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4 次 更新时间:2018-09-18 14: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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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2009年10月18日,我所敬重的作家王某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发表演讲,宣称:“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为了证实上述观点,王先生介绍说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王某同时表示,有些在新中国历史上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如今不仅作品接连出版,并且还受到了当下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比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现在已经成为非常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王先生特别以胡适为例介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出版社想出版胡适的文集曾经引起过不同意见,但现在各种各样的胡适文集已出版很多。

  

   这么说来,我们应当为“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骄傲自豪了?我们应当为“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雀跃欢呼了?我们应当为中国各级政府使“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感激涕零三呼万岁了?我们应当准备迎接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文学家诞生了?我们应当庆贺一个伟大民族以自己独特的精神质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不,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文学目前处在最坏时期,我没有什么心思骄傲自豪,也没有什么心思雀跃欢呼,我更没有什么心思为意识形态管理者的行为感激涕零三呼万岁,我不相信在这种时空中会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家,我更不相信一个精神被权力控制的民族会具有独特的精神质地,它也不可能因此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会赞同我的上述见解,包括那些本应当成为文学受众的群体——死于矿难的工人,被权力和资本夺去土地的农民,被城管人员追打的小商小贩,女儿被“公仆”强奸的悲痛欲绝的父亲和母亲,因为在网络发布腐败案件信息而被逮捕的“屁民”……原因很简单:中国文学中没有他们的处境,没有他们的苦难,没有他们的心声,中国文学可鄙地背叛了这个伟大沉默的群体,两者渐行渐远,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

  

   王先生真的看不见眼前这触目惊心的文学现状吗?王先生真的仅仅根据全国有上百种文学期刊、每年出版上千种长篇小说就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了吗?王先生真的因为出版了一些以前不允许出版的作家作品就认为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存在基础和发展条件了吗?还是上面说过的那句话:我不这样认为。

  

   王先生何等样人?历经剧烈人生沉浮的人,写作数百万字文学作品的人,官至文化部部长的人,解密《老子》奥妙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就会说出这样一番与常识和经验相悖的话语呢?这里面一定有某种隐秘的机制和规则,使王先生失却了本相,成为了让人无法理解的样子。这个机制和规则,就是我前几年在一篇文章中归纳的:“因得到而保守。”我认为“因得到而保守”是所有失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因。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算式:国家花费5000万元作为主宾国身份操办法兰克福书展中国部分,而王先生被邀请赴德国发表演讲就是这项国际公关活动诸项议程中的一项,你能指望王先生说些什么呢?王先生是一个名声显赫的作家,但很多时候他更是一个生存着的普通人,普通人难免就要有普通人的算计,比如一个人被邀请参加宴会,席间此人非但不感谢主人邀请之盛情,夸赞菜肴之丰美,反而站起来对大家揭露说主人的孩子是私生子,是跟女仆私通养出来的,那不是得乱了套?这样的人还叫人吗?所以王先生自有说那一番话的道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责备他。

  

   可是,天底下竟然就会有一些吹毛求疵的人,对王先生的话很不以为然,在网上大加鞭挞,断言王先生是“哥德派”,嘲讽中国文学目前“不是处在最好时期,而是处在最好蒙时期。”赞美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文学全部都是垃圾”的言论……说实在的,这很让人难过。王某随后接受采访,回应说他所说的“最好的时候”,“说的是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否则的话不存在时期好坏的划分,因为它很难比较”。

  

   显然,王先生也觉得在德国说的“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候”那番话不那么严谨,遗憾的是,他的解释非但没有使原本的不严谨变得严谨,我反倒觉得经过这样一番解释,原本不严谨的东西变得更加不严谨起来。中国作家的生存环境和写作环境真的处在最好时期吗?“时期”的好坏真的像王先生所说的那样“很难比较”吗?

  

   我们直接询问这位著名作家先生——

  

   一、在强大而完善的国家意识形态管理机构管理下,被管理的文学还是不是文学?如果文学是“人的存在”(昆德拉语)的一种方式,那么,寄寓在这种文学中的人究竟是一些什么人?在国家花费纳税人无数钱财摄制的中国内战题材影片和电视剧中,在所谓主旋律小说、主旋律戏剧、主旋律报告文学、主旋律散文、主旋律美术和主旋律雕塑中,除了一再被张扬的意识形态符号以外,还看得到人吗?还看得到人的现实存在吗?还触摸得到人的体温吗?还感觉到人的呼吸吗?还听得到人的呐喊吗?王先生,如果您认为这样的中国文学是处在最好时期的文学,那么也就无异于您认为文学的观念价值不在人,而在一种超越于人而存在的超级存在——国家意志。把您的这个见解置放到世界思想史和中国三十年代作家作品所宣示的精神意义中去比照,您,一个在文学地位、个人名声、国家待遇上几乎占据中国当代文学家最高点的著名作家,难道不觉得羞愧吗?谁目光高远谁视野狭窄,难道还用别人来说吗?

