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楠:次地区安全秩序与小国的追随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1: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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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若楠  
小国的生存和独立基本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邻国以共谋的方式瓜分小国领土或侵夺小国权益的现象极为少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地区中小国家不再有类似的担心。例如,与多个大国为邻的东盟一方面不希望看到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之间的竞争加剧,同时又要防止这些国家以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35)东盟的顾虑表明,大国之间对地区安全秩序走向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协调依然可能会使相关地区国家利益受到一些不利影响。在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中,由于邻国之间一致决定以牺牲小国利益的方式实现某种战略目的情况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因此本文第五部分将不再选取案例论证这一逻辑。

   (二)小国的应对策略:对次地区外大国的追随

   以上三种情况均表明,毗邻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国内政治动荡外溢以及共谋等次地区安全秩序的变动都可能恶化小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尽管小国的安全高度依赖次地区秩序的稳定,但是在面对上述安全危机时,小国却不一定能在次地区层面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物质性实力不足以防范潜在安全风险时,通过建立某种“关系”来弥补就成为小国安全战略的常见手段。对小国而言,既然难以靠自身力量恢复次地区层面的稳定,那么借助与域外大国的安全合作来制约毗邻中等国家就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一方面,从威胁认知的角度考虑,在小国看来,距离遥远的霸权国家的负面影响远比邻国要小。(36)由于遥远的或域外的大国在次地区可能没有领土诉求或者扩张的历史,小国领导集团和民众在心理上的负担和顾忌较小,这同时也意味着,决策者在做出与大国安全合作的决定时不容易遭到国内的反对和阻挠。另一方面,从能力的角度看,处于实力层级顶层的大国与小国的毗邻国家相比,一般具有明显的实力优势。在一些情况下,次地区外大国甚至与小国的邻国之间存在一些安全矛盾。这使得大国更容易积极地响应小国发展安全合作的诉求。因此,与大国建立特殊的安全关系是小国用来制约和限制毗邻中等国家的一个重要方式。

   历史上不乏小国在次地区层面难以找到缓解安全压力和危机的途径,通过与第三国特别是次地区外大国进行合作以应对危机的例子。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实力差距的缩小使得东北亚次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特征由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转向中日对势力范围的竞争。随着实力天平持续向日本倾斜,部分朝鲜王室成员开始寻求俄国的帮助。尽管俄国当时已在中国东北地区确立了势力范围,然而由于战略重心不在远东,俄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程度小于中日,可以被视为次地区外的大国。俄国的干预虽然没能重新实现次地区均势(即日俄均势),但是短暂地推迟了日本正式吞并朝鲜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国在一些情况下可以选择与哪一个次地区外大国合作,但是合作是否能有效地恢复次地区原本相对稳定的实力对比状态不是小国所能左右的。

   小国寻求大国的帮助以应对次地区安全秩序失衡的举措往往体现为对大国的追随战略。在追随哪个大国的问题上,小国是否有选择的余地因情况而异。从小国自身的意愿来看,它们往往希望选择没有历史恩怨、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相近的大国作为合作对象。然而,客观情况可能没有给小国提供更多的选项。这一方面是因为,小国所青睐的大国不一定愿意卷入次地区安全事务换取小国的追随。大国的利益范围广、关注点多,小国所在的次地区在大国的战略排序中未必处于优先位置。大国会因为预期成本太高或维护与次地区中等国家关系等原因拒绝小国的请求。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胡志明在抗法战争初期曾向斯大林求助,希望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能够为越南北部提供武器和物资方面的援助。而苏联当时的主要战略关切是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出于不得罪法国的考虑,苏联婉拒了胡志明的要求并建议中国承担援助重任。

