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1: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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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苏联在二战后支持伊朗北部的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的独立运动,以获得其在伊朗和波斯湾石油通道的战略利益;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普什图人的族群运动的支持,无不体现其与苏联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争夺;近期围绕着克里米亚的西欧和俄罗斯之间的争夺,引发了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间的冲突。

   再次,大国在意识形态、文化上的竞争也会诱发族群冲突。冷战时期,东西方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加剧了美苏及其盟友在国际市场、资源和地缘上的争夺,这种争夺在客观上促使它们支持各种持不同意识形态的族群运动,以达到巩固阵营的目的。(74)

  

三、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的实证分析


   时至今日,历史上国际秩序实现了三次变革,前两次都有大规模的战争相伴,因此这里便不再赘述。本文将重点放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变革与族群冲突的关系上。决定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和苏联,因此文章就以美苏之间的实力变化,来分析国际秩序变革是如何影响族群冲突的。

   (一)二战后族群冲突的总趋势

   本文虽将族群冲突界定为两个或以上的族群之间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边界问题而导致的争端,但为了数据分析的可行性,在以下的分析中将族群冲突的定义范围缩小为军事冲突。只要这种军事冲突有族群诉求(消除歧视、族群平等)、追求族群目标(族群自决、独立或分离),或者以族群之名进行的叛乱,都将其视为族群冲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PRIO)的军事冲突数据库(PRIO Armed Conflict Database)将标准降低为25人。不过在这些数据库里面,并没有明确族群冲突,为了进一步收集到准确的数据,本文通过以下方式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筛选:(1)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的数据库中关于每个冲突的简单描述;(2)根据危险中的少数族裔(Minorities at Risk)中关于世界上二百多个族群进行的深度描述;(3)根据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中关于每个族群的描述。根据筛选后的数据,二战结束至2015年总的族群冲突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族群冲突:1945-2015年

   资料来源:美国系统和平中心,http://www.systemicpeace.org/;危险中的少数族裔,http://www.mar.umd.edu/;国际危机组织,https://www.crisisgroup.org/;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http://ucdp.uu.se/#actor/135。

   从图1可知,二战后族群冲突有三个峰值,即1965年的7起、1991年的11起和2011年的7起。亦可将其分为三个时间段,即1963-1967年、1989-1993年和2009-2011年三个时间段。在这三个时间段里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实力变化较大,1963-1967年间,美苏之间的实力变化较为明显,苏联实力大增,几乎与美国平衡,致使苏联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权。以国民收入为例,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只占美国的31%,1965年达到65%;从军事常规力量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与美国相比苏联处于劣势。虽然苏联陆军数量方面与美国大致相当,但武器装备远不如美国,海军也落后较多。经过1962-1972年期间的迅速发展,70年代,苏联在常规力量方面大致与美国均衡。从战略力量来看,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美国占绝对优势,从1963年到1973年,苏联战略力量发展迅速,双方开始形成均衡,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75)在1989-1993年的时间段里面,苏联解体,国际社会的权力转移到美国。一方面,苏联解体造成加盟共和国内的族群冲突,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拉脱维亚等的族群冲突;另一方面,苏联在其他国家控制力的消失,造成的权力真空以及美国的介入,诱发或加剧了这些国家的族群冲突。

   由此可知,以权力转移为核心变量的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成正相关。下面便以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族群冲突为例分析大国竞争与族群冲突的关系。

   (二)大国竞争与族群冲突:以1961-1991年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的冲突为例

   库尔德人将伊朗西北部、伊拉克东北部、土耳其的东南部和叙利亚的东北部的地区称之为库尔德斯坦地区,(76)共有409 650平方公里,其中约有194 400平方公里在土耳其,124 950平方公里在伊朗,72 000平方公里在伊拉克,剩下的18 300平方公里在叙利亚。(77)该地区大约有2 200万人,其中约1 100万人在土耳其,600万人在伊朗,400万人在伊拉克,100万人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操库尔德语,但各国的库尔德语也有所不同,如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库尔德语,而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库尔德语。绝大多数的库尔德人是逊尼教派中的沙斐仪派(Shafi'i),部分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信奉什叶派,极少的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

