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俊丹: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0: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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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俊丹  
如偿还旧债、购买衣物、置办婚娶或装殓;而那些更有能力从事经营性生产的小地主或中产农民,则能从联合信用中获得扩大经营的资本,要么改碱土为稻田以尽地利,要么通过开办合作商店以节省消费成本赚取微利。(17)

   如果说信用合作社突破家户单位而塑造村内团结,那么以它为基础成立于1934年的合作联合社则为了实现区域内村落之间的联结,并扩大信用合作社和合作商店在信贷、购销方面的功能。首先从信贷来看,信用合作社只能从华洋义赈会或燕大众筹资金中获得小额贷款,而合联社则试图以更广泛的信用基础获取金融机关的贷款支持;其次,合联会通过统购运销帮助农民开拓市场,争取善价以抵御城镇中间商人(牙行)的侵利。(18)1935年,宛平第一区合作联合社成立后第一年的八至十月,时任试验区主任的王贺宸很快便与中国银行获得接洽取得两千元放款,虽然这个数字远低于试验区原定万元的筹款计划,但也有利推动了宛平合联社的运销事业。此时,合联社借秋收之机,迅速通过全区代表会议决举办农产运销会,设立公共仓库保藏作物,并从新借贷款中支取一千元在十一月初开始营业。“该村合作社社员,委托运销与请求保管者,甚为踊跃”,“数日收集之红白玉米,已达九十余石”,甚有许多非社员亦于收购之日前往运粮(燕京大学新闻学系,1935年第76、66、68号)。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除了用合作社这类一般结社陶练民众的协作能力外,还通过演讲、戏剧、体育以及新闻,实现其作为研究部门对地方社会的启蒙——传播公民观念从而改善风俗民情并激发社区形成公议舆论。1932年芝加哥学派领袖帕克受许仕廉之邀出任燕大社会学系客座讲席教授,就在当年十一月底,清河试验区受帕克之鼓励,与宛平县五区教育会和燕大新闻学系共同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出版名为《清河旬刊》(以下简称《旬刊》)的地方报纸。(19)这份报纸是在之前《清河月刊》基础上进行的改版,明确了地方新闻和报纸的功能在于改良舆论、提振地方责任精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37-38)。

   这份地方小报的办刊宗旨特别反映了帕克提出的以舆论和宣传来实现对次级社会的社会控制,它是初级社区中通过个人交往和街谈巷议等中介而起到的一种道德舆论功能的扩展。报纸不仅超越了个体叙事,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风尚、民情和生活做了客观的描述,因此作为“社区的日志”,它不但帮助每个人熟悉地方事务,也提醒他关心他的邻人。正因如此,报纸是“建造民主的基本原料”(帕克,2016:98-99)。可以说,帕克的鼓舞使燕大的学者们更明确地体认到报纸对于民主制度的不可或缺,报纸不仅在同一时间将思想灌注于无数民众的脑海,同时也向他们传达执行共同计划的办法,报纸由此成为结社的有效工具,并超越距离的阻隔把每个公民纳入到共同体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中。

   这一点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旬刊》的内容布局以及那些专栏作者的写作用意。从1935年到1937年间的《旬刊》内容可见,虽然几经调整,但其一直维持四个版面:第一版是即时地方新闻,报道一旬之内试验区内发生的大事小情,大到试验区各类事业推广,区县政府政策措施、治安稽盗等,小到本地百姓寻常的农耕劳作、节庆礼仪,以及纠纷、火灾等造成地方矛盾或损失的突发性事件;第二版是科学常识副刊,多为试验区的执行干事根据节气时令而撰写的关涉医药营养、婴幼儿护理、日常清洁、流行病防疫、农产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介绍;第三版为文艺副刊,用白话文,特别是通俗话本所讲述的历史文化掌故,来形象阐释公民道德、家庭道德等新观念;第四版则是时下发生的国内国际政治要闻。从采编和发行方式来看,《旬刊》由试验区干事负责到各村探访新闻、搜集稿件,然后由燕大新闻学系学生编辑、校对,两系分摊经费,后以报费充作基金。每期由燕大印刷所代印三百份,同时也借用新闻系所办的《燕京报》的版面搭载发行;1932年十二月开始发行时免费取阅,自第五期起收费,每份铜元二枚。除试验区机关自留二十份外,其余送至各村公所和村小学,并张贴于各村大街壁。后因节省经费起见,取消张贴《旬刊》于街壁,改为《清河壁报》,张挂黑板,粉笔书写,于每日上午九时登出新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38)。

   这份地方小报成为了试验区机关和地方人士发声的喉舌。《旬刊》通常会在每期第一版报底开辟一个名为“小评论”的专栏,这个匿名专栏用通俗白话,针对一旬内的大事小情,特别是一些突发性地方事件发表简洁明快的社论,内容多涉及生活习惯劝诫、鼓舞地方公益、动员试验区事业、配合地方政府推广政策等。此外,试验区在各期合作社运动、良种革新、图书阅报室建立、讲会或训练班开课等活动都会配合《旬刊》的宣传;在重大国事或纪念日,评论专栏也会与时俱进,提振爱国和公民思想。

   《旬刊》组稿和发行也是试验区外来知识分子增强与本地社区和人士互动,并以此嵌入、影响地方社会生活的过程。这一互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根据农村节气时令调整发行时间,每年在麦秋后停刊一个月,以待农闲之时复刊,调剂农村的生活,充实农人的耳闻;第二,动员村学中的师生,特别是小学生担当投稿人和读报人,通过这些识字的小先生习染他们文盲的父母和邻人们的耳目;第三,编辑部鼓励读者来信提问,将人生问题、科学知识,无论个人困惑还是社会议题一并拿出来议论,形成社区内有关公共话题的“讨论的场所”(燕京大学新闻系,1935年第67号、1936)。

