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史家形象的自我重塑

——对黄仁宇自传和何炳棣自传的史学史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18-09-15 23: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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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关于开端和结局的叙述学问题,在历史编纂学中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它以一种显见的方式,展示了历史学家所作的基本选择是如何影响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是如何揭示他们的历史理解特征的”(汉斯·凯尔纳:《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第8、7页)。

   (30)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8页。

   (31)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01、153页。

   (32)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53页。

   (33)历史学的客观性并不在于采用数据,或在多大程度上用数据说话。因为和文字一样,数据造假并不稀罕,有时甚至更容易。所以,在文字和数字之间比较谁更客观,这本身就不客观。

   (34)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08页。

   (35)史家的个人生活和经济收入乃至命运波折对史家本人的研究、写作、思考无疑很有影响,但对后世史家却毫无影响。从史学史角度看,能够直接影响后世史家和读者的只是史家的学说、观点和理论。对此,一个史家显然了然于胸。既然如此,黄仁宇在撰写自传时,无疑有着更为复杂的考虑和谋划,至少比他人考虑得更多、更细致。由此一来,他可能也会变得更谨慎甚至更胆怯。黄仁宇要求出版商必须在他死后才能出版其自传,显然有此顾虑。

   (36)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06页。

   (37)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08页。

   (38)当然,黄仁宇也想通过自传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想法。事实上,他做得相当不错。

   (39)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63页。

   (40)这完全符合何炳棣的个人性格和治学风格,凡事不做则已,做则必求一流。题目要大,材料要全,分析要精,论点要确。就此而言,他的谦虚也充满自负:“如果本书对历史社科内外的广大读者都能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的话,我将引为衰年尚未辍学的岁月里最大的报偿和欣悦”(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第3页)。

   (4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第1页。

   (42)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第2页。

   (4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8页。

   (44)比如,“雷海宗先师对我治史胸襟影响深而且巨,所以在‘上篇’享有最长的‘专忆’”(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第2页)。

   (45)“自传会受到两种危险的干扰:一种是关联性松散,叙事变为一种由东拉西扯的往事构成的简单的漫游;另一种是关联性过强,它使叙事变为干巴巴、假惺惺的论证。两种危险中,第一种当然是最常见的”(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11页)。应该说,这两种危险在何炳棣的自传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46)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1页。

   (47)不过,何炳棣也承认,“因‘阅世’往往发现人性不尽淳良的一面,所以事实上尽力少谈”(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38页)。

   (48)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第1页。

   (49)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第1页。

   (50)“本书‘上篇’其余的‘专忆’虽然是应邀早已撰就的短篇,但其中‘应酬’的成分微乎其微,都是补充本人早期学思历程中不同阶段的有用史料”。“为了多向读者提供第一性的‘史料’,有些篇章在正文之后另加‘专忆’或‘附录’,甚至‘专忆’之后再加‘附录’。例如第一章‘家世与父教’正文之后,就是既有‘专忆’又有‘附录’”(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第1~2页)。

   (51)“我本以为讲吃太琐碎,但从和他(李伯重)谈话中感觉到我所想谈的,可能具有些微社会文化史料价值;此刻不讲,真会逐渐湮没无闻了”(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63页)。

   (52)“这部学术回忆‘上篇’国内之部与‘下篇’海外之部,内容及写法颇有不同。主要是因为‘上篇’代表个人学思历程中的‘承受’(receptive)阶段,而‘下篇’代表‘学成’之后对史学知识的‘奉献’(contributive)时期”。“下篇”年代虽然涵盖半个多世纪,“但‘下篇’决不是传统式的学术编年;相反的,我之所以穿插不少有关不同校风、校际竞争、个人专业内外的学术交游和论辩等等,正是为了避免学术编年的单调和枯燥”(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第2页)。

   (5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第2页。

   (54)比如,他对“西安事变”期间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及在清华的实际活动做了辨析,征引原始材料驳斥左倾激进学生对自己的诬蔑(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六章“清华大学[中]”)。

   (55)他在自传中很乐意征引那些高度赞扬自己学术成就的人的原话。比如余英时给他的回信,“至今不忘的是,杨联陞兄生平最得意弟子、才气横溢、自视甚高的余英时,居然有信致我,赞我‘才大如海’,使我既感且愧”(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63页)。值得注意的是,凡是何炳棣引用其原话称赞自己的人,都是自己高看一眼的人物,即学术地位和史学影响绝不在自己之下的史家。

   (56)黄仁宇:《黄河青山》,第413页。

   (57)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82页。

   (58)雷戈:《所谓历史》,西安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

   (59)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65页。

   (60)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15页。

   (61)黄仁宇:《黄河青山》,第532页。

   (62)黄仁宇:《黄河青山》,第513页。

   (63)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06页。

   (64)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12页。

   (65)黄仁宇:《黄河青山》,第427页。

   (66)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54页。

   (67)黄仁宇的自我评价相当悲观:“我一辈子中从来不曾认真考虑加入任何精英团体。我不曾享有声望,也不可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才在学术圈建立权威地位,更不要说我最近的耻辱”(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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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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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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