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鸣: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维度观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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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鸣  
生产规模越大, 补贴力度越强, 报的项目越高端, 获得的支持资金越多, 由此导致一部分龙头企业可以不考虑投资的市场经济性, 不重视基本的投入产出比, 有现代化外部形象就能生存, 能吸引眼球就可获取财政性资源。可以判定, 局部地区现代农业发展表现为虚假性繁华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其危害不仅是对我国农业通过现代化改造提升市场竞争力构成延缓性消极影响, 而且使补贴政策不合理带来的财政支农资金低效使用的问题更为突出, 加剧了财政支农资金不足的矛盾。

   考察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践, 虚假性繁荣的现象同样存在, 在一些地区, 为建新村而建新村, 脱离现实需求基础过度强调提高集中度, 以较高的建房补贴把部分已长期外迁农民的有限积累导向于原居住地的农房建设, 虽然满足了地方政府打造美丽乡村样板的需要, 但其实际居住功能的发挥受到直接影响。传统自然村落和新村聚居点双重空心化的产生是一个不合理的经济现象,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在上述显性和隐性挑战性矛盾的共同影响之下, 我国农业在持续增长中越来越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优质安全农产品需求, 乡村在不断改造中面临越来越大的保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压力, 农民在收入日趋多样化的同时实现稳定增长的难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提出来的。因此, 乡村振兴战略在确切意义上应当是以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为基本支撑, 重点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补齐现实短板, 破解重大难题。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的战略指向是十分清晰的, 关键是如何选择战略路径。如果路径选择不当, 就会走入歧途, 以致后患无穷。从宏观层面看, 基于当前现实需求的乡村振兴应当选择五个方面的关键性战略路径。

   第一, 全面深化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关键性动力。乡村振兴必须在更深层次上从城乡两端全面激活资源, 释放制度潜能。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 农村改革不仅实现了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历史性巨变, 而且为我国经济整体的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就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言, 根本性的动力源仍然是改革, 小改小调的改良式推进方式是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不均衡、短期化、空心化等深层矛盾的。因此, 全面深化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7]只有更大力度地深化土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力度, 更具针对性地优化和创新农业支持政策及农村公共政策, 才能有效释放改革红利, 破解发展难题, 通过双向激活城乡资源提供乡村振兴新的发展动能。

   第二, 完善市场机制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性支撑。尽管乡村振兴需要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 但市场机制的力量应当是决定性的。政府在制定振兴规划和支持政策, 以及建立监测评估机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当然是不可替代的, 但政府的作用边界应当有所限制, 不应无所不能, 不可无所不为, 特别是不能以超强的行政手段高度集中和分配资源的方式来推进乡村振兴, 绝不能以损害乡村发展中要素配置机制和产业发展中的市场运行机制为代价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行政干预的非市场化推进方式, 虽然也能轰轰烈烈地在短期内见到成效, 但由于没有长效性的市场制度支撑, 其推进过程必然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或者只能高成本打造无法复制推广的典型样板, 或者短期取得的示范成效因支持政策不能持久延续而发生显著的效应衰减。乡村振兴战略本身具有的全面性和长期性特征, 内在地决定了必须主要依赖完备的市场机制持续推进, 如果以改革倒退为代价逆向而行, 则必然产生长期性的制度危害。

   第三, 强化城乡融合为乡村振兴创新体制机制。乡村振兴不是封闭的, 不能只是局限在乡村内部重建和提升。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乡村振兴必然是开放性的, 必须有城乡双重资源的集合和集成, 既有农村内部资源的激活集聚, 又有城市外部资源的整合进入。城乡融合并非简单是统筹城乡条件下的发展资源数量的分配过程, 不是一块蛋糕在城与乡之间如何切多切少的问题。进一步而言, 乡村振兴不应该是城对乡的恩赐式的福利给予, 也不是乡对城的被动式的资源接受, 更不是强势的城市对弱势的乡村新一轮肆无忌惮的利益剥夺。城乡融合意味着城乡发展战略思路的重大调整, 由城对乡的带动发展变为城与乡的共同发展。城乡融合至少包括城乡资源平等公平的自由交换、城乡产业一体的共同发展、城乡互动性共存三方面的主要内涵。因此, 通过城乡融合实现城与乡互利共赢, 进而构建共生共存的新型城乡关系,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要求, 不管是要素融合、产业融合, 还是空间融合, 构建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都是关键性的制度支撑。从另一角度看, 以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具有多元政策目标, 不仅要保障原有户籍乡村人口的基本权利和利益, 而且也要保障新进入乡村发展群体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乡村振兴虽然要承担对传统乡村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历史使命, 但绝不是对立式地以城市元素代替乡村风貌, 以城市文明取代农村文明。

