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朝明:实践的紧迫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0: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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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朝明  
症结就在于现代社会的特殊时代特征及其给作为患上了“食欲过旺症之事件消费者”的现代人提供的理想食物即“诸事”的性质上。现代社会以(高)速度逻辑为组织原则,已经在一定意义上预示了现代人必将遭受诸事缠身之苦的现代性后果。因为诸事的意义与价值往往是在细细品味和慢慢沉淀中获得的,而现代社会对(高)速度的崇拜已然扼杀了这种可能性。虽然为越来越多的事奔忙,但被事的洪流裹挟的现代人却难以在其所经历的诸事中体验到价值与意义,现代社会中日日丛生的诸事甚至已经沦为存在性意义阙如的不能承受之重,从而也就难免使被诸事缠身的现代人深受历事体验之苦了。在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与运作机制中,也同样暗含被诸事缠身的现代人必将遭受存在性意义阙如的历事体验戕害。

   就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来讲,齐美尔(2006:1-2)早就有言,“现代人需要不计其数的分工劳作、机器和交通工具,才能把面包弄到餐桌上来。漫长的目标链将生活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技术亦即构筑文明生活的各种手段,疯长为一切努力和价值的根本内容,直至现代人在一切方面都被无数(缺乏终极确定价值的)行动和机构形成的纵横交错网络包围起来……我们的意识被牢牢地束缚在了那些手段上,而赋予我们的全部行动和发展以意义和内容的终极目的,却逐渐退出了我们的心灵视域并最终沉没了”。就运作机制来讲,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不仅要求以官僚制(科层制)形式组建起来的“法人行动者”在公共活动中“‘切事化地’处理事务,也就是根据可计算的规则、‘不问对象是谁’地处理事务”,甚至还要求现代人(自然人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养成“以即事化的目的为取向的就事论事态度”。这里所谓的“不问对象是谁”,不仅是官僚(科层)制,也是“市场”和“所有追求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行动的格言”,而所谓的“可计算性”则要求“在无爱亦无恨原则支配下”“非人性化”地从事务处理乃至日常生活交往中“排除爱、憎等一切纯粹个人的情感因素,以及无法计算的、非理性的情感因素”(韦伯,2004:46-47、133)。

   如果说拉长了“愿望—手段—目的”三段式目标链的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使现代人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重复操劳着被抽象分解了的劳作片断,但却无法知悉劳动整体的意义与价值,进而沦为看似操控者实则却是被操控者的物体系的傀儡”(科西克,1989:49),那么,基于“无爱亦无恨原则”以“切事化地处理事务”,乃至日常交往活动的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化的运作机制,则可以说是加剧甚至促成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吞并”,并最终造成了“作为日常生活之沟通交往实践的物化”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Habermas,1987:318、386)。可见,无论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组织方式,还是运作机制,都在在地促成现代人在操劳的事物那里身不由己,在操持的与他人共在那里无所适从,在根据标准时间安排的行事乃至在生活日程面前慌忙无措,归根结底,就是在操心的在世生存那里茫然失措。由此,作为历事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的何所谓也就展露出来,那就是现代人为诸事奔忙得焦头烂额却还感到空虚,与他人在诸事中打交道却还感到无聊,为寻求存在感往往委身于诸事却在诸事缠身时因为存在感的缺失而感到焦虑不安。俨然沦为被诸事缠身之人的现代人不仅在涌迫、席卷而来的诸事中感受不到存在意义,反而会经受孤独、寂寞、无聊、空虚和焦虑的情感煎熬,甚至沦落到在世无家可归的境地,这可谓现代性情境下被诸事缠身的现代人的历事体验的真实写照。

