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天义: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 次 更新时间:2018-09-18 23: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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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天义  

   内容提要:实验的本质并非人为设计某种程序,而是创造或发现一种有助于观察研究对象内部诸因素间关系的环境。近代科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表明,包括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在内的任何一种经验研究要走上科学之路,就必须建立一套以实验或观察为主的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变量繁多、不可重复的特点,但历史学家仍有可能通过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比较完成“实验”过程,从而得出某些一般性认识。借鉴社会学、文化学的成功经验,构建和发展实验史学,或者说是将实验思维引入实证研究,是提高新世纪史学科学化程度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 键 词:形而上学  密尔求因果五法  实验方法  历史科学  Metaphysics  Mill's Five Methods in Searching of Causal Connections  experimental method  historical science

  

   以实验为主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否适用于历史学研究,这是19世纪以来史学方法论问题的核心之一。不少学者认为,受研究对象、研究材料特点等因素影响,史学研究中不可能采用实验方法。①尽管如此,20世纪以降,马克·布洛赫、埃米尔·迪尔凯姆、玛格丽特·米德等人利用实验方法原理,不同程度上合理解释了欧洲封建制度、历史时期的自杀、原始部落青春期等现象的成因和演变规律,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②这样看来,对于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有必要予以重审。③本文旨在将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置于近代科学发展史的长时段框架内加以讨论,以期探讨二者结合的可能性。

  

一、实验方法是科学合法性的保障


   (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实验方法

   在科学史上,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堪称自觉建立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第一人。在培根看来,人们要正确地认识外界,就应从“单纯经验”入手:“这种经验,如果是自行出现的,就叫作偶遇;如果是着意去寻求的,就叫作实验。”所谓“偶遇”是指人们对经验世界未加设计或改造的、自然的接触,相当于下文的“观察”;“实验”则意味着人为设计或带有目的性的创造;在培根看来,二者都是认识经验世界的必要手段。不过在培根的时代,人们尚未建立起严格、规范化的观察或“实验”手段。相反,更多人是在“暗中摸索,一如处在黑暗中的人触摸其周围一切以冀碰得一条出路”。这种做法随意性强,因此难免事倍功半,甚或劳而无功。培根说:“现在,说到经验的根据……我们不是还没有根据,就是只有极其薄弱的根据。还不曾有人做过搜索工作,去收集起一堆在数量上、种类上和确实性上,足够的、关于个别事物的观察,或者采用其它任何适当的方法来指教理解力。相反,有学问的人们,但亦是轻忽而又懒惰的人们,在建立或证实他们的哲学时,却采用了某些无稽的谣传,含糊的流言,或者经验的一些假态,并赋予它们以合法证据的重量。”培根建议,科学研究不能寄望于侥幸、误打误撞,而应依赖“真正的经验的方法”,亦即“首先从适当地整理过和类编过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随心硬凑的经验或者漫无定向的经验出发,由此抽获原理,然后再由业经确立的原理进至新的实验”。科学方法的建立,首先需要确定必要的原理:

   我们不仅要谋求并占有更大数量的实验,还要谋求并占有一种与迄今所行的实验不同种类的实验;还必须倡导一种完全不同的、足以促进和提高经验的方法、程序和过程。因为经验当它循着自己的轨辙漫行时……只是一种暗中摸索,只足以淆惑人而不足以教导人。但是一旦它能照着确定的法则,守着有规则的秩序,并且中途不遭阻扰而向前行进时,那么,知识方面许多更好的事物是大可希望的。④在《新工具》中,培根多次从多个角度、用不同术语阐明他的科学方法论,或称之为“新工具”,或称之为“实验”(观察),或称之为“科学归纳”。⑤这些都在强调这是一种有别于中世纪时期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研究方法,它既不同于那种“幼稚的”归纳法(即简单枚举),⑥也不同于那种“建在空气或流沙上”的形而上学思辨。⑦培根批评说:“从来竟不曾有一个人认真地从事于借一种布置井然的实验程序径直从感官出发替人类理解力开辟一条道路;而竟把一切不是委弃于传说的迷雾,就是委弃于争论的漩涡,再不然就是委弃于机会的波动以及模糊而杂乱的经验的迷宫。”经验世界如此纷繁复杂,感官本身又具有很大局限性,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认识穿透现象直达本质?培根认为,实验是一种可取的思路。他说:“感官本身就是一种虚弱而多误的东西;那些放大或加锐感官的工具也不能多所施为;一种比较真正的对自然的解释只有靠恰当而适用的事例和实验才能做到,因为在那里,感官的裁断只触及实验,而实验则是触及自然中的要点和事物本身的。”⑧由此可见自然界虽客观存在,但碍于人类认识的局限及自然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研究者很难径直从与外界的简单接触中发现现象间的真实联系,要避免堕入传统归纳法和形而上学方法的陷阱,关键在于有意识地选择和比较经验材料。

   培根认为,实验(或观察)是一种认识策略,目的是为事实的分类和比较提供可能,以便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实验方法的基本原理,体现在著名的“三表法”中。培根主张,无论研究哪种形制或者说物理性质,都须将有关资料编制成三张表。第一张是“肯定事例表”,其中应尽可能多样化地列举该性质出现的现象;第二张是“否定事例表”,即“把缺乏所与性质的事例也列示在理解力之前”;第三张是“程度表或比较表”,其中的“事例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所探索的本质”。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表虽不够完善,但已勾勒出近代实验方法的基本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密尔求因果五法(或称“密尔实验五法”)的前身。⑨这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不小成就。

