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史家形象的自我重塑

——对黄仁宇自传和何炳棣自传的史学史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5 23: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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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炳棣对自己回忆录的期待显然不仅是一本个人自传,而希望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时代传记。所谓“‘读史’既与‘阅世’并列,原则上两部分的分量应该相应”(47),这体现了他史家身份的自觉性,即为时代立传,至少能给时代保留或提供一份特殊的证据。或因如此,其自传“写作不得不时断时续,所以书中各章的形式和组织未能一律”(48)。

   这使得虽然黄仁宇、何炳棣的自传皆为著作,但何炳棣的自传更具学术研究性质,即何炳棣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历史当作一般的历史研究。何炳棣自称:“本书主旨是把本人一生,在国内、在海外,每一阶段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而且还不时作些严肃的自我检讨。我相信,唯有如此做法,此书才可望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49)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想把自己的回忆录写成一部个人题材或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学术史,甚至不乏某种方法论的考量。要言之,这主要表现为:第一,有意识地保存所谓一手材料(50)。比如,以“附录”形式系统介绍某种考试制度;不吝笔墨地列出博士论文的章节,并详细介绍论文内容和史料价值。对何炳棣来说,这种处处留心史料的意识已经深入骨髓,以致和友人聊天吃饭都愿意记上一笔(51)。第二,出于存史考量,以致有时与己无关者也多有描述。比如,西南联大部分。第三,频频征引原始文献(比如日记、年谱、家谱、档案、书信等)和学术论著(比如期刊、专著)。第四,以编年体为主,并不时附以“专忆”的传记体,甚至,在专人专篇之外,还有附记,以便叙述事件和制度,可见其确有某种纪传体章法(52)。第五,不但在章节安排上颇有讲究,而且使用了相当多的注释,且注释内容也颇为广泛,有的注明引文出处,有的对正文做补充说明,有的对文中内容稍做引申,有的引证史料佐证正文,有的解释历史典故。第六,“作为一部学术回忆,本书决不躲避学术上的重要争论”(53)。第七,对自己经历中的重要史实详加考证,以做辨明(54)。正因如此,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往往构成何炳棣期待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55)。

   本文的目的不是比较黄仁宇、何炳棣二人的自传孰优孰劣,而是通过分析他们的自传,展示出两种类型的史家的成长过程及特点。换言之,笔者关心的不是他们如何成为史家的客观过程,而是其如何叙述自己成为史家的主观构想。黄仁宇对自传的主观性具有自觉意识和警惕,“在文化从众的压力之下,中国作家即使在写回忆录或自传时,通常也会避免以个人的角度太贴近主题。在无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论出他们想说的话,但无法精确复制其内容”(56)。相形之下,何炳棣显得过于自信。他自传的整个文本都传递出一个信息,即他的自传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客观性。他对各种材料的频频征引,无不传达出一种“无一字无来历”的暗示效果。本质上,这恰是一种“幼稚的历史癖”。正如勒热讷所指出,一切自传问题都包含有某种颠倒,“即从历史性和坦诚性的幼稚的神话到具有神话色彩的真实刻画。这是一种‘历史化’愿望(精确性和坦诚性)和‘结构化’愿望(寻求统一性和意义,塑造个人神话)之间的张力,我们在很多自传作者身上都可感受到这一点。自传契约经常清楚地把这一问题摆出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进行思考时,本能地就成了幼稚的神话癖,自传作者则不同,他们试图认识到自己的神话,并赋予其最大限度的真实”(57)。

   至于黄仁宇、何炳棣二人所说是否符合自己的历史,或与自身历史有多大出入,并非我们所考察的内容。笔者感兴趣的是,作为史家,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一关注焦点不在于还原,而在于呈现。呈现的本质在于,它包含一种强烈的自我期待,即他们二人通过自传重构自己的历史,使其历史呈现出一个自我认定的完整面貌和真实形象。二人皆以史学为生命,但面对浑然一体的自我心性,如何选择性描述和适当性剥离,本身就考验着二人才学识德之高下。

   从史学史角度看,评论史家除了才学识德之外,还应有境界标准。所谓境界,即“有(理论)体系,有思想(批判),有(人性)观照,有(生命)体验。必须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才算得上有学术境界”(58)。如太史公“究天人之际”是境界,不是史识,“通古今之变”才是史识。班固与司马迁的差别主要是境界,而非史识。虽然就史识而言,黄仁宇、何炳棣二人似乎大同小异。概言之,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他们二人的历史研究皆重视制度因素。黄仁宇重视官僚制度无差别的同质化对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全方位影响;何炳棣对土地制度、科举制度乃至皇权专制皆有准确的把握。他们皆从制度入手解释中国历史特性,其研究方法皆有制度性特点。第二,他们都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区别是,黄仁宇的问题来自他对中国现状的亲身体验和实际观感,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息;何炳棣的问题主要来自西方学术脉络和语境,具有明显的国际视野。第三,无论黄仁宇还是何炳棣,二人观察中国历史时都能保持一种整体观,即将中国古代和现代视为一个历史整体予以分析。

