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5 17: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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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中国文史学界的规范和底线崩溃了吗?

  

   近年来,学术界的想像和杜撰很泛滥,我先说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若干年前,我打开电视,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道,说陕西有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破译了《石鼓文》”,证明这个石鼓文是秦的散文诗。我觉得实在是缺乏常识,以前的人难道就不认得石鼓文么?那么以前的古文字学者他们干了些什么?郭沫若不也有讨论石鼓文的文章吗?到了1996年,还是在陕西,又出来一个发现竹简本《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故事,连《文汇报》都登了,有的报道还借了李学勤先生的名义说,这个发现多么多么重要,多么多么值得研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如果不是有意的骗局,至少也是一个缺乏常识的笑话。

   可是遗憾得很,这一类事情很多,并不都发生在学术界外。我再举一些例子吧,像某个自学成才现在当了研究员的人,出版了厚厚的著作,他发现殷商人不仅在朝鲜建立了第一个“箕子王朝”,而且创造了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他说,“印第安人”为什么叫印第安呢?原来是因为殷商人流亡到美洲,思念故国,见面总是问“殷地安否”,所以才得名的。

   这种奇谈怪论很多,最近我又在互联网上看见一则消息,说某研究员已经证明,不是西洋人,而是中国人最早到的北极,是谁呢?原来是汉代的东方朔,根据呢?是《十洲记》和《神异经》里面那些含含糊糊的描述加上他自己的想像,且不说东方朔是一个半真半假的人物,而这些含糊之辞也不能当作证据,就是《十洲记》和《神异经》,你也还得考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东方朔的作品?这都是没有常识的哗众取宠。这还不说,有人连外国的传说也拉扯上了,有一个叫宫某某的人根据《山海经》发现,西方人说的伊甸园,就是那个传说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住的地方,其实在云南。外国不够,更把宇宙外星人扯上,有人说,经过研究,河图洛书就是外星人的地图,而和它相似的一个说法说,《周易》是一部神秘的日记。

   这些匪夷所思的发明,学界中人看起来是笑话,但是在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却在很严肃地报道着,乍一看,好像是“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新发现一个又一个呀。特别麻烦的是,很多算起来是学术界的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在那里制造惊人的话题,这并不完全是无知,有的人有知识得很。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郭沫若当年看到新疆发现的所谓“坎曼尔诗笺”,上面抄了白居易的《卖炭翁》,好呀,又是维族人,又是抄这样反映阶级压迫的诗歌,顿时大喜过望,写文章演绎了唐代中外文化传播的一段考证,结果是文学所的杨镰先生,后来经过考证揭开了这个谜局,证明这个被当做唐代东西的,其实,是明代的,这样就说明,郭老上了当了,为什么上当?因为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想证明大唐盛世中国和外国的交往,想证明维吾尔族接受汉族文化很早,有这样的先入之见在那里,哪里还能平心静气地思考?

   第二个,是关于古罗马军团在中国的故事,有人研究说,两千多年以前一支古罗马军团当了俘虏,被安置在骊?,就是现在永昌这个地方,所以至今永昌这里的人,还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这本来是英国人德效骞很早的一个说法,可是后来很多中国人也跟着说,甚至连当地政府也跟着来,希望变成一个神奇的故事,变成旅游资源。可是台湾的学者邢义田和北京的学者杨共乐,以及上海的学者葛剑雄等人,都反驳了这种追求轰动效果的故事,因为你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捕风捉影嘛,后来就连原来被当做证人的那个“罗马人”宋国荣,也否认了自己的外来血统。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很有水平的学者,也把这件事说得这么神?这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

   另外再举一例,大家看近日的报道,说一个很有名很有成就的教授,最近把陈寅恪的一个推测加以新证,说崔莺莺,就是《西厢记》里面的主角,是“酒店外国女招待”。其实,陈寅恪早年在《元白诗笺证稿》里面是猜测过,可能崔莺莺是曹九九,可能是出于中亚种族的女子,但他只是推测,而且他反复说“未得确证,姑妄言之”,而现在这个教授的原意,也只是进一步讨论蒲州的粟特移民,可是经过报纸的夸张,就变成崔莺莺为“酒店外国女招待”,好像是介绍学术研究,其实只是在哗众取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我以为有三个原因:

   一是市场的影响,如今一切市场化,那些老老实实、可能也是干巴巴的东西,没有市场效应,可是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能够引人瞩目,能卖得出去呀。像有一个人写《袁世凯传》,这名字不行,就得改成《窃国大盗》、《偷天大王》,内容呢?你一五一十地老老实实讲不行,得说到宫闱秘事,最好来点儿加油添醋的有色佐料。本来学术研究是像跳高,只能一公分一公分地长,可是市场导向却逼得你去“偃苗助长”。所以,现在市场就搞得学术界里面,常常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现象,在那里制造各种看上去很新鲜,可是只是泡沫的东西,所以有人说是“泡沫学术”,这并不奇怪呀。

