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新:客观性哲学的重建及其意义

——以黑格尔、鲍威尔和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为主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 次 更新时间:2018-09-18 23:38:27

进入专题: 黑格尔   鲍威尔   马克思  

韩立新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以康德、雅各比和费希特为代表的主观性哲学达到了高峰,出现了以“主观性的形而上学”取代客观的“绝对者”的趋势。黑格尔在耶拿时期以“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问题为主线,批评了主观性哲学将这种同一局限于主观性一侧的做法,通过提升客观性、给客观性以主体地位的方式,尝试着让绝对者与自我实现融合。黑格尔的客观观念论后来遭到了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严厉批判,而马克思则再次恢复了客观性的权威。在19世纪前叶,马克思与黑格尔共同形成了与主观性哲学相抗衡的一方。

   关 键 词:马克思  主观性  客观性  黑格尔  同一性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如果说由康德和费希特所开启的德国观念论传统是一种“主观性(Subjektivitt)”哲学的话,那么黑格尔哲学则是对这一主观性倾向的纠正,黑格尔使德国观念论传统发生了客观性转向。而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不满意黑格尔绝对精神对自我意识的压制,又通过对黑格尔客观观念论的批判,使德国观念论重新回到主观性的轨道上来。青年马克思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原本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但在与该派其他成员的论战当中,逐渐放弃了主观性的立场,再次恢复了客观性的权威。只不过这次恢复要比黑格尔更为彻底,建构了足以改变观念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回顾发生于19世纪初到40年代中期德国哲学的发展过程,目的是要揭示马克思在思想倾向上更接近于黑格尔,而非康德和费希特。在那段时间,事实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共同形成了与主观性哲学相抗衡的一方。1978年以来,中国学界尤其是哲学界为适应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需要,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的作用作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旗帜”,由此而兴起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和“主体性哲学”,对于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禁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再加上国外后现代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涌入,近年来中国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观化的倾向。譬如,把主体性和实践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特征;强调主观性对历史的决定作用,用偶然性和历史虚无主义代替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夸大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把马克思哲学康德化或费希特化等。针对这一思想状况,回顾上述时期德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实质,纠正上述马克思哲学主观化的思潮,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主观性哲学的批判

  

   众所周知,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来,思维、自我、自我意识等人的主观性因素被提高到主体的地位。对人的本质的规定,也从人之外转移到人之内,自我与本质实现了同一。这就是近代哲学所确立起来的主观性原则,或者称主体性原理。这一原则,在德国观念论传统中,特别是在康德及其后继者雅各比、费希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主观性被看成人类知识的最终依据和人的行为的归责根据。他们的哲学也因此被黑格尔称为“让美和真理表现为感情和情绪、爱和知性的主观性”哲学、“北方的原理”或者“新教的原理”[1]。

   主观性哲学的出现为人类摆脱外部奴役、完成启蒙等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是近代哲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随着主观性地位被无限提升,自我从上帝或者实体那里被彻底剥离出来,与“绝对者(Absolutes)”之间发生了分离。人类因此而失去了绝对者的支撑,陷入了“理性自身的空虚(Nichtssein)”[2]。为了弥补这一空虚,一方面,人们试图让主观性取代过去上帝或者实体所拥有的地位,从主观性出发去完成自我与绝对者的重新统一。黑格尔把这种尝试称为“主观性的形而上学(die Metaphysik der Subjektivitt)”[3];另一方面,像康德哲学那样,它又让主观性停留于此岸世界,让绝对者安身于彼岸世界,从而使自我与绝对者无法融合。黑格尔曾这样描述“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的悖论:“存在的独断论被改造成思维的独断论,客观性的形而上学被改造成主观性的形而上学。……这样一来,作为自我中的物、实践理性的灵魂,就转化为主观的人格性和个别性的绝对性——但作为物的世界转化为现象的体系或者主观的情绪和可信的现实的体系——而理性的对象以及作为绝对的客观的绝对者转化为理性认识的绝对彼岸。”[4]如果彼岸世界对有限理性来说只能属于信仰领域的话,那么“主观性的形而上学”事实上又造成了知识与信仰的分离。本来,“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的初衷是要将理性从中世纪神学中解放出来,使其从婢女上升为主人,但是将绝对者置于彼岸世界的做法,又等于使理性重新沦落为“信仰的婢女”。大约是在1800年前后,黑格尔意识到主观性哲学所存在的困境,试图通过主观性哲学的批判和客观性的重建来摆脱这一困境。

