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为什么表面追求大公无私,私底下却热爱厚黑学:中国人的公平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7 21: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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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  
因为A 的对立面不是非A ,而是B ,因此A 只能做自己的事,不能去想B 的事,A 也不能去占有属于B 的东西,这或许是日本天皇可以保留,实行君主制的逻辑根源。


大公平观运行中的“时”的观念

  

   当大道运行不能现实地走向大同世界时,它的超越性既高瞻远瞩,指向未来,又以无形而细微的方式弥漫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渗透于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作为一种宇宙观,道所蕴含的自然观会使人想到事物的循环、转化和相生相克,使人们相信每种事象都有消长、起落、盛衰的特征。中国人喜欢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老天总会开眼的”等等,虽然说法不一,但背后都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暗示,这就是等待和机遇。

   等待是一种最符合大道的行为操作,它想表达的是对“时”的把握。“时来运转”是那些感到不得志、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中国人的人生信条。史华兹(BenjaminISchwartz)认为,在中国思想观念中,“时”可以实现各要素之间的合一。

   “等待”以及由此而生的“耐心”、“忍耐”作为一种天道观操作手段,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人生品质。其中包含了对天命、运气、机会、轮替、以及现状的认可,也存在着一种对恒常与变动的辩证思考。由此,传统中国人在和平或社会稳定时期不反感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即所谓人分三六九等,有高低贵贱,但与此同时,寄人篱下与出人头地是并列的。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明天会不会富甲一方;没有人知道今日一个穷秀才明天会不会跳龙门;没有人能看出一个家门口的乞丐将来会不会成为将军;没有人猜出一个和尚会不会成为明日的国君。这就叫不确定的公平。显然,中国人要消除不平等不在于设计一整套合理的制度来让人人平等,而在于每一个人的造化和机遇。

   更为值得思考的是,等待也会使一个人的人生理想落空,进而这层意义上的等已不是一生一世的等,它不以个人生命长短为单位, 而以家庭生命的无限延长为保证。对中国人而言,有后代就意味着有机会,这就是香火、自强不息以及修订家谱的最根本含义。试想,如果一本家谱上记载的只是一代又一代宗族辈分、人名却始终没有家人的成就,这样的家谱续写下去,又有何意义?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它不停地续写,就等于反复地告诉后人:只要有后代,就有希望,反之,如果家谱中断,一个家庭里出了一个人才,而寻不到自己的根,其成就意义也就大减。我想,这是中国人光大门楣的本质。

   通过对大公平观的时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公平不仅是一个横向概念,而且是一个纵向的概念。是“时”的介入导致了中国人可以放弃对现世不平等的不满,而把一切寄托于后代。反过来说,后代也将承受极大的压力,去为先辈拼出一片天地。如果他又失败了,那么继续有后代,就意味着继续有希望。

  

大公平观的现代影响

  

   大公平观给中国现实社会留下的问题相当庞杂,有的是隐性的,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更多的则是点点滴滴的,无法一一列举。我这里重点且简要地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沟口雄三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的时候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发展,明显地受到了中国思想中“公”的观念的影响,而表现出于日本的差异。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用一种整体的、人人共享的“公”来反对一己之私。他说:当然,在其由近代的共和思想发展到人民民主主义的过程中,欧洲的民权、平等思想、马克思主义等的吸收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吸收之所以能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有大同思想的成熟,外来思想只不过是一种外部刺激。

   当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大同式的社会革命得以深化,或者说加快了步伐,但社会革命本身不是因此而触发的,缺乏追随西欧的条件也不是其契机,社会革命的爆发是不可避免地由中国独特的历史所决定的。

   同时,这也使大同共和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独特的现象。正如孙中山将其革命的重要目标置于“要四万万人都丰衣足食”(《三民主义》)上一样,中国的共和革命具有以满足天下万民生存权利为目的的特征。例如就人权来说,欧洲的共和思想以私有权的确立为基础,主要内容是政治权利上的自由和平等,而中国共和思想的基础则是以4亿人的生存为目的的大同式的协调,更多地指向反“大私”的经济上的平等。因此,民权指的是多数人反对少数人专制、独裁的、全体人民的生存权利,也可以叫做国民权或者人民权,这与承认个人经济活动的无限自由、即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欧洲的市民权从开始就是大相径庭的。

   这一观点所带来的理论洞见在于,我们不会撇开中国思想传统来认识西方文明对中国现代化的冲击,以及无论我们愿意或不愿意接受西方文明,中国都免不了自身传统的影响,更有甚者它们往往沉淀于社会架构的核心。而由此理论还可以引申出对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方式的理解。

   从企业成长的角度上看,大公平观还解释了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的“大锅饭”、乡镇企业所实行的“合股”、“集体所有制”和中国台湾宗族中实行的“公业”、现在企业中所讲的“外包”、商会的集体投资等,其共同点都是在表达一种“私有权的共有”或“利益的共享”。而它们在历史上具有的共同的社会基础则在于血缘、地缘、伙伴或成员间的伦理关系,也就是说,由此领域而获得的利益在道义上需要在关系网中流通。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利益流通的方式导致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依然是尽可能地找家人和朋友来共担;中国人喜欢讲“有钱大家赚,有饭大家吃”,也是这个意思;同样,中国人所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在表明如果一个人发了财、做了官,其家族里的其他人都可以享受他的特权,分摊他的利益,反之,坚守自利自得,不顾他人将无一例外地受到道德的谴责。同类现象也发生在中国人中大奖、学生得奖学金后的行为方式上。