   由此而来,如果涂尔干(Durkheim,1995:448)所说的只要认识到社会凌驾于个体之上,社会是作用力的体系而不是唯名的存在者,也不是理智的产物,一种解释人类的新方式就成为可能是确实可信的,那么,从前文提到的实践紧迫性自我呈报为诸事,社会是诸事的丛结,实践紧迫性体验是历事体验,但充斥现代社会的存在性意义阙如的诸事却使被诸事缠身的现代人深受历事体验之苦,这样一种解释人类的新方式和理解现代人社会性情甚至现代社会时代精神的新视角或许也应运而生。虽然马克思(1956)早就指出人的本质并非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遗憾的是,所谓社会关系似乎并未得到充分诠释,甚至就连社会关系的总和何以成为或如何决定人的本质也并未得到充分阐述。社会关系诚然涉及多重关系,但至少包含操劳所涉及的人与物的关系和操持所涉及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借操劳与操持现身的实践紧迫性则呈报为“事”。因此,我们或者可以说,人的本质就是所经历的“诸事的总和”,诸事的性质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的本质。如果人的本质是所经历诸事的总和,而现代性情境下日日丛生之诸事又往往是存在性意义阙如的,那我们就不难想见现代人之社会性情,乃至现代社会之时代精神是何种状况了。或许,滋长蔓延于当代社会的暴戾、焦躁、易怒、浮躁、局促和乖张等性情就可谓被诸事缠身之现代人的社会性情,而所有人为了名利同所有人较量,只问结果不问手段是否合情理法的“本事主义”盛行于当代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伯清,2009:63)则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

   其次,实践紧迫性体验也是一种时间体验。既然前文阐明时间急迫性是实践紧迫性的意蕴之一,那么,实践紧迫性体验是一种时间体验也就理所当然了。当然,实践紧迫性体验得以成为时间体验,关键还在于作为实践紧迫性之发生机制的“时间性到时未到”,更具体地说,就是实践往往根据时间被筹划、安排和组织起来,但社会生活却充满有所筹划之事未如期发生,或未筹划之事却意外发生的可能性。作为实践产物的时间是筹划实践的线索,实践紧迫性将自身呈报为诸事,“时间性到时未到”恰恰是呈报为事的实践紧迫性的发生之机,我们可以窥见“时间”与“事”(实践紧迫性)的某种微妙关联,那就是时间(性)中内嵌着事性,事(实践紧迫性)是时间确证、标画和呈报自身的标识。因为“有所寻视的操劳活动根据于时间性,这种操劳活动作为有所操劳的结算、计划,先于有所操心和防患于未然总已在说:这事‘而后’就要发生,那事‘先’就要了结,‘当时’错失之事,‘现在’就应被补上……每一个‘而后’就是‘而后某事将发生’,每一个‘当时’都是‘当时某事曾发生’,每个‘现在’都是‘现在某事正发生’”(海德格尔,2012a:459-460)。换言之,“日期、星期、月份和年份等时间的区分与节日、仪式和节庆等的周期性重现对应,每每召集集会、狩猎或远征都意味着固定和确定的日期,并由此意味着一种所有人都以相同方式构想的共同时间确立起来”(Durkheim,1995:10、444)。这里的集会、狩猎或远征无疑就是通常所说的“事”,也就是“时间借各种有所操劳的、允许自己有时间的情况来定期。定期依于当下在周围世界正为之操劳之事,依于在现身领会中展开的事情,依于人们成天从事的事情”(海德格尔,2012a:463)。所以,不仅实践紧迫性体验是时间体验是可想而知的,甚至不难想象时间体验与历事体验的内在关联。

   作为时间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在社会生活中有更充分的呈现,尤其是在现代人深受诸事缠身之苦的现代性境况下体现得更为充分。如果本真的时间紧迫性是人们张弛有度且从容不迫地运用时间组建生存,个体在其中感受到的是作为本真时间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那么,在充斥着存在意义阙如诸事的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中,这种时间体验将不再是本真的实践紧迫性体验。这种非本真体验之所以会产生,当然有存在意义阙如诸事迅速向人们逼迫而来使其手足无措的原因,但关键还是因为作为实践紧迫性的发生机制的“时间性到时未到”,更明确地说,是现代社会的时间组织方式,甚至是流俗时间观念扼杀了作为时间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使其成为本真体验的可能性。因为现代性情境下的生活实践俨然已变成“运演着主体与时间之可替换性和可重复性”的平日生活,不仅每一天都可以替换成相应的另一天,任何一个人也都可以替换成任何其他人。在这种通过组织时间的方式控制个人生命史展开节律的平日生活中,现代人已然沦为“无名”和“无区别”的存在者(Kosik,1976:44)。不只如此,社会日程作为规范甚至变成了对私人时间使用方式做道德评价的尺度(Bergmann,1992)。或许,在那些维系既有结构的所谓合理性与稳定性的有关社会结构的常识,即社会组织的关于约定性行动的知识(Garfinkel,1967:76)中,就不乏关于时间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的知识,而现代人可能正是在这种由工业文明创制的时间表的规训下沦为所谓“文化傀儡”和“心理傀儡”的。