   二是媒体的推波助澜,为什么?很简单,媒体和市场是一样的,新闻界有句老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它老是要找“人咬狗”的怪事呀,只有这样,电视、报纸才有人买,有人看,你们看一看,上面我们说的这些古怪的东西,大半都和传媒有关,有的记者并不是学术界的内行,可是他们手里的笔却影响很大,应当说,“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它要是对学术作严肃的宣传,那是很有用的,我们得借助他们的力量,但是,要是它瞎掺和乱搅和,那就麻烦了,像《孙子兵法》的事情、罗马军团的事情,都是它们炒大的。

   你们看一下1999年1月北方某报的《远古中国神秘痕迹》,连“一万年前的电唱盘”、“周代的集成电路”都上来了,你不觉得这简直是荒唐么?特别麻烦的是,现在连批评也媒体化了,本来有学术批评可以监督学术,但是现在的批评自己也要喧哗,所以有的人就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上面越界乱批,把话说得越出格越有反应,把标准悬得越高就越能表现高超,所以如今都乱了套了。

   三是行政官员当学术之政的结果,这是过去政治挂帅的转型,因为很多大学的官员,不懂学术,过去是政治第一,如今则换了个标准,要么以数量来衡量,要么以轰动来判断,搞得下面的人只好这样胡说八道,以前讲“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更麻烦的是,如果根据意识形态来制造历史的心态一旦膨胀,问题就更大。

   我说一个日本的例子,2001年日本考古界的一个大新闻,就是一个叫藤村的业余考古学家,竟然伪造了42处遗址和发现,其中包括1984年在马场坛发现的17万年前的石器、1992年在宫城县上高森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他自己放进去,又自己挖出来的。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个涉及学术道德的问题,但是根本上来说,这样伪造历史遗迹,其是希望挑战日本历史源于九州,而九州历史源于中国的传统说法,我以前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时候,常常看到电视报纸用很大的篇幅报道这一类的考古消息,开始还以为是日本人重视知识,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寻根”,他们太希望挖出自己的历史来了,所以,藤村这种造假才能轰动,才能让那些日本学者狂喜而不知是骗局。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个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一篇《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则,比如科学成果的评价必须由“广大同仁承认”,而不是由口头评价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学术权威的好评”来确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扰,不要由“领导看法”来决定,比如学术论文作者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荣誉和承担这些责任,等等等等,可是,这篇由这么多重要的大牌科学家署名、这么郑重发表在大报的文章,最后竟然没有什么反响,五六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是每况愈下,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历史研究中必要的体验和想像

  

   我们并不是说,学术研究里面不可以有想像,其实必要的体验能力和想像能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够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强调的只是这种体验和想像要有证据,要有必要的边界。我们以历史研究为例来说明,因为一般来说,历史研究总是相当实证,不重视体验和想像的,事实上,必要而有限度的体验和想像是可能的。

   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理解历史所用的历史文献本身,并不那么全然可靠。这里面已经羼入了历史书写者,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口味和标准。一个是凭感情羼进了对古人的想像,比如《史记·刺客列传》里面,有刺客准备刺杀赵简子之前的故事,说刺客看见赵简子那么勤勉,就自己自杀了,这就是想像出来的,人都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动?项羽垓下自杀之前的别虞姬,也是一个道理,既然二十八骑士和项羽都战死了,后人怎么知道前一夜的缠绵故事?一个是凭理智选择了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像《资治通鉴》就是选和治理天下有关的历史资料来叙述,《经世文编》也是选了一些有关“经世”的文献。

   可是,你看看,当你通过考古发现有那么多的数术方技资料,通过阅读当代的报纸杂志,发现有那么多无聊的消息和新闻,你就知道,古代历史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将来写的当代历史,也一样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的体验和想像,你透不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不到底色。

   其次,后人编的历史书,你更不要轻易地无条件相信,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呢,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精英意识”、三是“道德伦理”、四是“历史编纂原则”。意识形态决定全部的价值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精英意识决定历史焦点所在,一定是上层精英的活动,这里背后有一个“决定论”的支配,就是历史变迁是由这些少量精英决定的;道德伦理规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可以进入历史著作,这样就等于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现一半;最后,历史学编纂原则,以记事体例的方便与否,排除了一些资料,毕竟不是什么都可以记载到历史里面的,历史承担不了这么多,所以一定会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的内容等等。这样一来,就需要我们运用想像力和观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减去的,然后重新通过想像力来重建历史的原来面貌,当然不可能是原貌,只是尽可能接近原来的面貌。

   再次,由于写作语境而引起的历史扭曲,也需要通过体验和想像来恢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大陆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史和文学史,就会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历史有不同的叙述,进化论、阶级斗争论、经济决定论的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历史变样子。比如思想史,就会突出唯物主义的一条线,尽管那一条线并不是主流,那也会被浓墨重彩地写出来,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历史就会突出农民起义的位置,像黄巾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李顺、王小波起义、方腊起义等等,太平天国就更不要说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比如台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历史写着写着就到了台湾,这是要证明台湾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而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对二战期间日本的侵略讳莫如深,为什么?因为它也要加深历史认同和捍卫民族荣誉。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些障眼的东西,仔细剥离开那些影响着历史叙述的当时的背景,没有想像力是不行的。所以,旧经典系统加上新的历史叙述,一层一层的,像考古时的地层一样,它遮盖着一些真相,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一定要透过这些地层,看到地下的东西,没有想像力和体验力是不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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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200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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