  

   二、古今中外,大概没有人认为文学会脱离社会而存在,所谓人的存在恰恰是通过社会这个舞台才得以展现的。当启蒙运动思想延续,最终导致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兴起的时候,在文学的殿堂上,人与社会就构成了不可分离的整体,支撑他们的不是什么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令人激动的文学不是可怜人的无病呻吟,它是社会的镜子,是世界的影像,即使是没有人物时间地点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新小说之类的实验文学,也无不因为准确地反映了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的感觉、人的心理和人的灵魂状态而凸显其独有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社会是文学的脐带。但是,一种强大力量动用国家机器活生生剪断了这个脐带——当不允许文学涉足某些敏感历史和现实题材领域的时候,当不允许文学对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的时候,文学也就只能像被骟割了的人一样绕开生活之美,躲到阴暗角落用变态扭曲的方式自慰以获取快感,王先生,您真的认为这样的文学还是文学吗?你真的认为这样的文学是处在历史最好时期的文学吗?

  

   三、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加尊崇“人民”二字,这两个字覆盖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事物: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武装、人民警察、人民陪审员、人民团体、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银行、人民大学、人民公社、人民粮店、人民旅社、人民浴池,人民公墓……就连我们进行的战争也叫人民战争。但是,我们的文学又将人民置于何处呢?当特权利益集团将国有企业低价转卖给自己变成私有、人民在极为苛刻条件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当人民的土地(不管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被权力和资本野蛮掠夺,甚至于国家武装力量也被黑恶势力作为得心应手工具去强拆民众房屋,人民束手无策,不得不用燃烧瓶对抗乃至于焚身抗议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当我们的儿童在黑砖窑像三千多年前的奴隶一样被奴隶主用三千多年前的方式压榨血汗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当政府官员腐败犹如燎原烈火在神州大地上肆虐,无数民脂民膏被权力者巧取豪夺,×××个特权家庭在世界范围内极尽奢华,而人民贫困到无以复加程度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当权力者与黑心矿主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连续不断制造惨绝人寰的矿难,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化为一具具焦炭,人民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捶胸顿足哀吟恸哭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王先生,所有需要文学站立的地方,您看得到真正的文学吗?当您从屏幕上、从作品中看到古代帝王励精图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当您从屏幕上、从作品中看到远离民众生活的杯水风波、珠光宝气、床笫翻滚、嗲声嗲气的时候,您好意思认为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吗?

  

   四、我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家协会体制,这就是国家运用强制力量把本属于人民的福祉撕扯出来一部分,用来建立一套对作家进行思想控制和使其家禽化、庸俗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这套管理体制不仅仅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同时还豢养一批既拿工资又拿稿费的所谓“专业作家”。作为政府权力延伸机构的作家协会几十年来翻腾出多少比官场丑闻还要丑恶的丑闻?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各级作家协会体制上的大小官员和既得利益者,以繁荣创作为名游玩了多少山山水水?吃喝了多少美味佳肴?与之相对应,不计其数的“专业作家”又写出了几本具有哲学高度、真实反映民众生存处境和民族心灵苦难的作品?王先生,您一定听到过某省作协副主席去年汶川大地震以后的吟咏:“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此人就在参加这次法兰克福书展被国家邀请的队伍中,是您的同行者,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人。当您以中国最有威望的作家的身份向全世界宣称“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候”的时候,您耳朵里难道消失了此人并不久远的声音?您难道看不到中国文学早就被控制体制剪断了翅膀?您难道就没想过即使是猛禽被剪断了翅膀也会蜕化为家禽?您难道听不到家禽们每天清晨跳到墙头为主人报晓的啼声?

  

   五、评奖是一种选择,一种鼓励,国家评奖更是如此。一个国家把奖励和荣誉给什么人给什么作品,实际上是一种价值选择。当纳粹主义在德国横行的时候,作家茨威格的作品只能被禁毁,作家只能怀揣一颗“焦灼的心”逃亡国外;当斯大林主义在苏联肆虐的时候,“人类的良心”索尔仁尼琴只能被排斥,他的作品不可能被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承认。这就是说,国家,尤其是极权主义的超级国家,只能选择对国家存在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家作品给以鼓励和赞赏,这是所有此类国家文学奖产生的内在机理,换一句话说,国家奖项很多时候与文学自身的价值无关,仅仅是政治的一种自利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评奖是什么东西呢?是评奖者偷看国家脸色的作秀,是评委们揣度政治行情政治标准的游戏。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排斥在外了,而不具文学价值或者基本上不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反而站到了领奖台上。国家选择的模式在社会层面造成的后果必然表现为对某类作品的纵容和鼓励,结果,追随国家意志而背叛文学良知的所谓“主旋律作品”大行其道,肤浅图解空洞的道德教条而与人的真实心灵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大行其道,津津有味描写帝王将相雄才伟略、才子佳人讨巧狎昵的作品大行其道……在文学遭到国家意志如此大面积扭曲的情况下,王先生,您所说“处在最好时候”的中国文学究竟是指哪一类文学呢?如果您认为就是我上面谴责的那种文学,我只能认为,您错了,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六、一个体系,即使是极权主义体系中的体系,也不永远表现为健康和坚固,与物理现象一样,时间会造成其内部锈蚀乃至于发生某种程度的脱落。作家协会体制虽然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它是子系统,它有自身的存在状态和运行规则。我们暂时回避正义与否的问题,只说功效——作家协会体制的不健康运转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是一个至今没有引起注意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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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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