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1: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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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国际社会对军火交易的管控程度也会影响族群冲突,如约翰·西林(John Silin)和弗雷德里克·皮尔森(Frederic Pearson)在探讨武器与族群冲突强度的关系时,发现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和泰米尔猛虎组织间存在着军备竞赛,即外部武器的获得会加剧族群冲突的强度。(42)第四,族群冲突的外溢效应会引发其他地区的族群效仿,如奥莱丽亚·坎帕(Aurelie Campa)和让-弗朗·拉特尔(Jean-Francois Ratelle)在研究车臣的族群冲突是如何传播到俄罗斯联邦的达吉斯坦和印古什共和国时,发现境外车臣的族群冲突只是一个诱因,而更多的是这两个地区的族群对于车臣族群冲突的学习和效仿。(43)

   当然,关于族群冲突的解释并非止于以上分析,此外还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于族群竞争的影响(44),生态社会学中关于族群对于稀缺生态环境资源的竞争(45),文化主义中关于多元文化冲突的解释(46),世界体系论的“中心-次/半边缘-边缘”在族群结构中的应用(47)以及族群边界学说(48),等等。

   通过对以上族群冲突的梳理可见,目前学界对于国际秩序与族群冲突的关注不多,虽然也有学者在“全球化与族群冲突”(49)、“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与族群冲突治理”(50)和“族群冲突与国际社会”(51)等方面有所建树,但对于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间关系的研究仍不多见。

   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的变革往往充满暴力,那么这种转型对于族群冲突有无影响、如何影响呢?

  

二、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


   有无国际秩序?美国学派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国际社会的实质是无政府状态。这也是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分析的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社会确实不存在像国家内部秩序这样的国际秩序。然而,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假设是备受质疑的,如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认为国际社会是一种国内和国际政治的混合状态(52),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人们建构的状态。(53)故虽不存在世界政府,但并不代表国际社会无秩序。

   那么何谓国际秩序呢?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以及世界秩序是否等同?对此国内学界尚无共识,在通常情况下,国际政治学界有一种混用,至少是不严格区分“秩序”和“体系”概念的倾向(54),常常将“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混用。(55)英国学派对国际秩序的认识较为一致,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认为国际秩序是一种约束暴力冲突,保证成员国独立自主的符合道义的规则(56);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普遍存在认同的制度,它规范国家间的活动,能使成员国意识到共存与合作是符合长久利益的,共同安全是可能的(57);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国际秩序是追求国际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目标的国际行为格局(58);文森特(R.J.Vincent)认为国际秩序是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交往所呈现出的一种和谐、有序的格局。(59)在美国学派那里,理想主义把集体安全视为国际秩序的内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实力结构和均势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制度主义倡导以国际制度、规范来塑造国际秩序,建构主义重视国家价值观念、身份、文化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60)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一套被各国接受的规则”和“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是国际秩序的主要内容(61);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国际秩序是指导国家间互动的稳定的规则和安排”。(62)

   虽然国内外学界对于国际秩序概念的认知各有偏重,基于其共同观念,本文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国际行为体在一段时间内,依照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位置,按照普遍原则、规范来处理彼此间关系的格局。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主要行为体的实力格局、政治经济结构、管理机制;二是行为体的目标、行为规则、保障机制;三是主要大国的核心观念、利益分配;四是原则、规范、目标、手段、运行机制、整体态势。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国间的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63),因为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几乎总是为大国服务,是特定强权国家间政治游戏的规则。(64)

   大国间权力分配的稳定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前提。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决定着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增长的差异性,因此国际权势的转移便成为国际秩序变动的起点。在整个国际社会发展史中,人类共经历了从古典城邦秩序→帝国秩序→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维也纳秩序→凡尔赛秩序→雅尔塔秩序这样一种发展历程。其中每一次国际秩序的转变都与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相关。

   古典城邦秩序主张“人神分治”,帝国秩序以“人神共治”为标志,但它们两者只是古代历史某一地区的秩序,也从未达到国际的范围。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主权平等的国际秩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随着拿破仑战败,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主宰形成了维也纳秩序。维也纳秩序确立了以大国协调来避免战争的机制。随后德国通过统一实现崛起,打破了欧洲大陆均势,最终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实现了权力结构的重组,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了以国际联盟为核心的国际协调机制。然而由于权力划分的不均衡,为日后埋下隐患,随着德国的重新崛起和德、日、意三大轴心同盟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最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各大国以各自实力原则,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确立了雅尔塔秩序。政治上,以国家主权平等、民族自决等为原则;经济上,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机构。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美、苏之间关于国际秩序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形成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格局,这期间随着美、苏两大国之间实力的起伏,国际秩序在因果信念上的认识也随之摇摆左右。苏联解体后,国际社会掀起了“历史终结”的言论,美国以“胡萝卜、大棒和话语”等手段,宣扬其普世价值,企图塑造霸权秩序。然而随着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集团经济的崛起和西方经济危机后的整体衰弱,国际秩序迎来了变革的关键期。

