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峰:领土权:当代政治哲学论域中的理论图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18-09-15 13: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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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峰  

  

   摘要:领土权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国家主权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但它直至晚近才引起了政治哲学家的足够重视,从而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政治哲学议题。在概念分析层面,领土权作为一种复合权利包含多种要素,其中“元管辖权”是领土权最为根本的要素。在理论层面,当代领土权理论的进路根据证成领土权的不同方式可分为内生性进路和外生性进路,前者包含洛克式领土权理论和民族主义的领土权理论,后者包含康德式领土权理论和政治自治的领土权理论。

  

   领土权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国家主权的重要构成部分。这种重要性也往往体现在领土争端中相关国家的强硬态度上。既然领土权事关重大,我们也许有理由期待,政治哲学家对“什么是领土权?”“一个国家如何获得领土权?”等问题应该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哪怕讨论远未趋于共识。而事实是,政治哲学家在对“国家之于个人的正当性”倾注巨大努力的同时,却对“国家之于土地的正当性”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沉默。尽管公元2000年前英美政治哲学界出现了讨论领土权的少量论文和章节,但这些讨论仍然是零星的,它尚未成为一个获得足够重视的议题。

   本文旨在对当前政治哲学论域中的领土权理论作一番批判性的梳理。需要指出的是,这远非一个全面详尽的综述,它既不企图涵括每一个既存的领土权理论,也无意于对任一领土权理论的全部论证细节作逐一推敲。本文的目的毋宁是通过区分证成领土权的两种进路而对具有代表性的领土权理论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简要评析这些理论的优势以及面临的困难。

  

一、领土权:一个概念的分析

  

   让我们先从西蒙斯在其论文中对领土权的定义开始。他认为国家所主张的领土权主要包含如下五种权利:

   (1)对处于领土范围内所有的人实施完全或不完全的管辖权;

   (2)对领土范围内不是私人所有的土地和资源拥有完全的控制权;

   (3)对领土内私人拥有的土地以及资源加以征税以及管制其用途的权利;

   (4)控制人和物跨领土边界流动的权利;

   (5)限制或禁止领土分离的权利。

   西蒙斯的贡献在于:首先,他明确了领土权是一种“复合权利”(a complex right),它可被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要素。其次,他对领土权诸要素的分析比较全面,给后续文献提供了一个模板。然而,西蒙斯对领土权的分析仍然不够精细,特别是他未能进一步指出以上五个领土权要素实际上涉及三种权利。因此,本节试图通过揭示上述领土权定义的不足,并结合后续文献中有关领土权的概念纷争,对领土权作出一个更为精确的界定。

   首先,第二个要素涉及的是国家对公共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在于,或许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它领土上的所有土地都是被个人或社会团体所拥有的,并不存在公共土地。这个可能性应该特别为像西蒙斯这样的洛克主义者所重视;既然在他们看来,一国的领土根本上是有私人土地所有者通过社会契约缔结而成,那缔约者的私人土地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公共土地,因而在结合之后,该国家的领土中也没有任何公共土地。因此,奈恩正确地指出,对于公共土地及其资源的所有权并非领土权的必要构成部分。

   其次,西蒙斯只把第一个要素看成是管辖权,而把第三、第四两个要素所涉及的权利与管辖权相区分,似乎后两者不是管辖权。米勒在对领土权的分析中也遵循了西蒙斯的这个思路,他认为领土权包含三个要素:管辖权,控制和利用领土内资源的权利,以及控制人和物跨领土边界流动的权利。米勒给出的理由是,管辖权主要对象是人,是一种“加诸人之上的权利”(a right exercised over person),因此与后两种权利不同。这里米勒似乎误解了管辖权。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指出,辖区是一个由法律规则所覆盖领域,以及由此派生的用于制定、裁决和执行这些规则的一个权威场域。据此,我们可以说管辖权就是在辖区范围内制定、裁决和实施相关法律规则的权利。因此,管辖权所适用的对象不仅是人,而是领土的边界以及领土内的一切。西蒙斯领土权定义中第一、三、四个要素实际上分别指向了国家对领土内人、自然资源以及跨领土边界流动的管辖权。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家对领土权的典型主张同时包含了这三种管辖权,但三种管辖权是可分离的。换言之,存在如下可能性:对于某块领土,国家只拥有其中一种或两种管辖权。例如,它只拥有领土内对人的管辖权,而没有对自然资源以及跨边界流动的管辖权。正如米勒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像许多世界主义者那样相信自然资源是属于全人类的,那么国家将在拥有对领土内所有人实施管辖权的同时,将丧失对自然资源的(完全)管辖权。以下我们将会看到,领土权诸要素的可分离性迫使我们放弃“要么有要么无”的领土权观念,而接受领土权有强弱程度之分的观念。

   最后,西蒙斯没有明确区分领土权内的“一阶”(first-order)和“二阶”(second-order)权利。如布坎南所言,土地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领土是一个司法概念,因为只有对一块土地建立起了管辖权,那块土地才构成了领土。这也就是说,领土的变更(通过分离或扩张)意味着管辖权的变更。因此西蒙斯定义中的第五个要素(限制与禁止领土分离的权利)是一种变更或禁止变更管辖权的权利。如果说上述三种管辖权是一阶权利,那么这种变更或禁止变更管辖权的权利就是二阶权利,这个高阶权利常被称之为“元管辖权”(meta-jurisdictional right)。我们可对西蒙斯定义中的第五要素作适当调整,把元管辖权表述成一种创立、变更或禁止变更领土管辖权的权利。这个权利的重要性在于,它对一阶的领土管辖权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一个国家的领土权如果不包含这个权利,那它的领土管辖权可能会被更改甚至取消,相应地,其领土也可能被分离或吞并。