   公元16世纪时,库尔德斯坦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分裂,库尔德斯坦被英国和法国占领,此后,库尔德人展开了长达2个世纪的族裔民族主义运动。(78)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运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成型于1939年伊拉克-库尔德人希望党(Iraqui-Kurdish party Hiwa),代表着伊拉克库尔德人中的农民,成立于1945年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the Democratic Party of Kurdistan-Iraq)代表着市民。这两个组织由于领导者的不同在反对伊拉克的战斗中,无法形成合作。然而国际势力支持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统治和库尔德人要求自治的运动,形成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族裔族群主义运动,共可分为1961-1975年的库尔德人与伊拉克政府的冲突、1980-1988年的伊朗-伊拉克战争中的库尔德人运动以及在海湾战争中的运动。

   20世纪50年代,库尔德民主党希望在整个库尔德斯坦地区建立库尔德人民共和国,但是很快发现这一目标并不具备基础,于是转而希望区域自治,这一点得到了包括伊拉克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左翼政党的支持。在1958年伊拉克王权政府倒台后,库尔德民主党曾一度得到政府的承认。1960年,库尔德民主党希望伊拉克进行议会自由选举和库尔德斯坦的自治,但要求并没有得到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 al-Karim Qasim)政府的回应,于是便爆发了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政府的武装冲突。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库尔德人得到了伊朗大量的军事和资金支持(79),伊拉克政府得到了苏联的少量支持。1970年,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武装签署了协议,给予库尔德人在语言使用、自治政府、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自治权。(80)

   然而伊拉克政府通过与苏联建立友好条约,巩固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伊拉克政府并没有实施所签订的协议。因此在1972年库尔德民兵组织和库尔德民主党武装组织,在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llah Mustafa Barzani)的领导下,对伊拉克政府进行了武装斗争。这一时期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得到了伊朗、美国和叙利亚政府的支持,同时得到伊朗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支持。(81)伊拉克政府军得到苏联的军事支持。(82)1975年,库尔德武装被击垮。1975年3月,伊朗国王和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阿尔及尔签订了《阿尔及尔条约》,条约中有一条规定双方应立即终止一切对对方的破坏行为。因此伊朗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切断了对库尔德武装的一切支持,致使2万多库尔德人在伊拉克政府军的攻击下丧生。(83)之后库尔德武装组织分裂为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和库尔德民主党,直到1986年两个组织再度走向统一,并于1988年成立了库尔德斯坦阵线组织(Kurdistan Front)。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在美国支持下,再次武装反对伊拉克萨达姆政府,但很快便被镇压下去,结果造成约二百万的库尔德难民流入伊朗和土耳其。

   从1961-1975年伊拉克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的族群冲突中,我们可以窥测出大国间的较量对于族群冲突的影响。首先,1970年的停火协议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大国角逐的结果。美国唆使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主要是伊拉克与苏联间的两个事件让美国感到不安。第一是苏联和伊拉克签订了15年友好合作条约(fifteen-year Treaty of Friendship),伊拉克答应苏联,以其海港使用权换取苏联的军事武器。(84)第二个是伊朗于1972年占据了阿拉伯河(Shatt-al-Arab)航道几个有争议岛屿,而其又是伊拉克和伊朗通往波斯湾的必经之地。(85)因此为了减弱伊拉克对伊朗此行为的军事行动,伊朗国王和其盟友美国遂支持库尔德人武装斗争。

   在此案例中,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获得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除了确保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外,还努力减少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削弱伊拉克支持其阿拉伯联盟国家的能力,通过伊朗核问题和伊拉克的边界争端来制衡两个海湾地区大国,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其中充斥着大国对于海湾地区地缘战略的争夺,大国对国际资源——石油的争夺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而该地区复杂的族群、宗教矛盾便成为它们利用的工具,加之库尔德人自身的诉求,两者一拍即合,最终酿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族群冲突。

  

四、结论


   族性安全是每一个族群的基本诉求,然而在族群、国内和国际的三种博弈中,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多数族群中并没有实现。因为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不足以及国际势力的鼓动和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族群间冲突不断。

   从构成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权力在大国间的转移入手,文章从大国实力的下降和大国间竞争两个方面阐述了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间的关系。大国实力的下降可从两个方面给族群冲突带来影响:一是随着大国实力的下降,国内各族群为了争取利益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二是大国在国际范围内收缩其控制范围,由此出现的权力真空,会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大国间的竞争也会给族群冲突带来挑战,文章从大国间的经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三个方面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其间主要引用了冷战时期美苏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给族性带来的冲突案例。

为了进一步地阐述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间的关系,本文采用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数据库、战争相关性数据库、失败国家数据库、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的数据库、危险中的少数族群数据库以及国际危机组织的数据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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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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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 2017 , 3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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