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探索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0 次 更新时间:2018-09-16 0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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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  

   然而,在学习引进西方外交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学界越来越感受到缺乏学术自主性的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呼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梁守德等为代表,从1993年就开始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15)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独特外交体系,西方外交思想在中国往往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一些对于西方国家适用的理论模式,对于中国就未必适用。因此,从1997年开始,中国外交学在与国外外交学交流互动的同时,开始日益强调“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迹”的问题。(16)

   第二个阶段: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探索阶段(1997年—今)。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探索历程也是一个与西方外交理论抗争的过程,甚至这一抗争过程直接催生了中国外交学理论流派中的“特色派”(后文详及)。最明显的标志是外交学院1997年推出的《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书,该书更多吸收了尼克尔森和萨道义的外交理论体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西方的国际法、外交理论、外交实践等有比较明显的吸收和借鉴,初步确立了一个尽管不令人满意但却初具体系的外交理论框架,其学术地位不可低估。不过,该书在外交学中国化方面还体现得不够,外交学老前辈鲁毅先生也认为:“现在看来,《外交学概论》出版后虽然得到一些学者和专家的鼓励,但无论在学科体系、内容阐述和文字表达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缺陷,其中特别在外交学理论部分或在外交学中国化方面更感到不足。”(17)尽管如此,由于有了这一教材,中国外交理论的学术主体性有了一个基础,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沿着三个维度蓬勃展开:

   一是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教材建设。在早期杨公素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与鲁毅的《外交学概论》权威教科书基础上,各高校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带有教材性质的著作,比如黄金祺的《概说外交》、金正昆的《现代外交学概论》、姜安的《外交谱系与外交逻辑》、李渤的《新编外交学》和杨闯主编的《外交学》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外交外事知识丛书(包括《国际会议》《大使馆和外交官》《实用领事知识》《外交外事知识与技能》《外事翻译》《话说外交调研》《外交谋略》《怎样当驻外记》《现代国际礼仪知识》)等都受到外交学院教材的影响,补充和发展了外交学教材体系。(18)2008年,由陈志敏、肖佳灵和赵可金撰写的《当代外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标志着外交学教材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将《外交学概论》的框架与当代西方外交学理论最新发展成果结合起来,侧重外交学基础研究和变迁研究,提出了一个涵盖外交制度、外交基本、外交发展和外交实践四个维度的较新架构,受到学界的重视。2011年出版的赵可金《外交学原理》(上海教育出版社)从外交学的理论、制度、过程和形态几个方面构建了自己的体系,将命题式的论述、历史性的延展和各家各派的认识结合起来,提供了一副相对简明的系统画面。自从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教育部组织实施的93种重点编写教材中,外交学院承担了《外交学导论》的撰写,未来会推出中国特色外交学体系的最新成果。

   二是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研究。近年来,关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19)民国外交思想(20)和新中国外交思想研究(21)蔚为大观,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的一个亮点。随着中央文献出版社关于中国领导人外交著述的出版,(22)一些学者集中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外交理论的整理与研究。(23)除了学界的研究之外,许多前外交官的回忆录也纷纷面世,为研究新中国外交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素材。(24)最近的20年中,随着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外交回忆录、领导人重要外交文集、外交年鉴和外交辞典等系统出版,(25)中国外交研究逐渐“走下神坛”,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尤其是在冷战史、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国外交案例等领域的研究,牛军、沈志华等学者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26)

   三是不断拓展新外交领域研究。近年来,学者们陆续推进了经济外交、多边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二轨外交、网络外交、媒体外交、城市外交等一系列外交理论新课题的研究,(27)所有这些研究都充分表明,中国外交学理论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在开辟外交新领域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开始从研究欧美日等其他国家的外交实践转向对中国自身外交实践的研究,在理论路径上将西方外交理论与中国外交案例相结合,努力探求解释中国自身外交的理论成果,已经呈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当然,诚如张清敏所批评的那样,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仍然存在描述性多而理论化程度不高;对别国研究的深入客观,对自己的研究则政策性强、学术性弱,或者只研究其他国家,不研究自己;功利性太强,一旦某一方式成为热点,便蜂拥而上,缺乏理性、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等问题。(28)不过,这些问题有待于逐步解决。