   其次,私在同西方文化的比较中,通常错误地被理解成个人,这可能是受到中国一些同义词的误导,比如私人、私交、私下、私自、己、自我的等,更不要说中国思想史(包括我前面的引述)也把私理解为个体的、自己的。这种误解使得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人究竟为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时感到困惑,因为这两种表现在中国社会是并存的。其实“自私性”与“个人性”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个人表示的是一种独立性及其由此而生的一套相关权利,所以它是明确的,有所指的。但我前面在给私下定义的时候,我只是说它有界限,有范围,有标记或符号,但没有说它的个体性特征。因为一种界限和范围不意味着独立,里面完全可以容纳他人,最大可以容纳天下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是私的扩大结果,而不是公的本身。理解这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了前者的独立性,自我便不能扩大,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扩展到他人,放大到包容天下人或目空一切的地步。而有了独立的意识,人与人之间尊重和侵犯都会变得很敏感,设置公正制度的要求就会很强烈。但在中国人的互动中,对隐私的侵犯是很难被意识到的,反之,私对公共的侵犯也被视为正常。中国人几千年来保持着公心,主要是从价值意义上说的。这套价值体系可能会影响到部分中国人,或用以谴责自私自利的人,但也可能只成为一套漂亮的口号,实际上另有一套行为方式。中国人行为上表现的私在思想界历来不占上风,但市场化后,私(而非个人)

   被价值正当化了,这种正当化在传统强力作用下,被迅速扩大,导致市场的失序和失范,现有许多学者出来呼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呼吁公共权力不能私有都说明了大公平观的巨大影响。而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之难,国有资产的流失等也是公私关系的一种反映。

   最后,中国民族性议论最多的问题是“公德”的缺失。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用较大的篇幅讨论了中国人只有私德,而没有公德。依照中国人由小我推大我,由己推人,由家推国,加众小私可以成就大公,由修身到平天下的思维模式,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人的公德可以由私德累加、扩大而来。但梁启超看到,私德如何累加和扩大也成不了公德。公德是一种不同于私德的概念,其内涵同群相联系(《新民说。论公德》)。但梁启超没有看到公德的根本是公民社会才具有的道德观,是人们走出了血缘和地缘社会之后在公共领域、志愿者和社团组织中产生的道德。而这种道德观的形成首先在于公私分立与确定,当公不侵犯私和私不侵吞公;私不能转为公或公不能转为私,并知道公德不来自私德,而来自公共意识和公共法则的时候,才是公德建立的时候。但在大公平观里,只要不在终极意义上,公私总是一对相对的动态概念,由于公是对应着私而划定的,因此中国人总有把公共用地当作私地,把公物划为私物,把公家看作私家的倾向,费孝通说:

   ……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个毛病的。现在已经成了外国舆论一致攻击我们的把柄了。所谓贪污无能,并不是每个人绝对的能力问题,而是相对的,是从个人对公家的服务和责任上说的。中国人并不是不善经营,只要看看南洋那些华侨在商业上的成就,西洋人谁不侧目?中国人更不是无能,对于自家的事,抓起钱来,拍起马来,比那一个国家的人能力都大。因之,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法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显然是和西洋的划法不同。因之,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

   由于公的无归属性,“公”有也就被当作“无底洞”,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这不仅是对黎民百姓而言,对政府官员而言亦是如此。古人喜欢讨论天地为至极性的公,而今人喜欢谈环境,议论河流、公共用地、设施和场所、公共用品被大肆侵犯、掠夺。在这些方面,无论中国的个人、企业主和公务员,其德性都有充分的展现,如违章搭建、占道经营、污染环境、乱砍滥伐、官员公车花销等等。请注意,在中国人看来,公有乃共有,所以公平的做法不是不占有,而是人人有份地占有。但这也不是一面倒地只有私的扩张,以公犯私的事也比比皆是。

  

大公平观的古典资源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认为中国人的大公平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公依附于私的确定性,而具有不确定性与无归属性的特点,无论是非私即公,还是叠加私为公乃至至极性的公,往往都被理解成人人可以分享的资源,构成了大同、共和及均平富的理想来源。

   第二,公私是相对概念,其根源于人人都有理由把处于公中的那一份加入私中,反之亦然,故两者相互都具有扩张和动态的含义。

   第三,相对性导致了超越性的大公平观的产生,它以天道观来统摄人道观。

   第四,不同思想家之间对天道观的不同解释所构成的张力使得社会建构具有了等级性与开放性的特点。它们在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中看得很清楚。

   第五,大公平观不但追求同时性的人人分享,而且还体现为每个人对历时感的注重,即以“时”来衡量公平,从而具有纵向性和轮替性的特点。

第六,大公平观在中国社会建构及其运行中是根本的、深层次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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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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