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政:基于“阅读坐标”的“文学生活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8 23: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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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方政  

   内容提要:完整的文学史研究应该既重视作家、评论家和研究者的言说,又要照顾到普通读者的阅读。“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是对传统文学史研究的丰富,是完整的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将拓展新的学术生长点,是关注民生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体现,能够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提供历史借鉴。“阅读坐标”对“文学史坐标”具有印证、补充和纠偏的作用。

   关 键 词:文学史坐标  阅读坐标  文学生活史  普通读者

  

   主持人语:“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域,它既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此前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文学运动等,依据的材料基本上是参与者和评论家的言说,对研究对象进行史的定位的是文学史家,普通读者的阅读及其感受基本上被忽略了。“文学生活史”研究试图打破这种“内循环”,将触角延伸至文学得以社会实现的终点——读者。当然,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也属于广义上的读者,但他们的阅读和对作品的阐释却是专业的,主要是工作而不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普通读者的文学阅读却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正因为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和圈内人的顾忌,所以他们的阅读和感受便自然而真实,能够反映出文学发展的比较本质的一些方面,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本期发表的这组文章,在学界第一次明确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的概念,并从三个不同的侧面作出了初步探讨,以期引起文学研究界更多学者对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兴趣与关注,使这一研究得到拓展与深化。

  

   “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的提出,是想对现有的文学史研究格局有所突破。文学研究一般包括以下几个互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方面:作家的创作、作品的出版发行、读者的阅读和评论家的评论。其中,作家的创作及对作品的言说、品评和文学发展史的梳理总结,属于“文学史坐标”,是传统文学史研究的范畴;而普通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应置于“阅读坐标”,即“文学生活史”研究。

   当然,任何概念和范畴的确定与分类都有其与生俱来的偏颇,本文提出“文学史坐标”与“阅读坐标”这两个概念,除了便于论述外,主要是为了区分专业的文学从业者(作家、评论家和研究者)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的文学实践。前者的文学实践是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的重点:作品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样写,对作品优缺点的分析与评价,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前人的继承和对后人的启示,也即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而后者关注的是普通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为什么是这一部而不是另一部)、评价和所受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层面的表现形态。这后者就是“文学生活史”研究的重点。

   其实,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以往的文学史研究虽然也会关注读者的阅读,只不过重点一般不会放在这方面,用力最多的还是作家作品本身的分析评价,或者对文学现象、流派、社团的描述与阐释,这固然也是必要的“侧重”。如果在“侧重”这些方面研究的同时,尽可能照顾一下读者阅读的反映,把读者反映和以往多所“侧重”的研究结合起来,互相印证,那研究肯定更加丰富,也更符合实际。完整的文学史研究,不能只强调“文学史坐标”而忽视“阅读坐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偏重读者阅读的“文学生活史”研究,是可以和传统的文学史研究相辅相成的。“文学生活史”研究当然也可以独立进行,但最终目的却应该是丰富文学史研究。具体来说,文学史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作家本人对作品的阐述、当时的评论和其后文学史家的梳理与总结,但不能忽略了作品社会实现最重要的对象——读者的感受和声音,如果将几方面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的把握,互相参照、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将会更加全面、立体地展现作品的时代影响和历史贡献;重视不同时期受众的阅读感受,将会从更加实际、活生生的层面对作家、评论家和研究者的言说,起到一定程度的补充和纠偏作用。

   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在重视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文学史坐标”的同时,给予“阅读坐标”一定程度的关照,既能够为文学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拓展新的学术生长点,又是关注民生的现实需要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体现,对当下与未来的文学创作、文学传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将拓宽以往文学史研究的领域与视野,为学科建设和发展增添新的学术活力。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阶段性的史的书写,可以追溯到1935年由赵家璧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中的各集“导言”。《大系》是一部作品选集,它的编选者既是“五四”新文学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又是具有深厚学识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作品的选择独具慧眼,尤其是置于各集前面的长篇“导言”,更是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最具广度和深度的历史总结,就像有人指出的,《大系》的每一篇导言“便是最好的那一部门的评介,假使把这几篇文字汇刊起来,也可说是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最好综合史”①。不过,《大系》的成功尽管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在当时毕竟只是一种民间行为,它的出现需要特定的历史机缘,很难形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完整形态的持续性的史的建构。1949年以后,以1980年代中期为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有两种基本模式:政治型文学史和人本型文学史。前者主要是指1949年后被纳入国家体制的文学史写作,最主要的特点便是它的政治工具属性:“将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纳入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规范,不论文本构成的逻辑结构、观照新文学的文学史观、评述新文学的价值标准或者书写主体的运思方式、话语表述,都不能出离既定的政治框架和逻辑思维。”②政治型文学史彰显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价值观念,强调阶级分析,秉持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对作家作品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定位与定性。尤其是伴随着“极左”思潮的不断冲击与政治斗争的日益强化,文学史政治属性的偏执与误读也愈演愈烈。进入新时期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开始逐步突破政治理论框架与政治写作模式的束缚,由政治型文学史向人本型文学史转变。所谓人本型文学史,遵循的是“文学是人学”的基本理念,重点突出政治型文学史写作所忽视和冷落的“人”的因素,给予文学史写作主体、研究对象以应有的尊重与审视。

