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俊丹: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0: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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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俊丹  
且区域、人口和社会组织之间必须形成恰切的匹配关系才能实现国家整体稳定和繁荣。⑤因此,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改造,要围绕“区域”系统——一定人口团体在一定生产方式之下形成的自然社会经济区域——为基本单位,而不是行政区划。⑥由此不难理解,清河试验区之所以破除行政单位对清河镇的分割,并将其周边四十村纳入,恰在于从“经济的社会的关系”角度看,清河为一个独立的区域系统,其内部不仅自成一生产和交换体系,且有一致的道德风俗(王贺宸,1936)。

   第三,“区域”单位研究还意味着从总体社会视角考察中国社会结构,探究结构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和系统配合。为此,许仕廉反对以单一社会结构要素为中心来改造中国农村社会,“单是农法改良,或单是精神陶练,或单是医院建设,或单是合作社之成立”,都违背了“乡村社会系一复式整体”的原则,因为区域内的文化方式,也就是各个制度和功能要素间的相互配合、变化,牵动着整体社会变迁的趋势(许仕廉,1934年第3卷第1号)。

   第四,“区域”建设的实验,其目的在于以文化调适来解决总体社会危机,突破“情群”的初级社会道德和制度安排,使中国人适应理性化的制度习惯,职业性的组织精神,改良其非科学的侈靡的陋俗。⑦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社会结构重组对宪政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在许氏看来,整个宪政体制中,由人民在基层政治中组织起来的地方法团,特别是职业团体——由知识分子、职业精英和地方宿老引领——构成制衡官僚行政和代议政党的政治权力的重要维度(许仕廉,1927)。

   由此不难看出,早期燕京学派的“区域”研究目的,在于用全面的社会治理,实现整体社会组织、民仪风化乃至不同于政党政治路线的宪政体制的再造(许仕廉,1934年第3卷第2号;张鸿钧,1934)。除了用“区域”单位来辨识并界定中国的“社会”边界之外,早期燕京学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这一社会治理的基层组织化原则。

   (三)“区域”建设的历史基础和组织革新

   作为许仕廉的朋友和继任者,杨开道也认同农村社会组织化是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基层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径。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欧美农村发展史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在解决土地占有问题后,为传统农村种植和手工业发展制造了新问题,即农业发展如何对抗工商业资本权力腐蚀;⑧这也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构成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如何协调农村与自然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成为乡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受乃师霍索恩(H.B.Hawthorn)“农村社会化”思想的影响,杨氏提出,为应对城市工商业对农村中资本和劳动力的榨取,农村社会要通过一套组织化方式,来调整其传统习俗、成训和制度与现代社会对立的紧张关系;同时,农村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应与统一国家政治权力协调一致,这也是宪政体制中有关地方自治权范围必须要考量的。⑨杨氏对中国乡约制度的社会史研究,意图在澄清中国传统政治逻辑基础上,揭示农村社会组织化中“政不害教”的基本原则;事业组织作为专家治理的空间,是乡约所代表的士绅教化的现代表达。

   杨氏对乡约制度演进的分析,指出了蕴含在中国传统地方社会中重要的政治逻辑:士人所代表的教化权力必须与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权力并行不悖,吏治不能僭越德化成为地方政治的主导逻辑,它要为地方围绕绅权而形成共同利害、一致的道德标准和互助倚赖的共同体生活留出空间。正是在此意义上,杨开道十分推崇陆桴亭对乡甲约和乡保制做出的修改而发展出的“治乡三约”,因为它将乡约与社学所代表的教化精神置于乡治中心,以保甲、社仓作为组织配合,从而形成完备的村治制度框架(杨开道,2015:174-175)。“政不害教”的建制原则被杨氏贯通到他对现代农村社区组织改造的构想之中:农村自治组织和事业组织各自作为政治权力和教化权力的代表分立而设,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仍然要承接“儒治”的民本精神,以领导地方事业组织和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来建构宪政的基石。

   在许仕廉提出的“区域”概念基础上,杨开道进一步明确了以“自然社会区域”作为培育农村地方社会公民精神的基本单位,反对山西村政所实施的用“区、村、闾、邻”四级制度对农村自然社会的细碎分割,而提出由“村”、构成商业中心的“乡镇”(Rurban Community)和行政“县”这三级构成自治单位(杨开道,1929)。

   此外,他还将地方社会组织区分为两套系统,其一为宪政政府治下的不完全地方自治,另一套则是由地方领袖引导下民众自觉联合的一般结社,后者享有上级行政权支配以外的对地方社会最高治权,充分享有地方性自由。⑩从第一个系统来看,自治主要承担行政功能、调解村事纠纷的司法职能和行使监察权;就组织方式来说则侧重代议原则,自治组织由村民大会和聘任村委员组成的行政机构共同构成。村民全体大会一方面定期决议规约,另一方面则通过选举村议员组织村议会,根据共同规约决议村事;行政机构则由闾邻长组织的提名委员会推举地方名宿领衔负责日常公务。

   从第二个系统来看,一般村民需要具备行使选举权和察举权的公民意识,要在富有公德精神的一般结社组织中得到锻炼,而针对农村日常生活需求联合成立的事业组织成为公民教育的载体。事业组织的目的在于,用分工的专门化组织来分担原来由家族组织承担的复合功能,将个体性从家族对其排斥中解放出来,使个人敞开思想和胸怀,发挥才智,履行地方责任。(11)

   为保证地方性自由,杨开道提出以政教分离的原则来处理自治组织和事业组织之间的关系,自治系统内的行政机构对地方事务不能越俎代庖。(12)具体来说,自治机关主要负责涉及地方安全的事务,如治安、户口调查和管理、公共流行病防疫、荒政等,对公民教育、经济事业、疾病预防、改良民仪风俗等事务,只可提倡督导却不得干预具体实施,将之交由专门性的结社团体来负责。(13)