   就其本质来说,黄仁宇、何炳棣二人治史之别在于境界高下。黄仁宇应该算是半路出家,这使其早年的从军经历一点一滴地全部消化在他此后的学术思考中:“我不但从军中重回社会,重新训练自己进入新职业领域,而且还借着混合自身体验和所读的学术分析,对当代中国进行彻底检验”(59),其丰富的人生经验自然转化成了丰厚的历史感悟。在密西根大学,黄仁宇开始形成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他自言:“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60)。所以,黄仁宇的作品、文字、思想都浸透着浓厚的生活体验。

   对黄仁宇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史家是其流亡生涯中的意外收获。他坦承:“我从来不清楚自己何时踏上史学的不归路,只有透过回想,这段盘旋渐进的过程才变得明晰。”(61)“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历经长久的旅行、阅读和自我探索,终于造就今日的视野”(62)。他自信有了“一览众山小”的历史眼界,“同一个地方,观点不同,视野就不同,全部加总,生命因而更有趣”(63)。“我如果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64),因为“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与技艺而已。或者,换一种略微不同的说法,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与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65)。为了解决心灵困惑,黄仁宇找到了历史学。可见史学之于黄仁宇,具有心灵寄托的含义。他写道:“由于命运的安排,在我到安亚堡之前,思考的过程已开始在我身上启动。许多矛盾在眼前开展,我必须从历史里找原因”(66)。对命运的咀嚼,使黄仁宇超出个人际遇而得以观照时代风云,进而洞见历史玄机。一个生存性史家的天才灵感正源于对命运的感恩和沉思。黄仁宇通过理解自己的生活经验,将其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由此敲开了历史学的大门,创立出独特的大历史观。

   何炳棣留学,黄仁宇流亡。貌同神异的生活际遇深刻塑造了二人迥然相异的史家之路。黄仁宇有目的但少计划,基本上是被生活推着一步步走上了历史学家之路。何炳棣则是一个目的性和计划性都很强的人。他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并照此目标制定自己的人生规划。当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时,他也就成了自己期待的历史学家。相对何炳棣的高远志向和学术早熟,黄仁宇就显得过于迟钝,甚至平庸(67),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型。当然,何炳棣绝非小器,只是相对黄仁宇之大,格局略小而已。尽管比喻不类,但我还是愿意将黄仁宇、何炳棣比作司马迁、班固。

   注释:

   ①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页。

   ②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4~5页。

   ③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3页。

   ④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201~202页。

   ⑤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82页。

   ⑥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93页。

   ⑦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8页。

   ⑧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25页。

   ⑨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81~82页。

   ⑩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18页。

   (11)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10~11页。

   (12)既然史家写自传比他人心思更深,就不能完全排除某种“阴谋论”之可能,即借自传为自己辩护、粉饰,或指责、抹黑他人。

   (13)英国作家劳伦思·斯特恩试图指出“文体同生活现实之间的虚假关系”,认为“人的实际生活经历同自传中通常表现出来的连贯时序和故事情节根本不相吻合,两者各循自己的规律,无法沟通。即使是最简单的自传模式,如:叙述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地,也不能写出真实情况”(参见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1页)。

   (14)汉斯·凯尔纳:《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韩震等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15)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最近单列了一套“海外学子系列”。虽然数量不是很大,且限于年轻学人,但也表明海外华人史学正日渐成为一个愈加不可忽视的特殊史学群体和重要史学现象。

   (16)雷戈:《史学在思想》“自序”,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7)郑谯就认为,司马迁难学,班固易学。所以,学《汉书》者多,习《史记》者少。

   (18)黄仁宇:《黄河青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8页。

   (19)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160页。

   (20)这当然不是说生存性史家就是所谓的白手起家式的“自学成才”。而是说,一方面,他们的经历对自己的历史观念有更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生活有更多的体悟。

   (21)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61页。

   (22)至于中国抗战,在黄仁宇看来,无须解释。因为中国赢得抗战,并非中国自身的因素,当然更非国民党的领导所致。唯有中国内战结果,才需要深入揭示其内在根源。国民党败就败在不明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局限,即国民党必须在现代短短的几十年甚至十几年里彻底解决中国历史上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产生的结构性缺陷,以及其所派生和积累的无数弊端。这在那种内外交困的危机态势下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而共产党则克服了这一长时段性质的历史局限,获得历史机缘,顺势而为。

   (23)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20页。

   (2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8、73、60页。

   (25)黄仁宇那张19岁时的大学生照,似乎暗示出他一生的命运,令人遐想。他背靠悬梯,俯视脚下,神态优雅。他所依托的塔楼,高大挺拔,贯通上下,仿佛他正站在天地古今中外的交汇点上。这幅他最喜欢的照片充满象征和寓言:他在攀登过程中拥抱这个粗糙斑驳的世界。

   (26)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85页。

   (27)黄仁宇:《黄河青山》,第301页。

   (28)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98页。

(29)值得注意的是,黄仁宇这种写史的建构意识和能力在后现代史学理论那里得到了有力论证。“我们生命世界中的开端和结局,在时间上绝不是‘给定的’,但如果没有约定的时间框架——历史时期,在时间上防止事件陷入无意义纷乱状态的重要历史标志也就会消失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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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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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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