   在培根的基础之上,19世纪英国学者约翰·密尔(旧译约翰·穆勒)将实验方法进一步完善。密尔《逻辑体系》第3卷表述了5条规则:即“求同法”、“察异法”、“求同察异并用法”、“剩余法”以及“共变法”。⑩用简明的符号语句,密尔求因果五法可表述如下:

   一、察同法

   如果 有A1就有B和C但无D;

   有A2就有B和D但无C;

   诸如此类:

   则 B是A的原因(或结果)。

   二、察异法

   如果 有A1就有C和D……和B;

   有非A2就有C和D但无B;

   诸如此类:

   则 B是A的结果或原因,或不可缺少的那部分原因。

   三、察同察异并用法

   如果 有A1,A2,就有B;

   有非A3,非A4,……就无B;

   诸如此类:

   则 B是A的结果或原因,或不可缺少的那部分原因。

   四、剩余法

   如果 B加C构成A;

   D和E之后有A;

   B是D的“结果”:

   则 C是E的结果。

   五、共变法

   如果A从A1到A2,B就从B1变到B2;

   A从A3变到A4,B就从B3变到B4;

   诸如此类:

   则 B或者是A的一个原因或一个结果,或由于某种因果关系联系而与A相联系。(11)密尔不仅使实验方法的基本操作和分析原理获得完整解释,而且为该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推广注入了动力。凭借密尔求因果五法,真正意义上的实验方法在现代科学中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为人们揭示现象之间的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12)那么,科学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又扮演何种角色呢?

   (二)社会科学与实验方法

   到19世纪为止,以实验为特征的归纳方法已在自然科学诸领域站稳脚跟,而它向社会科学领域的进军则遭遇重创。在实验方法能否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这一问题上,当时的学界分为赞成和反对两派。大体而言,赞成者主要包括一些从事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以及科学哲学家,反对者则以新黑格尔学派、新康德学派等形而上学色彩浓厚的哲学家为主。

   赞成派方面的代表,有培根、密尔、亨普尔、迪尔凯姆等人。培根的时代,形而上学思维和传统的研究方法还是自然科学进步的桎梏,因而论者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职是之故,培根阐释实验方法原理时所举都以物理学领域的例证为主。不过,培根仍数次提到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如《新工具》第1卷第127条说:“人们问,我提倡这种方法,是只说自然哲学应当照此进行呢,还是说其他各种科学以及逻辑、伦理学、政治学等亦都应当照此进行呢?我回答说,我前面所讲当然是指着所有这些而言的。”由此不难推见思考实验方法与社会科学关系者,当时已不乏其人,培根就是其中的积极赞成者。在该书第2卷第26条举“记忆,或是刺起和帮助记忆的东西”为例,分析其相关因素。富勒就此评论道:“这个例子……表明培根之举例已不复限于其哲学改革的范围即通常所谓自然哲学之内。”(13)培根的确主张实验方法不局于自然科学领域,这一评价是准确而敏锐的。

   在《精神科学的逻辑》中,密尔首先确认“任何事实本身都适合于作为科学的主题,它们依照不变的规律而前后相继地出现,尽管那些规律可能没有被发现,甚至不能靠我们现有的资源来发现”,同时又认为某些科学还远没有达到“精确科学”的程度,如气象学、潮汐学以及“人性的科学”便是如此。密尔说:“关于人性的科学……它远没达到天文学实现的那种精确性标准;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不会成为潮汐学那样的科学,或是像曾经的天文学……”(14)问题在于,在推进人性的科学迈向精确科学的道路中,实验方法究竟能否奏效?密尔说:

   确定自然规律的模式只有两种:演绎的和实验的,包括以实验研究为名的观察和人工实验。性格形成的规律是否可以通过实验方法获得满意的研究?显然不能,因为,即使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改变实验……也缺少一个更关键的条件:以科学的精确性来完成任何一个实验的能力。(15)社会科学不具备“实验”的条件。在另一处,密尔进一步分析了实验方法用于社会科学的具体困难。他指出,在尝试把实验方法用于确定社会现象规律的过程中,即使我们能从容地设计实验,不受限制地实施这些实验,我们的处境也会极其不利:既因为我们不可能确定和记录每种情况中的所有事实;而且因为,等我们有足够时间用于确定实验的结果之前,由于那些事实处在不断变化中,因此某些关键环境总是变得不再相同。在笔者看来,密尔在这里显然是从狭义上理解了实验方法。不过密尔在多处又指出,社会科学家虽无法直接套用实验方法,但可通过观察弥补这一缺失:“尽管用特意设计出来阐明性格形成规律的实验,来对它们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存在着简单观察这种资源。”(16)可见,密尔并未将实验方法通向社会科学研究的道路封死。

同密尔类似,亨普尔肯定社会研究是科学的合法领域,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方法。亨普尔强调:“人们广泛地并根据许多不同的、值得注意的理由来断言这些广阔的领域(按: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引者注)之间有着基本的差别……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有关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探索原理的发现不但可以应用于自然科学而且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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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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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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