   可见,在杨开道这里,事业组织保留了传统“儒治”的教化空间,就这一教化精神的具体含义而言,则为培育支撑民主政治的新民德;作为现代教化的担纲者,冥顽不化的旧士绅已经彻底令人失望,乡村仍然需要依靠它所产出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为地方知识精英天然所具备的“桑梓之情”才是组织地方社会的情感基础;但青年地方领袖必须以新的方式被训练,才可将其抽象知识转化为能够激发民智汇聚民气的践行力(杨开道,1931:71-72、84)。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提供的社会科学化教育成为制造农村领袖的工厂,“大学”与地方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大学”与“社区”:知识治理的组织和实践


   1926年,许仕廉发表题为《燕大社会学系教育方针商榷》的演讲,提出社会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社会观念,地方精神和国家思想”,以“历史法”和“分析法”作为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社会研究方法,以此推进社会事业服务的民情认识基础(许仕廉,1926)。在这一办学方针基础上,燕大社会学系自1931年起一方面逐步调整课程培养体系,一方面则在许仕廉提出的“设立试验社会”倡议基础上,积极推行现实社会改良实践,清河试验区的成立和组织活动就此应运而生。

   下面对清河试验区组织架构及其所推动的地方社会组织化实践的分析,意在揭示早期燕京学派如何将农村社会组织改造的构想贯彻到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改良中去。我们将看到,试验区这一由专家和本地知识分子共同构成的知识共同体,创生出一系列新型地方社会组织,他们不仅以“合作社”的组织形式重组地方社会,且通过“新闻报纸”代替街谈巷议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所起到的道德规训作用,来发挥它对流动性现代社区生活的教化功能。

   1931年至1932年,燕京大学成立清河实验区,设执行委员会作为其直属的地方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下又分设四个事业股,由社会学系选派师生充任各事业股负责人。试验区的组织领导机构属燕大社会学系,且后者选派师生充任执行委员会。从1933年清河试验区工作人名录来看,燕大社会学系学生牛鼐鄂、吴榆珍、张折桂分别担任经济股、社会股和研究股股长,卫生股则由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朱邦仁担任;这些年轻的外来专家与作为助理的本地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负责各部事业推广和指导工作。本地青年知识分子均来自试验区所属的河北宛平、昌平和北平市三个地区,教育背景大致为技术专科学校毕业生、医院或区属卫生事务所训练班学生,本地乡村小学毕业生,以及试验区开设的训练班学生,这些人员占到机构总人数的66.7%,值得一提的是试验区主任张鸿钧本人,他也是本地人士,籍贯是河北宛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7-8)。除执行委员会外,试验区附设各技术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作为事业咨询单位;如1936年之前试验区曾聘请过协和医学院的杨瑞崇和兰安生等负责助产和公共卫生防疫,燕大家政系的陈意、龚兰珍,经济系的戴乐仁(J.B.Tayler),生物系的胡经甫等也曾对区内的家政合作、农作物病虫害等项工作予以指导(王贺宸,1936)。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试验区曾在1931年设立由本地开明士绅组成的董事会,他们大多为本地热心公务的村学教员或儒医等。这个董事会既负有监督区内事业工作的责任,也有议决本地公共事业并提倡与试验区推广合作的功能,同时,董事会也协调区内事务纠纷(燕京大学新闻系,1931)。

   这一由外来技术专家和本地知识领袖共同构成的事业组织,大致从两个方面着手地方社会组织和舆论风气的改造:第一,建立集约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合作社,通过信用借贷、联合生产和统购统销,一方面增进区域内社会交往,联络感情,形成纪律团结,另一方面增强农业经济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竞争力。第二,通过新闻、演讲、戏剧等方式开启民智,引导本地居民投入到改善社区生活条件的运动中。

   首先来看清河试验区合作社的原则和组织运作。清河合作运动第一要义在于区域内形成一致利害关系,务使社员养成“团结有纪律的精神”,因而合作社追求成绩不在盈利和业务大小,而是“‘合作气’的养成”。合作组织的形式也不限于经济生产合作,而是贯彻到所有事业组织建设中。只有农民养成了合作习惯,才能实现一个分工配合的整体社会。合作运动另外一个目的则是对抗高利贷、中间商人的压榨,同商业资本竞争,扭转农村社会破产局面。(14)

   团结和纪律训练特别体现在借贷信用:区内村民以家户为单位自愿入社后,必须遵守由社员全体会议决的公约,以及合作社的监事会、试验区经济股下设的合作指导部和华洋义赈会对借贷款执行情况的监督,出现严重信用违约的会被社员全体会除名出社;在使用和分配借款上,每一与指导部签约的合作社务求公平,内部利益协调一致,避免派系分裂。黄土南店和北店村都曾出现过违背社约的情况,南店一社员因拖欠还款而被全体会议决出社,北店村则因青年社领袖之间的内讧而被试验区指导部私下协调解散重组。(15)这种协约精神以及理性化生活方式的训练,还体现在合作社社员学会养成积累资本的习惯(包括缴纳储金、存款、按比例提取公积金和社员经营的合作农场或商店积累的利润),以及用统一的簿记法记录、审计股份经营收支,避免因赊账而导致信用损失和资金链断裂。(16)

清河试验区以信用合作社作为开展其他形式联社的基本单位,信用社对整个农村经济的重要意义在于保护最大多数的贫农免受高利贷资本的吞食。借贷款用途的去向清晰地表明,中产以下的农民从信用社借贷款中受益良多,因为借助联合信用担保,最穷的人也能够借到贴补家用以及维持日常礼俗生活的最低费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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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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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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