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芸 罗大蒙:政治理性还是生存理性?

——一种对人民公社合作秩序解体根源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2 次 更新时间:2018-09-18 21: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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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   罗大蒙  
在政治高压下,冒着被定为“反革命罪行”进行公开闹事和抵抗,并不符合安全至上的农民理性,因此,这类行为即使在集体化运动初期还在一些地方存在,但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农民的不满便越来越多地诉诸隐藏的文本表达,利用弱者特殊的“武器”实现个体或家庭的利益。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中,农民的“反合作”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它构成了农民的日常行为逻辑。

  

   (一)瞒产私分与偷粮食

  

   瞒产私分,“它是指农民及其所在的基层单位为了获得更多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而隐瞒真实的产量和不经同意而分配产品。这种情况在高指标、高征购时期特别突出,甚至演变为一种普遍的农民行为,并得到地方和基层领导人的默认。”[①徐勇:《论农产品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57页。]瞒产私分,在互助组时期便已存在,但还仅仅是个别现象,而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在1959年之后,农民的瞒产私分渐成扩大之势,变得越来越严重,并一度惊动了毛泽东。1959年,毛泽东在广东省委的报告中批示说:“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人民公社时期的瞒产私分规模大,花样多,“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为了达到瞒产私分的目的,一些生产小队甚至将粮食“深藏密窖,站岗放哨”。

   瞒产私分,是农民“反合作”行为的重要表现,它是农民为解决饥饿问题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杜润生曾谈道:“正因为‘大集体经济’吃不饱饭,甚至饿死了人,农民就要想办法,避免风险。其办法,一种是在体制内自己采取一些能吃饱肚子的做法,包括社员和干部互相串通的应变办法,即日后我们所说的‘瞒产私分’,这是一种无权者的抵制。”[①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3页。]饥饿逻辑迫使农民动起脑子,据公社时期的干部会议,“分粮食,和保管、会计、贫协几个主要队干部说好,说是100斤,给120—130斤……究竟一年(平均)能分多少呢?比如口粮平均是400斤,按两季分,一年总得多给出200斤。一个队400人,按人头分,你算得多少?……究竟怎样才能瞒下产来?比如上头让种400亩麦子,我们种600亩,然后赶紧回茬成秋庄稼,这样粮食不减产……然后偷偷分……为什么揭发不出来?是因为干部没多拿,几万几万斤的分,是为了全村,所以一条心。如果是个人偷,有多有少,就会闹气闹矛盾”。[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9页。]瞒产私分现象代表了农民对国家体制的抵制,是农民“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饥饿逻辑’促使农民以各种消极抵抗的方式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粮食等农产品”。[徐勇:《论农产品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57页。]瞒产私分是生产队公开的秘密,瞒外不瞒内,几乎是“社社有,队队有”,有时为了瞒产私分,社队干部还会专门召开社员大会一起商量,私下实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62、70页。]

   除瞒产私分,偷粮食也是农民为解决饥饿问题,获取农产品的方式。偷,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但它也确实是公社时期农民的日常行为,在三年困难时期更为严重。偷的表现形式通常是“捎带”“捡”等。如有的社员“每天去地里动弹都带着箩头,上面盖着草往回拿;再老实的人也可能去拾过麦穗,‘不把那当成丑事’……养羊的每天都可以拿回两三个苞谷,给羊吃,孩子多的也拿。有的提着小箩头,中午不歇,还出来一趟拿…...还有的埋下苞谷,秋后才挖,说是田鼠的”。[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9页。]由于只是小偷小摸行为,偷的数量并不多,即使被抓住了,也不会受到严重处罚,因此,“偷”也便成了公社时期农民的普遍行为了。

  

   (二)工分与磨洋工

  

   工分是公社时期计算社员工作量和进行生活资料分配的重要手段。工分计算的方法主要有“死分死记”“死分活评”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即“大寨式工分”)三种形式。无论哪种计分方法,都与“底分”有关,“底分”是根据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其中包括体力、劳动技能、手脚快慢等因素)和劳动态度而评定的基本分。“死分死记”,即“底分死记”,是按照社员底分和出勤情况记分,这种方式虽然操作简单,能够准确统计社员的劳动时间,却不能考察社员的劳动质量。“死分活评”是将社员的底分与社员的劳动数量、劳动质量相结合的一种评分方法,能够监督社员的劳动质量,但是“这种记分方式需要天天评分,白天评分误生产,晚上评分误休息,评分过程复杂,成本较高”。[刘庆乐:《权力、利益与信念: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人民公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0页。]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上述两种评分方式,逐渐被“大寨式工分”取代,所谓“大寨式工分”,即“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其关键环节是选出标兵,其他社员工分都在标兵工分以下浮动。“大寨式工分”,是左倾路线的表现,看似将评分过程变得更加简单,但它以政治表现评分,“思想”越好,工分越高,“事实上将劳动评价尺度变得更加主观和模糊……社员千差万别的具体表现就成了一笔无法算清的糊涂账,结果社员不论男女、老幼、强弱,工分相差无几”。[刘庆乐:《权力、利益与信念: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人民公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大寨式工分”突出了政治,却是对社员劳动积极性的极大打击。