   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的每一次变革都与战争相伴,正如权力转移理论学者们所述“‘新来者’挑战‘现有领导者’从而导致‘权力从一群国家向另一群国家的转移’,进而引起国际秩序变革”,权力的转移总是难逃“修昔底德陷阱”。(65)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曾指出霸权衰落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场霸权战争的结束是另一次的成长、扩张、直至最终衰落周期的开端。不平衡发展规律继续重新分配权力,从而破坏了一次霸权争斗建立起来的现状。不平衡代替平衡,世界走向新一轮的霸权冲突。(66)不过随着“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和“科技创新制胜”机制的作用(67),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性大大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的冲突不会发生,而这些小的冲突多是沿着族群方向进行的。据统计,2015年在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全世界有118 788人,而在族群冲突中丧生的人数为97 766人。(68)

   国际秩序变革始于国际社会权力在大国间的转移,意味着大国间竞争的加剧。大国权力在一个地区/国家的减弱,会导致该地区或国家内族群竞争的加剧;大国之间在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和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会促进族群间的竞争,影响族群冲突,导致族群冲突增多,具体分析如下:

   (一)大国实力下降导致族群冲突

   首先,大国实力下降会加剧国内族群竞争。当今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20个国家由单一族群构成,多数是多族群国家,族群问题仍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政府基于国家能力通过认同管理、政策治理等手段,保持着多族群国家的统一。大国实力的下降,同时也标志其国家能力的减弱,而缺乏必要能力治辖下的族群问题便会浮出水面。换句话说,失去了国家这个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者,各族群会重回丛林法则,族群精英为获得更多的利益,会对族群进行政治动员,而族群中的个人通过理性分析,也会发现在冲突中有利可图,两者一拍即合,精英们出钱,普通民众出人,这便是密尔顿·伊斯曼(Milton J.Esman)在《族群政治》中对族群动员理论的阐释。(69)在这一点上,苏联解体便是极好的佐证。随着20世纪80年代苏联因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致使其国家能力下降,其辖内的各族群国便纷纷寻求族群自决,这成为肢解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大国实力的下降会引起其势力控制范围内国家的族群冲突。虽然我们都倡导,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中,各个国家都是主权平等的独立行为体,但在国际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等级,即一些国家会让渡主权,成为大国一定意义上的附属国,以图获得大国的保护。(70)因此当大国实力下降,在其国家内的影响力减弱,那么其国内便会出现一定的权力真空,会给争夺权力的各个族群提供契机。如在二战之前很多欧洲国家在殖民地国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旦其力量撤出,其他族群往往会反对由殖民国家扶植的族群。

   (二)大国间的竞争导致族群冲突

   二战之后,大国之间由于毁灭性核武器、相互依赖和科技制胜等原因,大规模的直接武装冲突减少,但相互之间的较量从未间断,具体呈现为以第三世界军事结盟、意识形态和物质援助以及直接干预或代理人战争等方式进行。(71)第三世界国家的族群关系往往成为超级大国或地区大国的兴趣点。它们通过鼓动第三世界国家内的族群间冲突,已达到争取盟友,打击对手的目的。

   权力在大国间的转移是国际秩序转型的起点,权力的转移是在大国间的竞争中产生的。大国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军事上的竞争会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引发族群冲突。

   首先,在经济上的竞争加剧了族群间的冲突。经济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资源、市场、资金,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内的竞争,会引起族群间收入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72)国际经济竞争影响族群冲突的历史可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殖民者通过与殖民地的族群联盟来达到攫取资源,输出商品的目的,如欧洲殖民者在18世纪与北美印第安人的联盟、19世纪在非洲与班图人的合作、20世纪与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的合作等,无不是欧洲列强与当地族群进行合作的例子。然而这种联合促进了族群之间的分化,一方面,与欧洲列强合作的族群可通过接触欧洲先进技术和商品,获得一种类似于买办性质的经济优势,造成族群间收入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欧洲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也促使它们找寻不同的合作者,同样也会造成族群间的冲突,例如,发生于18世纪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易洛魁族和乔克托族间的冲突。二战结束后,独立后的国家的去殖民化运动,也导致了族群冲突,大国国际经济的竞争依然影响着族群关系,如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支持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的族群分离运动。国际的军火贸易是国际经济和军事竞争的结合,二战后,苏联和美国围绕着争夺盟友展开斗争,通过武装反对国家的族群来破坏敌对国家的稳定和主权。这样既可以促进它们军火工业的发展,也可以实现相互之间的军事平衡。如1975-1987年的玻利萨里奥阵线与摩洛哥的战争和1974-1991年的厄立特里亚反抗埃塞俄比亚的冲突,均有美苏的军事贸易。(73)

其次,大国在政治上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会引发族群冲突。在历史上此种例子比比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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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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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 2017 , 3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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