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新香港的3个战略支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5 17: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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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十九大宣布“中国新时代”启幕以来,“新香港”概念逐步浮现。这是一国两制发展的新周期,但许多港人仍处于懵懵懂懂的“被动态”,对诸如“一地两检”、大湾区、居住证乃至更为宏大的“一带一路”表现出某种精神上的迷惘甚至抵制。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加快推进,但诸多涉及融合发展的政策细节及法律制度协调仍有待进一步具体磋商。今年9月1日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开始,一国两制下的“边民”开始享有国家之公民身分的“同等待遇”,居住证上的公民身分号码赫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今年9月4日香港一地两检条例生效,预期9月23日高铁正式通车。与之相关,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已持续推进5周年,正循深度制度化与体系化方向进展,不仅释出巨大的经贸与人才红利空间,更有对香港之独特优势服务于国家的特定期待。

   这种国家期待是正当而必然的,是一国两制国家理性在新时代的具体展现。如果香港很好地理解和适应国家新战略及其角色期待,对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做出独特贡献,则不仅“新香港”将获得二次腾飞机会,一国两制的长期不变也将继续获得国家理性的支持。而居住证、大湾区和一带一路恰好构成“新香港”的3个有力支点,一地两检则为这三大支点的相互关联及发挥作用提供基础交通条件。

  

公民身分正名

  

   通常认为,一国两制是以对香港特区及香港居民的“特权”安排作为逻辑主线,这种安排是和平统一及国家整体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战略需要。港人在内地原来享有的是“境外居民”待遇,这种安排本来是对港人的一种保护政策,因当时内地公民权利与福利的实际水平不仅偏低,甚至带有较强义务性质。但随着内地发展与公民权利的内涵增长,这种隔离保护政策就成为港人权益的藩篱和障碍,也成为“人心回归”的一道高墙。通过居住证形式满足港人在内地的同等待遇需求,保障其基于公民身分的平等权利,是一国两制发展的重要进步。

   这种居住证具显著“公民身分”属性:其一,居住证载有明确的公民身分号码,其编码格式与内地普通省份公民身分证没区别;其二,居住证集成了国家公民基本权利与福利,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公民便利,体现与内地居民的平等;其三,居住证的持有条件包含对“国家主权、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保障及忠诚义务,因此反国家言行将导致证件注销;其四,居住证是港澳台居民在内地的法定身分证件,持证人受内地各级公权力机关保护与服务。

   因此居住证显然不仅仅规定香港居民的各项平等权利,而且包含对公民忠诚义务的确认。居住证是香港居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身分认同与契约确认,是一国两制下公民身分的一种类别。当然,居住证仍是一种国家对香港居民单向开放的权利保障,申领居住证相当于在内地“设籍”,但并不要求放弃香港原籍,甚至必须以原籍之保有为法定前提。这种“一个国家,两重户籍”的制度安排,是一国两制特殊宪制结构的产物。内地尤其是一线城市也有对外地户籍开放居住证管理的,但相应的积分制门槛和排队轮候难度都远超港澳台。在此意义上,居住证既是对港澳台居民之公民身分的法律确认,也是对此类特殊居民之权利的增量建构。从严格对等角度而言,这相对于内地居民仍有“超同等待遇”之嫌,但这种超级待遇仍在一国两制国家理性范畴之内。香港唯有持续对国家做出新贡献,国家才有充分正当理由继续说服内地民意认同这一安排。

   香港会不会消失在大湾区滚滚红尘中?肯定会的,但却是一种新身分、新命运。当作为港独理论前奏的“香港城邦论”及后续的泛本土主义兴起时,其实是对一种来自北方的国家主义整合进程的精神抗拒。我曾细心分辨香港殖民史带来的“海洋政体”精神与国家的“陆地政体”精神之间的差异,意识到即便大湾区代表着空前的经济红利和发展机遇,在触及制度面和精神面时并不容易“两制融合”。

   香港法律界对一地两检的持续抵制,除了合法性层面的技术论战外,一定也包含着内心对高铁所代表与象征之国家威权和陆地政体精神的恐惧。但其实大湾区有两个因素可打消香港各界内心疑虑:其一,大湾区本质上是海洋性质的,是中国改革最活跃、最自由,也是与香港在地缘、语言、人文和经济层面融合发展最顺利的区域;其二,中国面向民族复兴与新全球化的改革总体精神,正是克服陆地政体之偏狭,向海洋开放,接纳并整合海洋政体的自由因素,塑造一种超越陆海对立的新政体与新政治文明。由此,大湾区就成为一种侧重海洋的“陆海融合”典范区域,香港的精神与制度恰好可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随着湾区融合进展,湾区内各城市间的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标准及市民生活方式的文明化程度将日益趋同,一国两制的深圳河边界会逐步移向大湾区边界,人们在谈论新一轮改革开放时会逐步有“湾区内外”的识别习惯和表达方式。这难道不是国家改革机遇和香港独特优势在一国两制下又一次历史相会吗?


Pax Americana or Pax China?

  

   某种意义上,中美史诗级贸易战是一带一路刺激出来的。美国习惯了一种“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习惯了享用甚至滥用1500年来“地理大发现秩序”的全球化超级权力及红利。然而一带一路带给人们一种“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China)之世界历史想像。这种竞争,其本质不是贸易,甚至不是技术,而是世界体系与世界治理权。“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人的战争观与权力哲学,是中美贸易战背后指导思想和国际政治预设,但未必尽然符合一种东方式的和平发展框架。一带一路是对人类另一种现代发展道路的探索,它正确看到了西方全球化的霸权本质及在全球和平发展之公共品供给上的道德缺陷。

   一带一路是中国古典天下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之伦理整合,也是改革开放40 年之全球自由主义合理因素的实践运用。误解这一战略及其导致的中美贸易战“文明冲突”与“文明创新”的世界历史意义,是香港与内地很多人犯的错误。

   对香港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是融入国家的地缘机遇,而一带一路则是“二次全球化”的世界机遇。香港不能仅仅参与美式全球化,还必须积极参与中式全球化,做两个体系的新枢纽。其利极多,其害甚少,于自身、国家、世界,均为和平与发展的正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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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明报》观点版 2018年0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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