   上述两种文学史研究虽然侧重点不同甚至有对立的倾向,但都属于“文学史坐标”上的研究;同时,它们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忽视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普通读者的参与,只局限于作家、评论家以及研究者之间的“内部对话”,阻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获得进一步的质的突破。由于它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相同的、视野是固定的,致使研究陈陈相因、步步为牢,日渐走进“象牙塔”,丧失了文学史研究的活力及其与现实社会的联系,这也是目前文学史著作虽然在数量上蔚为大观但缺乏能够使人眼前一亮的创新之作的原因所在。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的提出就具有了填补空白的意义与价值:它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传统疆域,把以往“内循环”、“挖井式”的文学史研究向“外”、向“广”扩展,借助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把注意力放到大量普通读者身上,看他们所传递出的普遍的趣味、审美和判断”③,从而能够更准确、更切实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开启文学史写作的新局面。

   “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重视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是在精神层面上关注民生的现实需要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真切投射。长期以来,文学在学科归属上被纳入社会科学的理论范畴,因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特别注重科学性的知识话语系统,研究者必须以一种规范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追求学术研究的逻辑性、准确性、客观性以及全面性,尤其建国后到1980年代初对于前苏联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搬用,8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西方的结构主义、文本主义、语言分析、心理分析和新批评主义等研究方法的引进,更是加深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意味”。应当说,这种研究的科学姿态是必要的,科学的眼光和方法也的确能够较为深刻地发现、揭示出文学史研究中某些方面的本质问题。“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科学性’上: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阅读并通过阅读增加人文修养,如诗意、哲思和史识,而只是用文学概念代替文学事实、为了创新而推进新知。文学创作是关于人、属于人、为了人的精神活动,就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无论是启蒙文学、救亡文学、革命文学,还是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主旋律文学,意识形态用语修饰、规定的文学式样,必须经过人文性的调适之后才称得上真正的‘文学’,否则,只能是政治口号的叫喊宣泄与狂轰滥炸。”④同样,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也应该始终以人为中心,也就是必须具有人文关怀,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的又一意义所在。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记录历史的国度,又是一个非常不重视记录历史的国度,因为,之前的大多数历史书籍主要记录的是所谓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而对平凡百姓特别是他们文学阅读、书写情况的记录却是严重不足的。”⑤“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是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详细考察、审视、思考文学对于普通读者在精神生活层面产生的影响及其社会效应。具体来说,就是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读者阅读哪些作品(包括体裁、内容、形式等),作品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传播与接受情况究竟如何,这种传播与接受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应等等。这种解读视角将以往“束之高阁”的文学史研究落实到了普通读者层面,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关注民生,因为,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民生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位的自然是现实生活中切实的生存问题,第二位的则是他们精神层面的文化生活,文学能够施之影响的就是后者。比如文学作品中那些幽默、精巧的故事可以缓解人们生活中的压力;具有诗意的语言可以平复烦躁的心绪;充满哲思的内容可以带来生命的启示与思考;健康、有益的思想情操则可以唤起良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潜移默化地提升集体教养等等。尤其是在20世纪的中国,前半叶人们饱受战争之苦,后半叶又相继经历了极端“政治化”与极端“物质化”的“洗礼”,无论是曾经的政治专制主义,还是今日的物欲消费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吞噬着人们应有的合理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虽然“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的研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但文学史研究向民生领域的倾斜只会是有益而无害,它既能有力地揭示出20世纪读者与文学之间曾经的那种密切而又隐秘的关系,给人以启发和思考,又能赋予文学史研究更鲜明的“人”与社会的属性,使死学问变成活学问。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对于普通读者的关注,具有民生与文学的双赢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研究虽然属于“史”的范畴,但却并不意味着超然地、纯客观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的历史面貌,它的指向与落脚点最终还是要回到当下的文学场域之中,为其提供正面或反面的历史启示。处于转型期的当下社会,在文化建设上正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局面,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也同样在经受着各种文化思潮、新兴媒介的影响和改变。这些影响与改变往往处于积极与消极的混沌状态,譬如文化市场上热炒的带有强烈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学热”、具有专制文化内核的铁血英雄主义文学、商业文化主导下的各种“三俗”作品、伴随智能手机的普及而出现的文学快餐式阅读,以及由便捷的通讯技术支撑的网络文学批量生产等等。文学创作的异化与文学传播的极简化,给普通读者对文学的感受及其社会效能带来了消极影响,不但没有发挥文学应有的抚慰、劝勉之力,还容易使人们产生狭隘自大的文化心理,导致对金钱与权力的贪求和争夺;浮光掠影式的阅读也消解了文学应有的崇高意义与内在品质,阻碍了当下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文化建设就必须重视当下的文学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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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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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 2017 (10) :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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