   另一方面,在一些情况下,小国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能是因为缺乏现实中的可操作性,而并不是大国或小国没有增进彼此安全合作的意愿。一般来说,受限于地理条件,内陆小国在安全上追随次地区外大国的可行性不大。比如,作为被中俄两个大国环绕的内陆国家,蒙古国几乎不存在通过安全上追随遥远大国来抑制邻国潜在威胁或对冲次地区安全风险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蒙古国没有类似的政策倾向。蒙古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曾提出“第三邻国”的说法,试图全面发展同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关系,特别是寻求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平衡对中俄的过度依赖。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追随大国并不能涵盖小国应对次地区安全秩序动荡的所有战略手段。在与次地区外大国推进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小国必须顾及周边国家的反应,特别是追随的行为是否对邻国造成直接威胁。(37)因此,小国在安全上追随大国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对邻国进行一定的安抚,保持对邻国外交和对大国外交之间的微妙平衡,避免与大国的安全合作刺激邻国。这是小国邻国优先战略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比如,柬埔寨在2012年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坚定地支持中国的南海主张,此举招致越南方面的强烈不满。为了缓和趋于紧张的柬越关系,首相洪森(Samdech Hun Sen)于2013年到访河内并在与时任越南总理阮晋勇会谈时强调要继续深化两国传统友谊和全面合作。

  

五、案例研究


   冷战结束后,东亚各地区国家之间维持了基本的和平状态,相对稳定的地区和次地区安全秩序极大地改善了小国的安全状况,包括小国在内的多数地区国家都将战略关注点转向推动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此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无论是在地区还是次地区层面,国家的边界都变得更加模糊,域外大国的影响力会通过各种形式渗透进来。次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大变动必然会引起大国的关注和介入。次地区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特征在二战后逐渐淡化。因此,次地区中等国家和小国的安全互动逻辑往往与国家的其他行为模式交织在一起,或者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

   既然小国的生存安全不再受到毗邻中等国家的直接威胁,那么小国是否就不再需要通过追随大国防范次地区安全风险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对小国来说,虽然一般情况下次地区安全风险达不到危机或威胁的水平,小国与毗邻中等国家之间的现实安全矛盾、中等国家之间出现战略竞争和国内政治不稳定因素外溢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维持与次地区外大国的良好关系,在必要时深化安全合作的程度、增加安全互动的频率依然是小国约束毗邻中等国家,对冲以上三类风险的重要手段。本部分将集中讨论柬埔寨、新加坡和韩国通过与顶层大国建立特殊安全关系应对次地区安全问题的事件,在论证前两部分提出的理论分析的同时,强调以防范次地区风险而采取的追随是小国重要但非唯一的行为规律。

   (一)泰越战略竞争与中柬特殊关系

   由于国家数量相对较多,东南亚地区一般被分为大陆东南亚和海洋东南亚两个次地区。在大陆东南亚,柬埔寨、老挝属于典型的小国,而泰国、越南由于在中南半岛上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可以归入中等国家的行列。美国和中国对于这一次地区来说是顶层大国。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的综合国力在中国之上,然而在大陆和海洋东南亚次地区,美国的实力渗透并不十分深入,战略关注程度也相对有限,与东北亚次地区相比尤其如此。因此,中美都可以被视为大陆东南亚这一次地区的域外大国。对柬埔寨而言,次地区安全秩序中的实力层级是比较明确的,地缘政治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与越南和泰国两个实力强于自身的中等国家为邻。