   近年来,更多的年轻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研究生培养规模进一步扩大。外交学的研究在未来应有较快的发展。当然,这种乐观的看法是基于将外交学的现状与过去进行比较,如果我们从中国面临的外交需要和国内外交学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出发,中国外交学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和空白点,发展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外交学的中国路径:学派与理论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外交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后,在20世纪90年代渐成蓬勃发展之势,在欧美外交理论的影响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特别是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外交理论与方法研究进入了一个自主创新的新阶段,并形成了独特的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按照哲学基础、核心问题和研究重点划分,可以将当前国内外交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学派(见表1)。

   (一)传统派

   受欧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传统派的哲学基础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传统派看来,一国外交面临的环境是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是外交面临的核心问题,(29)国家实力是决定外交战略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必须重视积累实力,而外交谈判和沟通对于解决一国面临的外交问题是无足轻重的。对传统派学者而言,他们更关注大战略的问题,强调通过正确的战略设计比如强制性外交、战略博弈和结盟等来实现外交目的。

   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是传统派外交理论的典型代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致力于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崛起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外交应该重视发展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在崛起冲刺阶段,要准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采取更透明的对外政策,注重提升国家的战略信誉,在战略信誉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采取经济利益服从于战略信誉的原则。中国在日渐强大的同时应该有两个选择:中国可以变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但这意味着必须改变政治制度,成为民主国家;另一个选择是中国建立自己的系统,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方向。(30)显然,在阎学通看来,国家实力和战略信誉是一国外交最应该重视的方面。他在《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进一步强调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当一国实力达到主导国或崛起国水平时,道义的有无与水平高低对国家战略的效果,特别是建立国际规范的效果,具有重大影响,政治领导力强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将会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因此,阎学通强调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应以“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31)

   北京大学的叶自成对地缘政治的研究也强调了现实主义的外交观。在1998年出版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一书中,全面考察古今中外地缘政治思想的基础,对中国稳定西北和拓展东南的地缘战略做出了富有启发的研究。随后,叶自成出版了《新中国外交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并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相结合,出版了《中国大战略》《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等具有现实战略关怀的外交理论著作,强调中国外交要以陆权为中心,提升国家战略影响力。(32)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中国必须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大循环,并制定中国主导的对外战略,才能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双赢。(33)其实,所有争论核心是如何回应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如何处理外交与发展的关系,外交不仅要服务发展、促进发展,更要依靠发展赢得信誉。

   在研究方法上,传统派强调扎实的历史考证,档案文献、当事人走访等。从选题来看,传统派重视两类选题:一类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现实问题研究,并将此种现实性的战略问题与历史考察结合起来,着力从历史解释未来。另一类是对某一具体外交问题的实证研究,是一种“管中窥豹”的小题大做研究,比如北京大学的牛军和张清敏。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等著述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外交实践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具有宝贵的历史学价值。(34)张清敏则重视对当代中国外交问题的实证研究,尤其是运用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考察中国外交问题,(35)开创了一种类似于中国外交“局内人”研究视角的学术流派。

   (二)特色派

   与传统派更多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不同,特色派更多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刻影响。对特色派而言,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应该突出中国特色,强调中国人做外交的国别特色,构建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其核心理论问题是处理中国与世界的政治关系。早期,以鲁毅为代表,外交学院由于承担向外交部输送外交人才的使命,在教学科研上更强调马列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等研究,并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梁守德提出了外交学的“中国特色”问题,认为中国外交学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确定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为中国国家权益服务以及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引发了学界的热议。(36)外交学院傅耀祖先生也认为,建设当代中国外交学要以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为理论基础,新中国外交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和思想。(37)新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学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更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外交研究,如杨燕怡认为,中国化的外交学的核心,就是总结提炼中国的外交实践,将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深化为理论。(38)因此,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研究往往强调从不同角度总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和资深外交家的外交风格和艺术。

2008年,复旦大学肖佳灵发表了一篇论文,力主推进外交研究的“中国化”。她认为,当前国内外交学界存在向“洋”看齐的现象,忽视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逻辑起点的研究。因此,她建议不应只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而应从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经典论述、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自古至今的经典外交文献这三大理论源泉中,均衡地吸取营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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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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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6 (5)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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