   青年黑格尔最初是康德哲学的追随者,曾以康德的主观性原理批判过基督教。但是,在1801年到耶拿以后,在《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体系的差别》(1801,以下简称《差别》)《信仰和知识》(1802)《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自然法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实证法学的关系》(1802-1803)等几篇论稿中,开始从对主观性的膜拜转向了对主观性的批判。《差别》一文的主题是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Identitt von Subjekt und Objekt)”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是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自己所处的时代出现了“绝对者的现象与绝对者隔离开来”[5]的奇异状况。本来,“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者’的思想的历史。绝对者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6]而绝对者必须是“整体的真理”,其现象和本质必然是同一的,同一性才是绝对者的真理。但在主观性哲学盛行的“时代的教养(Bildung)”[7]下,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信仰和知识、自由与必然等,一句话主观和客观陷入了绝对的“分裂(Entzweiung)”之中。这种“分裂”不仅与哲学的目的本身相矛盾,反映在现实上,还带来了主观自由的泛滥,个体主观性对宗教、伦理秩序、世界历史等的破坏。因此,当下“哲学的需要”是重建被破坏了的绝对者,恢复“主观和客观的同一性”。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哲学之所以陷入“分裂”之中,起因于康德哲学。在《信仰与知识》中,他分析了康德哲学的二元论问题。康德区分了现象界与物自体,提出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事物本身,这是由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康德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知性(Verstand)”,一种是“理性(Vemunft)”。知性是对感觉经验整理和加工的能力;而理性作为人先天的认识能力,是指“认识无条件的事物的能力”[8]。如果说“知性”所处理的是经验世界的事物,而理性则要处理灵魂、世界和上帝等超验对象。知性虽然是科学知识的来源,但由于它依赖于人的感觉经验,以它来把握外部世界,会割裂与事物本身的联系。黑格尔批评道:“知性把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彻底分开,结果让客观的东西变成了完全无价值的东西,变成了无。这样,主观的美这一斗争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即主观为抵御变为客观的必然性而努力维持自身。因此,美怎样在主观中成为实在,怎样将自己交给客观性,还有意识在什么地方将自己表现出来,成为客观性,去现象,在现象中生成,这些问题都被彻底省略掉了”[9]。

   理性的本来目的则在于超越知性的限制,达到对事物本身的认识。理性的这一特点是符合哲学本身的目的的。但是,在康德那里,理性一旦要认识超验事物,非但不能把握到事物本身,反而会陷入二律背反。在黑格尔看来,这一矛盾的出现本来是必然的和积极的,它可以推动人类认识进入事情本事。但可惜的是,康德在矛盾面前止步不前了,反而让理性退回到知性,把它只看成“在无限对立中的实践能力”或者“纯粹知性统一的能力”[10]。其结果,“理性除了提供简单化系统化经验所需的形式统一以外,没有别的,在这样的意义下,理性只是真理的规则,不是真理的工具。理性只提供知识的批判,而不能提供关于无限者的理论。”[11]也就是说,理性实际上被降低为知性。尽管康德并不承认经验知识本身就是真理,但无论是从他的知性概念还是从他的理性概念来看,他所承认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经验的存在、日常世界和现实”[12]。这与经验主义颇为相似,故后来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把他与经验主义者归为一类[13]。

   前面说过,哲学的目的是要让自己进入主观性之外的物自体领域,去把握绝对者。但是,康德让哲学认识停留于经验层面,变成了单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或者对主观性形式的研究。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并没有完成哲学本身的任务。他的观念论只不过是“有限者的观念论(ein Idealismus des Endlichen)”[14];哲学必须通过从知性到理性的运动到达绝对者、无限者,因此是“绝对观念论(absoluter Idealismus)”。黑格尔本人也把自己的立场称作“绝对观念论”。当然,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对知性到理性的运动论述还不够成熟,直到《大逻辑》和《哲学全书》(《小逻辑》)才成熟起来。

   康德以后,雅各比、费希特等人都试图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分离问题。在《差别》一文中,黑格尔主要分析了费希特的尝试。费希特延续了“康德哲学的精神”[15],从代表主观性的“自我=自我”出发来证明主观与客观或者“自我”与“非我”的同一性。费希特的“自我=自我”实际上是对笛卡尔命题“我思故我在”的展开,即从“我思”这一思维行为出发推导出了“我在”,其核心是将“我思”的自我反省活动换成了“行为(Handlung)”和“事实(Tat)”相统一的“事实行动(Tathandlung)”。在知识学的第二原理中,费希特通过“自我”的设定活动给出了“非我”这一客观性。但是,由于“非我”的被动本性,“自我”设定“非我”的活动就类似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行为,“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因此也变成了创造者与被创造者这样的因果关系。“自我”是因,“非我”是果。在因果关系下,“非我”没有独立性,它是“自我”为实现自身而被设定出来的客观性;“客观是一个绝对由自我规定之物,因而=自我。”[16]“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也只能是“纯粹的自我意识”中的同一性[17]。

   对此,《黑格尔传》的作者罗森克兰茨看得很清楚,他认为,费希特哲学“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都没有把客观理解为是与主观相对立的、积极的、自立的东西,而只是把客观理解为否定性的限制。因此,它也就没有把绝对者理解为客观和主观的同一性”[18]。事实上,对“自我”与“非我”关系的因果式理解还将加剧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因为,正像神学中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所表现的那样,作为原因的主观性作用越被强化,作为结果的客观性的被动性也就越被夸大,客观性因被彻底抽去了能动性、活动性而沦落为静止的死的自然。这样一来,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不再有任何相容的东西,两者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大。

既然“理论理性”遇到了困难,那么“实践理性”的情况又如何呢?在实践理性部分,费希特试图让“自我”通过实践而把自己转变为“非我”,以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同一。但是,由于这一转变仍然是在“自我”与“非我”的因果关系下实现的,那么“非我”就不可能超出“纯粹意志”的辐射范围,它所实现的“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仍然是相对的,而非真正的自我与绝对者的融合。到头来,费希特还是不得不将“主观和客观的同一性”看成自我不断接近,但又无法到达绝对者的“应该”状态。“应该”就意味着在现实中主观性与客观性无法实现融合,两者处于对立之中。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这样总结这个推理:“费希特也仍然停滞在康德哲学的结论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黑格尔   鲍威尔   马克思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总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384.html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 2017年10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