   本文从“制度-民情”关系的角度勾勒了早期燕京学派清河试验运动的问题意识,以及围绕这一问题意识而展开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值得说明的是,将清河试验运动置于清末民初政治和社会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理清乡村建设运动诸流派一致面对的社会转型核心问题,并不是要全然否定构成早期燕京学派学术谱系,以及在现实中影响清河试验区建设的那些外来因素,也就是这批学者共享的那一源于20世纪早期美国社会科学语境,以及带有殖民体系扩张色彩的社会福音运动。相反,这一研究意在提醒我们,究竟是哪些内生性结构要素促成了这些外来条件内化为一套独特的知识传统。换言之,20世纪初全球化话语所呈现的知识和权力支配,若不置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机制——凝结在知识阶层自我意识和民情历史经验的自我表达之中——我们将无从理解其在地化运动的动力基础。在这一转化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国家和知识阶层在确定社会边界和自我任务时,在观念和行动上保持了一致;另一方面,知识阶层在容受制度和文化资源时,不仅创生出一套新的知识传统,也有意识地在地方社会中保留了治理空间。(20)

   对于如何理解这一知识治理的本质,本文也尝试做出了不同于技术治理概念的解释。以往对20世纪前后形成的发展理论的反思认为,发展理论“催生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社会生活看作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可被托付给发展专家来进行理性决策和管理的问题”,不仅如此,随着国家理性化和知识标准化的推进,发展话语实质上成为一套社会控制知识,且是官僚化行动必要的技术手段(埃斯科瓦尔,2011:58-59)。对于早期燕京学派社会理论的检讨说明,它借助于早期美国社会心理学以及中国传统乡治思想所表达的主旨,恰恰不适用于上述框架。清河试验区的社会组织化运动呈现了围绕“人格-家庭-社区”三个层面形成了新型的地方教化系统,蕴含在信用合作社中的救恤功能,以及讲会、新闻中的风教精神,又意味着杨开道所推崇的那种以“乡约”德化为主导,以社仓、社学相配合的乡治组织形态的变体。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系列为应对现代国家理性化而进行的技术知识生产,毋宁将其界定为围绕现代公民精神而形成的风教系统更为准确,换言之,这不是包装成为道德力量的技术理性化,而是用科学和技术来建构现代社会道德之确当性自身。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治理不等同于知识权力的支配,而是基于新民德的人心和社会风习教育。

   最后需要简要说明的是,本文也涉及如何理解构成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传统的区域理论和社区工作方法的性质。与以往研究侧重在方法论内涵上有意将早期燕京学派的社会理论独立出来的做法不同的是,(21)本文借助“制度-民情”分析框架对早期燕京学派的爬梳意在说明,一方面燕京学派对中国城乡关系,特别是“市镇”问题的关注一脉相承,但与后期魁阁学社不同的是,早期燕京学派发展出了构成中国社会学传统的另一重要脉络,即基于区域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行政和社会政策学说;我们看到,围绕宪政国家及其所承担的福利功能命题,早期学者将区域的界定、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地方自治视为一总体问题加以处理而非陷于琐细的方法和技术化的窠臼。

   ①②许仕廉:《社会生活的心理基础》,《社会学界》1930年第4卷。

   ③许仕廉:《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度报告》,《社会学界》1930年第4卷。

   ④具体言之,清河市镇作为粮食集散地勾连起其北部的乡村区域和南部的城郊区域;就人口构成来看,虽然家庭人口之88.4%系宛平本地人,但商业人口却以外省的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61.4%系河北省其他各县之人,6.1%系别省人”);此外,小家庭规模结构占主体,“每家人口依经济关系计算是4.9口,依生理关系,即婚姻及血统关系计算,是4.8口”,且“最普通的世系数目为一代半,即夫妇与未婚的子女同居,约占40%”,“所以通常想中国家庭包含有数代,及最长之男子绝对管理家务权之观念,于清河则不然”;最后更重要的是,除商店这类商业组织外,也形成了其他联合性经济组织,如青苗会、商会和农民协会(许仕廉,2009:2、3-4、6)。

   ⑤参见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

   ⑥许仕廉:《中国乡村建设之最低工作单位讨论》,《申报月刊》1933年第2卷第12号。

   ⑦许仕廉:《清河镇社会实验工作——十一月十七日在欢迎江西政府国内农村事业考察团席上讲》,《村治》1933年第3卷第2/3期。

   ⑧⑨(11)杨开道:《农村问题》,世界书局,1930年,第38、7-8页。

   ⑩杨开道:《农村组织》,世界书局,1930年,第47-48页。

   (12)(13)杨开道:《农村自治》,世界书局,1930年。

   (14)(15)(17)(17)(18)杨骏昌:《清河合作》,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35年。

   (19)帕克于1932年秋季学期在燕大社会学系开设了“集合行为”一课,并与许仕廉共同编纂了《社会学系理论大纲》,选编了奥本海默、库利等人的作品,以为讲义之用,参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度报告》,《社会学界》1930年第4卷;关于《清河旬刊》1932年改版事宜,参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37。

   (20)有关这一解释视角亦可参见杜丽红对近代北京公共卫生体系的研究。杜(2015:360-363)从近代国家治理角色转化出发,指出了在围绕公共卫生治理问题时,近代中国形成的新的“国家-社会”边界。

   (21)比如齐钊曾细致考证了以赵承信为代表的早期社区理论与吴文藻之间的差异,并指出了燕京学派侧重社区、区域和历史研究的特点。参见齐钊《社区、区域、历史:理解中国的三种进路——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传统与研究特色的再分析》,《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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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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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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