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建拖 卢迈:一场未加掩饰的遏制——美国对华战略转型与中国的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8 次 更新时间:2018-09-13 23: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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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拖   卢迈  

  

引 言


   2017年12月,美国公布了特朗普执政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发布后,人们普遍聚焦在《报告》对美国安全形势“非常危险”的渲染上,对中国和俄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上,以及中俄各在报告中出现的次数,当然也有提及美国与中俄在一些领域的合作需求。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报告总结部分的一句话,“该战略是由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指导的。

   “现实主义”(realism)这个词出现在国家安全报告上极不寻常。不熟悉国际关系理论的人,极少会关注这个抽象的词,人们通常更关注那些易于理解、能直接带来刺激的字眼,但实际上正是这些概念构筑了报告的基石。上一个在类似意义上使用“现实主义的”是小布什执政时期,在2006年国安报告的结语中提到,“我们安全战略的目标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而手段是现实主义的(realistic)”。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安报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词,而在老布什政府1991年(8月份)、里根政府在1988年的报告中均多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也就是说,这是冷战背景下被使用的国际关系词汇。

   现实主义是一把钥匙。通过它可以洞悉美国对华新战略的实质内涵。因为在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包含着一整套对国家性质及其动机的假定,以及行动策略的安排。美国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是在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中诞生的,在过去近80年里,存在诸多现实主义流派。在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思想家如何看待世界?这一理论框架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这些思想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外交战略?在当下其对象和策略是什么?本文将试着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本文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完成了由接触(engagement)向遏制(containment)的转型。具体的战略目标和抓手就是阻遏中国经济增长,延缓美国相对实力和影响力的下降速度,获得更长的战略准备期和主动权。面对这一战略调整,中国需要调整自身的认知,立足自身的优势,通过大力改革来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如此方有迫使美国调整战略、谋得两国以及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机会。

  

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战略

  

   研究美国外交战略,需要注意其背后的思想体系。凯恩斯曾有名言,“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他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这段话,常被用来形容观念的持久影响力。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罗伯特·基欧汉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论文集中[1] ,也引用了这段话,以阐明学习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成形较晚,但是国际关系的许多思想,都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格劳修斯、洛克、卢梭、康德、马克思等思想家的论著中,甚至是古希腊思想家(如修昔底德)的著述中。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如孙武)和著作(如《战国策》)中,也有很多与国际关系有关的讨论。

  

   1.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演变

  

   战争与和平长期以来都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命题。从17世纪中叶成形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19世纪初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并不能使人类社会持久地摆脱霍布斯丛林,战争成为国家间的常态,主权国家利益争夺愈演愈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是基于对惨烈“一战”的反思,1918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这被认为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流派的起源。尽管这些建议十分具有建设性,为人类社会摆脱野蛮的丛林杀戮带来了曙光。但是美国在参与“一战”后的全球体系上半心半意,力量上也没有充分做好准备;欧洲的老列强则急于瓜分战后的胜利果实,拒斥美国发挥领袖作用。最后形成了大打折扣的《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个烂尾工程的新体系已经摇摇欲坠,东方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西方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崛起和德国对邻国的威胁。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是从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中产生的。基于对“一战”后二十年国际关系的批判性反思,爱德华·卡尔在1939年出版了《二十年的危机》[2] ,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1948年,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出版了《国家间政治》[3], 奠定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石。摩根索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行为主体,国家是理性的,国家利益在于不断扩大自身的权力。由于人性好斗,所以利益冲突是常态,最终国家利益是由均衡状态的权力范围决定的[4]。 肯尼斯·华尔兹是摩根索之后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开创了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流派。他在《人、国家与战争》(1959)等著作中[5], 修正了摩根索理论中对人性天生争权好斗的假定,将无政府结构和权力均衡作为分析的基础,提出国家间冲突的根源在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anarchic structure)。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博弈论,大量研究讨论了无政府结构下国际冲突的信息机制、协调机制、谈判机制问题,认为正是国家之间彼此不能确认战略意图,无法合理分担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导致了合作和权力均衡的困难。

   2001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发表了《大国政治的悲剧》[6] ,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offensive realism),而将新现实主义等理论归为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7]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由于大国之间不能确信彼此的意图,而且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追求霸权,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下,大国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就要不断扩张自己的力量(军事),一国只有成为霸主之后才会停止对权力(军事优势)的追逐。理性的霸权大国将更多依靠发展自身的能力实现安全,不会虚耗实力,在此原则下,要将破坏均衡的责任推给崛起大国,将抑制崛起大国的责任更多由其他国家(如盟友)承担,为自身赢得保全和积累力量的时间,确保霸权地位的巩固。