   在N县玉带人民公社,全社统一按大寨记分方法,每个社员半年或一年评定一次劳动工分,大家同一时间出工收工,凡是出了工的,无论是多劳还是少劳,重活还是轻活,都一样评工分。在柳林公社,在劳动管理上取消劳动定额,按政治表现和劳动强弱评定底分,做活时在出勤簿上画圈,不管做多做少,做好做坏,只要下了田就照记出勤,分配时,按出勤日,用原定的底分过套,“只要圈圈画的圆,不管增产或减产”。因此,形成“出工一条龙,下地一窝蜂,只要天天来,不怕磨洋工”,“出工一大坨,下地三支脚,半做又半耍,底分跑不脱”,同工不同酬,出工不出力,混吃大锅饭的现象非常普遍,导致各生产队的投资量大,无效劳动多和生产费用增长,劳动分值也有所下降。后来又采取评底分,将劳动力分成几个等级,作为每天的固定工分。队委干部和狡猾一点的社员,劳动付出少,甚至不干活,以政治优先,往往评的工分高。老实人即使劳动强度大,反而得报酬少,还有的社员常常被以“思想不好”为借口,不给劳动工分,严重违反了按劳付酬的原则,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大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当地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政治挂帅图表现,埋头苦干是枉然;

   狡奸巨猾占优先,忠诚老实靠边站。

   劳动敷衍混时间,底分只有这点点;

   干部田坎走一转,工分就要翻两番。

   政治挂帅的“大寨式工分”翼求通过对社员的政治教育控制其物质欲求,在政治激情中提高劳动的积极性,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并未能对社员达到有效的激励作用,反而刺激了社员的“偷懒”行为和狡奸耍滑的心态。“头遍哨不买账,二遍哨伸头望,三遍哨慢慢晃”,公社造成了广泛的怠工、挥霍甚至欺骗。

  

四、双重逻辑张力下的人民公社:生存理性与合作体系的崩塌

  

   一项优良的组织制度设计往往能够对其成员提供良好的激励,他们在组织中具有“共享的身份认同”和“共享的利益获取”,二者的契合可以保证组织成员集体行动的达成,并在个体的理性行为中实现组织目标。而不好的组织制度设计,成员不仅难以获取共享的利益,他们对组织本身也会缺乏基本认同,个人的理性利益追求最终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在人民公社时期广泛存在的瞒产私分、偷粮食和磨洋工等,社员、村队干部相互之间形成了利益共谋,心照不宣的“合作”保证了集体非理性行为的持续而大范围的发生,最终的结果导致了合作体系的崩塌。

   人民公社,作为我国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最高阶段,是按照政治理想主义的逻辑建构起来的,因此,对激情的强调往往高于理性,政治的需要超乎现实的考量,希望通过对农民的政治教育消灭其物质欲求,但“人民公社的政治理想与农民源于自身利益而生发的经济动机,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与我们国家自古以来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传统也不能合拍。当强行推进的政治主张不能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时,通常就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出现危机。”[①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

   农民,在我国历来具有“生存本位”的理性追求,生存的逻辑是高于一切激情主义的,对农民激情化的政治动员往往要借助于生存伦理和经济利益的刺激,没有可保障的生存安全和可望获取的经济利益,农民也很难卷入到政治运动去。同样,即使农民在集权的强制中被迫卷入政治激情主义的进程,但若生存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农民也会采取各种“弱者的武器”进行“无权者的抵制”。我国的人民公社政治理想正因为其难以保证农民的“生存本位”追求,而导致农民各种无言的反抗。农民愿意沿着政治理想的路线,由家庭私营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大公社,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动员和政治高压的结果,也是农民基于理性利益算计的自主选择,他们希望在合作化和集体化中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生活。但同样也是基于利益的计量,从生存理性出发,他们认识到公社体制不仅难以带领他们奔向幸福小康,连起码的生存也难以保障,因此,他们便采取了各种策略和手段对体制进行公开或隐蔽的抵制。

   在N县,人民公社成立后,除社员的房屋等生活用品和小型农具仍归社员私有外,土地、树木、生产设施和主要生产工具,都归公社所有;农具、劳力由公社统一安排调用;钱粮收支由公社统一掌管。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不给钱,并按月以劳力等级发工资(一般是3.5元),谓之半供给或供给制。公社成立后,强调发挥它的“一大二公”优越性,干什么都要讲“大”和“公”,要求“三高”(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逼成“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因而,各行各业一起“大跃进”“大兵团作战”“大生产运动”“大办公共食堂”“大搞协作”“大炼钢铁”“大办养猪场”等等,于是上山下乡、丘陵平坝,“出工一窝蜂,做活磨洋工,摊子摆得大,农活搞不走”。于是又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从公社到队,实行公社组织形式,编为营、连、排、班,公社社长称为营长,大队长称为连长,生产队长称为排长。实行大兵团作战,社员出工,整队出发,排长带队,强迫命令,出现搞体罚、罚跪、罚站等,甚至扣粮扣饭、扣钱扣分等现象时有发生。为鼓舞士气,提出“早出晚收工,月亮低下比英雄”“雨天当晴天,黑夜当白天”“一天等于二十年”以及“少年比罗成,妇女学穆桂英,壮年赶武松,老年超黄忠”等口号。

但“表面的万众一心常常是一种虚幻,轰轰烈烈的事情总是不能久远”。[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98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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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阅江学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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