   作为时间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虽然首先与通常现身为一种“没有时间式体验”,但也有可能现身为一种“不缺时间式体验”。如果说“没有时间式体验”是源自“时间不够用”的实践紧迫性体验,这种体验往往表现为手忙脚乱地迷失于所操劳之事,同时把时间丢失在操劳之事中,对他来说的典型的说法是:我没有时间(海德格尔,2012a:463),那么,“不缺时间式体验”则是源自“时间太充裕”的实践紧迫性体验。这种体验往往现身为任凭“凡事都像它们所是那样‘让它去’”,任由“百无聊赖的无情无绪状态统驭着‘灰色的日复一日’”。在这种体验中,人们自遗于每日发生之事,沉浸于“懒洋洋漠漠然的无情无绪状态,无所寄托亦无所进取”,从而“可能木木然‘受着’日常状态,可能沉浸到日常状态的木木然中去”(海德格尔,2012a:203、393、420)。对有此体验的人来说,最典型的说法或许就是:我最不缺时间。有必要澄清的是,这种不缺时间绝非“本真生存之时间性的独特标志”,也就是绝非所谓“非本真生存者不断丢失时间而‘从没有时间’,但在决心中的本真生存从不丢失时间而‘总有时间’”(海德格尔,2012a:463)意义上的最不缺时间。与之相反,这种最不缺时间反倒是非本真生存的时间性标识,是社会参与不足甚至无门之人因无事可做而“必须被‘杀死’的‘无意义时间’”。因为人们时间化自身的方式往往同他们可能的经济和社会生存机遇联系在一起,那些有着充实或忙碌的时间的忙人往往注意不到时间的流逝,但有着必须杀死的无意义时间的人却因为“在将来没有未来”而总是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与财富不足而时间过剩且其时间一文不值的赤贫无产者相反,劳累过度的高管们往往是财富有余而时间极其不足(Bourdieu,2000:224、226)。

   与对存在性意义阙如诸事的历事体验可能导致现代人社会性情的扭曲一样,作为时间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同样可能会毒害现代人的心灵习性。就有着不缺时间式体验的人而言,他们往往是社会参与不足甚至无门之人,是被社会放逐的流亡者,是失落在工业生产体系的“无名和无区别者”,是社会治理秩序下的“无分者”(Ranciere,1999:78),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剩余。这些人往往经受着无助、无聊、无依、无靠、不安全和不稳定的煎熬,甚至可能会滋生厌世、嫉妒、仇富、仇官和反社会等“怨毒”。他们往往是对个人无力感和社会存在感阙失最深有感触的人,也是抱持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处世态度和犬儒心态的人。这类人之所以常常现身为对世事无牵无挂也无情绪,无所寄托亦无所进取,绝非真正或完全无心世事,而是因为既有社会结构安排与利益分配格局的排斥使他们社会性参与无门。当然,这群能“失去的只是自己头上的锁链”却有可能“获得整个世界”(马克思,1958)的人,也可能是最具有革命性和斗争性的人。对没有时间式体验的人来讲,尽管他们有远比作为结构性剩余的无分者更为优越的生存机遇,因“有事可做”而“在世界上忙忙碌碌”,因“在将来有未来”而“投身将来”(Bourdieu,2000:225),但在充满存在性意义阙如的诸事的现代社会中,他们似乎也难逃作为非本真时间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的伤害。或许,与赤贫无产者的无所事事相反,那些高管总是缺时间,注定永远生活在柏拉图以哲学的闲暇与之对举的忙碌和匆忙中,被远超出他们的消费能力的商品和服务淹没(Bourdieu,2000:226),遭受焦虑、紧张、烦躁、局促甚至抑郁的煎熬可以说是他们非本真时间体验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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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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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 , 2017 , 37 (4) :18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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