   第四, 坚持发展提升为乡村振兴明确目标指向。乡村振兴是基于破解现实矛盾的新的战略构想, 主要是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政策解决乡村发展中各种紧迫性的突出问题。因此, 乡村振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历史, 不是不加区分地全盘否定现实重回传统的乡村社会。现在存在一种对改革以前甚至更长历史时期的男耕女织、炊烟袅袅、鸡鸣狗吠的传统乡村生活近乎诗意般的怀旧幻想, 有意或无意抹掉了当时条件下极度饥饿和穷困的严酷事实。虽然在生态矛盾加剧背景下传统乡村曾经的无污染的生活环境的确具有回归吸引力, 但在当今日益注重生活品质和生活便捷度的新的消费需求影响之下, 无发展地原样回归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极为落后的传统乡村, 既是十分困难的, 也是不可行的。在新的历史阶段, 乡村振兴必须是发展中的振兴, 是现代条件下从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的根本性转型发展, 是城乡深度融合下乡村功能的全面发展和提升。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有更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要有新的产业构成和经营方式, 要有效培育乡村旅游、康养农业、创意农业、农业电商等新的业态;要打造更优美的乡村空间形态和更高质量的社会公共服务, 要创建更优质的生态环境和实现更好的文化传承。

   第五, 推进适度规模为乡村振兴提供基本引领。尽管当前我国在现代农业发展不断提速的同时传统小农的数量总体上趋于减少, 但现实表明, 小农数量减少和小农转型发展是并行存在的, 而且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发展也是可以相融共存的。我国的农业资源禀赋不仅内在地决定了在农业产业发展中小农生产在较长时期内都是不能忽视的重要主体, 而且在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中决不能脱离资源稀缺的现实约束走规模偏好之路。在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实现产业振兴的过程中, 应在防止单一规模偏好倾向不合理发展的同时, 更加关注支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本土性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发展, 其经营规模虽然与龙头企业比相对较小, 但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更为密切, 更加注重把土地规模严格控制在自身的实际经营能力之下, 更加重视规模理性, 因而经营稳定性和对小农的持续带动性相对更强。因此, 乡村振兴中不论是特色生态种养业的提升性发展, 还是以产业融合为基础的乡村旅游业的功能性拓展, 总体上都不能一味追求大规模扩张。应坚持适度规模的基本取向, 合理推行入股、托管、联耕联营等多种方式, 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以适度规模政策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潜在风险


   从根本上看, 乡村振兴是全新战略理念下的创新型发展, 必须选择新思路、启用新方法。乡村振兴不应是原有“三农”工作的简单加强版, 不能“新瓶装旧酒”, 以老手段对付新挑战。目前, 乡村振兴热遍及农村区域, 各地政府热情高涨, 响应及时, 动作快捷, 表现出希望尽快改变乡村发展现状的很强的机遇意识和行动能力。但是, 在普遍的发展热潮中尤其需要有冷静的理性思考, 必须在深刻吸取已有教训基础上进行防范潜在风险的预警性分析。概括而论, 四个方面的潜在风险是特别需要认真重视和有效防范的。

   一是过度行政化。当前, 原有体制惯性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实际进程是最需要警惕的方面, 要特别防止单纯利用行政手段对乡村振兴下指标、定任务, 求多求快、求大求全, 超越现实基础, 不充分考虑区域差距和差异的现实约束, 人为提档加速, 弯道超车, 追求短期速效。或者简单化地采用熟悉的老思路和旧方法, 统一要求、一刀切推进, 仍然热衷于不计成本地塑造典型, 打造样板。或者不惜以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方式收回已经下放的各种权力, 重新集中掌控各类资源, 通过强化行政干预能力来快速实现政绩化的乡村振兴。

   二是过度形式化。要防止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重物不重人的偏向, 不是坚持以人为本, 不能把维护农民和农村社区基本权益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求, 相反把建房修路和外在形象塑造放在突出的中心位置, 搞一些不切实际的花架子, 高成本实施高大上的形象工程, 甚至只注重简单移植城市文化元素, 把咖啡屋、小酒馆、外国农庄、异域城堡等一窝蜂地导入乡村, 厚重的乡村文化价值、历史价值、情感价值遭受较严重的冲击, 乡村振兴因此走偏或者迷失方向, 进而蜕变为失去吸引城市居民所独有的异质性特征的异化过程。

   三是过度产业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虽然十分重要但并非唯一任务, 而是同时包含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目标。因此, 要防止在乡村所有领域无所不在地选择产业覆盖, 特别是在新村建设过程中, 相当数量的新村聚居点最重要的功能应当是生态宜居, 并非所有的村落改造提升都需要或者能够发展休闲、观光、度假等乡村旅游产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任何产业发展都客观存在供求平衡的市场规律, 虽然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一三产业融合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但同样需要防止主要由行政力量推动的超越现实需求的过度和过量扩张, 造成因产业供过于求带来较大的利益损失。

   四是过度外部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乡村振兴是一个开放性的发展过程, 既不能主要依靠乡村内部的有限的自积累加以推进, 又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予以支撑, 吸引城市社会资本进入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选择。大量实践证明, 合理引人城市资本进入乡村发展领域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资源激活效应。但是, 城市资本的进入应当是有门槛和受管控的, 如果无条件和无限制地引入城市资本,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利益主体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边缘化, 甚至被无情挤出, 农村稀缺的土地和生态资源再次被低价剥夺, 这样的乡村振兴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必然会受到严峻挑战。

  

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重点


乡村振兴涉及产业发展、村庄建设、社会治理、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等方面, 既面临原有矛盾的累加, 又存在新的挑战的增长, 任务十分繁重, 必须瞄准重点、注重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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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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