   元管辖权与管辖权也是可以相互分离的。在国家失败的案例(如当下的索马里,以及纳粹政权刚被推翻后的德国)中,由于不存在一个有效运作的国家来制定、判决和执行法律,这个国家实际上失去了对领土的管辖权,但于此同时其人民保留了元管辖权,他们可以通过在领土上建立新的国家来恢复对领土的管辖权,而不是任由别的国家吞并其领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元管辖权是领土权最为根本的要素;只要拥有了元管辖权,就拥有了一个较弱意义上的领土权,哪怕一阶的管辖权尚未建立。但是,如果一个政治权威仅仅具有管辖权,而没有元管辖权,那么这样一种管辖权就很难称之为领土权。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由宪法授权的高度自治的行政区,按照该宪法规定,该区政府可能拥有对辖区内人、自然资源以及辖区跨边界流动充分的管辖权,但它无权分离或变更其辖区(例如,它无权扩大自己的辖区),因为元管辖权属于国家(宪法)。对于这样一个行政区,我们通常不会说该区拥有领土权,而更倾向于说它拥有一定的自治权。

   以上对领土权概念的辨析指向了对领土权的一种理解,即领土权不是一种简单的“要么有要么无”的权利,而是根据其要素不同组合从而具备不同程度强健性的权利。例如,我们可以说,一个包含完整四种要素的领土权比一个只包含元管辖权的领土权来得强健。此外,我们还可以引出另一重区分领土权强弱的维度,即国家或类似政治权威对某土地是否具备排他性的元管辖权。所谓“排他性”,就是在领土内只有一个政治权威拥有元管辖权,与之相对的自然是共享的元管辖权。在当代世界有关领土权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话语中,我们倾向于预设一种排他性的元管辖权,领土争端也往往体现在不同国家对同一块土地提出互竞的排他性元管辖权。但是在有些区域,其情况之复杂和争议之深使得无论从政治伦理上看,还是从政治可行性上考量,都无法让一国取得排他性元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争议双方共享对于所争议地区的元管辖权以及管辖权就提供了除“非你即我”方案外的“第三条道路”。例如,米勒最近撰文考察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争议,并论证共享的领土权作为解决方案的优势。

   综上,如果我们要给领土权下一个定义,我们只能定义一个最强健(也是最完备)的领土权,它指国家对领土内人、自然资源以及跨领土边界流动的排他性管辖权,以及用于创立、变更或禁止变更领土管辖权的排他性元管辖权。以这种方式来设想领土权也便于我们回答:谁可拥有领土权?对这个问题的传统回答是“国家”,也有人主张答案是“人民”。在笔者看来,“国家”这个答案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根据上述概念分析,遭受国家失败的索马里人民也拥有领土权(即元管辖权),尽管这种领土权都不是最强健的领土权。其次,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并不拥有相应的领土权。假设美国现在吞并索马里,并把索马里当成美国的一个州,我们并不会认为美国在索马里拥有了领土权。因此,比较准确的回答是:当且仅当一个国家合法地代表了其所管治的人民,并且有效运作时,它才具备最强健(也是最完备)的领土权。这个回答可以解释为什么印第安人部落原则上可拥有领土权,因为考虑到印第安人部落对其领地的世代占有,以及美国侵略印第安人的历史事实,美国无法合法地代表印第安人部落。它也可以说明何以在国家失败的情况下,其人民仍然拥有元管辖权。但人民并不拥有最强健的领土权,因为在政治机构阙如的情况下,人民具备管辖权。


二、证成领土权(元管辖权)的两种进路

  

   领土权最根本的组成要素乃是对于领土的元管辖权,其最终拥有者是人民。到目前为止,我都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人民”这个词,它既可以指个体的加总,也可以指“民族”或其他类型的集体。但无论人民具体指什么,他们所拥有的元管辖权都系于一块特定的土地。文献中往往把这个属性称之为领土权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

   我们要问:为什么某人民对某块特定的土地拥有元管辖权?具体点,为什么索马里人民对那块被称之为索马里的土地拥有元管辖权?一个自然的答案是,在主张元管辖权之前,索马里人对那块土地存在一个道德上可辩护的“先在利益甚或权利”(a prior interest in/right to the land,以下简称“先在土地权益”);相反,美国及其他人民对于那块土地就不存在这样一种先在权益。但只需稍作反思,我们便能发现这个答案不够好,因为不是所有的先在土地权益都足够强健,以至于它能奠定人民对此地的元管辖权。假定我们认为,索马里人对这块土地的先在权利乃是个人的居留权,但这个权利显然不能在道德上“阻挡”美国在索马里主张元管辖权,因为美国完全可以把索马里土地当成它的一个州,同时保证所有索马里人的个人居留权。因此,如果论者试图诉诸索马里人民的先在土地权益来证成其元管辖权,他们就必须仔细甄别这种权益,并表明它足够强健。我们把这种进路称之为“内生性”(endogenic)进路。

现有的领土权理论中还存在另外一种答案,其思路如下:我们先界定“人民”,然后基于正义或自治等价值去论证,一个“人民”有权获得一块领土。由于正义或自治等价值的实现并不依附于特定的土地,因此一个“人民”只能获得一个一般性的元管辖权(他们有权获得一块领土),而不是一个特殊的元管辖权(他们有权获得一块特定的领土)。然后,我们通过考察一系列的“变量”,包括这个“人民”与土地的关系,来帮助甄选他们到底可以获取哪一块领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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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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