  

   2. 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缺陷

  

   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并非无懈可击,在实践上也不完全具有说服力。理论层面的批评,通常有几个方面:首先,现实主义过低地贬抑了人性、道德、正义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和影响;其次,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中过多地将行为主体集中在国家身上,将国家作为原子式的行为单元,既没有考虑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也没有充分考虑其他主体(如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在促成合作中的作用;第三,从方法论上,现实主义的视角是静态的,没有考虑到国际秩序发展的历史性和动态性,因而夸大了国际体系无政府结构的作用,也没有考虑历史发展的开放性和未来新的可能性,陷入一种概念和愿景上的自我循环。以上的批评性分析和讨论,在美国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基欧汉、约瑟夫·奈、蒂莫西·艾什等著作和辩论性的论文集中都有涉及。除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及后来的自由主义)流派,国际关系中还有其他思想流派,包括建构主义、历史主义、革命主义等。但是这些思想派别虽然各有其到,在美国政策决策中影响尚浅,因此也不多加着墨。

   除了理论上的缺陷之外,现实主义在实践上也面临挑战。“二战”后建立的、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身就是理想主义道德观念的产物。虽然威尔逊的理想主义遭遇了挫折,但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全球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再出现“一战”、“二”战这样全面性的战争,甚至连直接的战争没有再出现,虽然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冷战对抗和不时爆发的代理人战争,国际体系的基础架构仍是稳定的。这里面固然有核恐怖平衡的作用,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的向往,国际政治中对独立、平等、公正的追求,仍是促成战后国际秩序总体稳定的重要力量。总体上看,国际合作的规模和范围在不断扩展,合作的层次和密度不断增加。这些都展示了人类社会走出野蛮残酷的霍布斯丛林的可能性。

   就美国自身看,它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也常常是双面的。美国本身是建立在自由平等观念上的国家,这种特点使其在国际秩序构建和维护中展示出强道德诉求的一面;但美国又是一个霸权国家,在冷战后更是成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因而克制不住霸权本能的驱动,展现出傲慢、自利、霸凌的一面,甚至为维护霸权利益不惜损害自己主导建立的体系。无论如何,这种双重性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现实主义对国际秩序单一、狭隘的叙事。

  

   3.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对美国外交战略制定具有深远的影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本人就是有影响力的理论家,汉斯·摩根索、麦克乔治·邦迪、乔治·凯南、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亨利·基辛格、格雷汉姆·艾利森、约瑟夫·奈等都在政府外交和国防系统中担任要职。一些学者,如华尔兹、基欧汉虽然一直在学术圈中,但他们对外交战略的影响仍是深刻和深远的。

   在美国当下的现实主义思想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老一辈的基辛格、艾利森、米尔斯海默、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也有在理论盛年的哈佛大学的斯蒂芬·瓦尔特、麻省理工学院的巴里·博森、达特茅斯学院的威廉·沃尔福斯、斯蒂芬·布鲁克斯等。在“二战”以后至1970年代末,现实主义思维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战略。人们熟知的有“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提出了美国对苏联采取遏制(containment)战略。中国读者更熟悉的还有基辛格的“三角外交”(triangle diplomacy)。

   在1980年代后,现实主义流派在华盛顿外交决策圈的地位逐步被边缘化。在“冷战”结束后至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战略更具有影响力。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的成功,一方面是正确地抓住了国际关系的部分本质和现实,另一方面也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密切相关。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在全球攻城掠地,最终被自身的傲慢与偏见所主导。不出意外,在一系列失败后,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左翼自由主义、新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又重新取得政治上的主导权。

   这里,特别要区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思想的差别。在国内的战略研究中,通常总是大而化之拿一种混淆另一种。譬如,美国新世纪以来,小布什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新保守主义,但在外交战略上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奥巴马政府的意识形态是左翼自由主义,外交战略上先是新自由主义,然后又转向现实主义[8](有人称之为道德现实主义),体现在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上。但是,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和外交战略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奥巴马的左翼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也存在内在的逻辑冲突,所以注定这两者的结合不会持久。直到特朗普开始执政,现实主义者终于迎来了转机。特朗普政府的杂糅式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民族主义、宗教、对武力的信仰和追求上,和现实主义诉求有许多天然的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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