   作为实力层级中的底层国家,柬埔寨长期以来一直与泰国和越南有着明显的实力差距,无法依靠自身力量与两个邻国实现势力均衡。历史上,柬埔寨是泰越之间的一个“篱笆”。由于地形狭长易攻难守,越南将柬埔寨视为不可或缺的战略后方,而把老挝和柬埔寨作为缓冲地带也是泰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主题。(38)殖民者到来之前,柬埔寨是中南半岛上两个霸主暹罗(泰国的旧称)与越南竞争的焦点,其边界在泰越两个强邻的蚕食下不断收缩。泰国更倾向于通过宗教和文化加深对柬埔寨的影响,而越南则希望对柬埔寨提供安全保护。尽管两国所偏好的影响方式不同,但目标是类似的,而且都会造成柬埔寨独立性遭到削弱的结果。(39)19世纪中后期,法国的介入又使得柬埔寨沦为殖民当局与暹罗王国的缓冲国和竞技场。随着法国殖民扩张步伐的加快,暹罗与越南的实力均势状态被打破,柬埔寨也被迫于1863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1953年,柬埔寨摆脱了法国殖民者的控制获得了独立。然而,次地区安全秩序中的物质性约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柬埔寨的安全和独立。刚刚过去的历史经历又加深了柬埔寨对泰国和越南意图的担忧。柬埔寨的主要安全目标依然是减小来自两大邻国的威胁。在难以依靠自助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柬埔寨不得不寻找稳定次地区安全秩序的替代性方案。为了缓解对次地区潜在安全风险的担忧,独立后的柬埔寨曾考虑过与美国建立安全关系。由于柬埔寨与泰国、越南之间的历史恩怨和现实力量的悬殊对比,柬埔寨希望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特别是规定各方具体义务的明确安全承诺。(40)

   柬埔寨代表森沙里(Sam Sary)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曾表示,如果和平不能在中南半岛实现,特别是如果“越南志愿军”不撤出柬埔寨的话,柬埔寨将可能与美国进行合作。(41)然而,由于越南北部、老挝和柬埔寨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了基本一致,柬埔寨又与美国扶植的越南南部政权频繁发生摩擦,并且意识到美国开始接替法国插手地区安全事务,特别是在战略上支持越南南部,柬埔寨最终拒绝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此举意味着在挑选安全合作的大国时,美国因为能够抑制越南北部而被柬埔寨纳入考虑范围,又因为鼓励越南南部的扩张计划而被排除在外。

   在放弃与美国建立特殊安全关系的同时,柬埔寨将目光转向另一个次地区外的大国,即中国。日内瓦会议后,西哈努克亲王开始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两国于1958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60年12月,柬埔寨和中国签订《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柬埔寨获得了中国不干涉其领土主权的郑重承诺。与此同时,中柬还签订了经济技术援助议定,中国将据此向柬埔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为中柬两国“特殊关系”的形成时期。(42)

   中柬“特殊关系”在帮助柬埔寨抵御邻国威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改变了中南半岛的战略环境。(43)柬埔寨的另一强大邻国泰国对越南的扩张极为不安。入侵柬埔寨的越南军队甚至与泰国发生了边境冲突,泰越矛盾也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柬埔寨在次地区秩序失衡的情况下更加无力自保。在越南侵略开始后,柬埔寨就迅速密切了与中国的安全关系。柬埔寨三个主要党派在反抗越南扶植的“高棉共和国”过程中都曾接受过中国提供的援助。这一时期,中国还与美国展开合作在国际上孤立越南。(44)越南撤出柬埔寨和联合国介入解决柬埔寨问题使得次地区安全秩序趋于稳定,泰国对越南觊觎中南半岛主导权的担心也随之缓解。柬埔寨恢复了作为泰越缓冲国的相对独立地位。(45)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对柬埔寨的影响力日渐增大。尽管如此,在柬埔寨的对外关系中,泰越依然是其重要的外交战略考量。(46)柬埔寨国家安全的一个隐患是柬泰边界问题。2003年泰柬关系就曾因泰国国内关于吴哥窟归属的言论降至冰点,两国民众之间也愤怒相向,泰国甚至因此召回了驻柬埔寨大使。(47)时任泰国总理他信甚至指示皇家空军进入备战状态,以准备对柬埔寨实施报复性打击。在中国政府的斡旋下,泰柬关系才逐渐恢复。(48)2008年至2011年,泰柬在柏威夏古寺附近的边境地区爆发了数次冲突。(49)尽管此前的泰柬冲突在中国或东盟的调解下有所缓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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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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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17 (11) :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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