规范结构的解释同样需要深入到国家生存的现实结构当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八二宪法”规范结构的体现以及建构中国宪法理论合适的切入点,原因有三点: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并体现到宪法规范当中;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承继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传统、又具有面向未来的指引性和开放性,能够承接起新中国成立、改革、新时代这三重维度;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宪法规范体系中能够将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基本权利、生态文明等有机联系在一起。基于上述原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建构“八二宪法”的理论体系,并透视“八二宪法”的规范结构是切中肯綮的。

   纵观整部宪法,涉及社会主义的表述有三类:第一类是“社会主义”,比如《宪法》第1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序言和正文中均有出现;第三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三者具有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是一般化的上位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体现了所处的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成了一个兼具普遍性、地方性和时间性三重维度的宪法结构。某种程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指涉并涵盖后二者。“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理想目标的远景,实现的途径则需照顾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地方属性,并认清所处的阶段(初级阶段)。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规范上的逻辑联系:(1)“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具有不分国界的普遍性;(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根据序言则可将之与人民民主、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四个现代化、五个文明、国家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与中国情况具体相联系的规范性目标联系在一起;(3)如果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宪法发展的逻辑和趋势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改之前全面公有化的改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规范层面,1988年将“私营经济”写入宪法、1993年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4年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并提升“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从这一发展方向来看,可将之归结为“公私二元”的宪法规范结构。[5]

从上述三者的联系来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者共同构筑了“八二宪法”的规范结构。在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核心,“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性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确立了“公有制”和“消灭剥削制度”的目标,使“八二宪法”具有浓厚的“社会性”特征, 其着眼点超越个体,而强调“公共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对“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完全理想性的公有制有所限定,使“八二宪法”增加了“私”的属性,并通过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保护,进而通过人权条款和基本权利对个体的保障从而呈现出“公私二元”的结构。这既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阶段带有方向性(即逐渐实现国有化、消除私有制)的“公私二元”,又不同于纯粹的公有制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是体现了“八二宪法”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变迁以及“公私二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位。这一“公私二元”的规范结构是贯穿整部宪法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宪法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387.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