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朝明:实践的紧迫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0: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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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朝明  
因此,在特定社会世界中展开的具体实践或许是平静的河流,但贯穿于这些社会世界的实践本身却必定是“永恒流变”,甚至是暗流涌动的“赫拉克利特的河流”(胡塞尔,2007:40)。此外,作为在世生存者的我们,虽然是“不知怎地在实践上有兴趣的主体”,但不同的兴趣却实实在在地引导着我们的实践,这些兴趣“都有某种职业态度,这些态度又需要特殊的职业时间……每种实践兴趣也就都有了自己的时间”(胡塞尔,2001:165)。最重要的是,在特殊意义上,我们虽然称科学、艺术、兵役等为“职业”,作为普通人,我们却经常(在一种扩大意义上)“同时”处在多种职业中;我们既是家庭中的父亲,又是社会的公民(胡塞尔,2001:165)。这不仅表明每种实践兴趣都要实现自身的时间,从而为实践打上了时间急迫性的烙印,而且还意味着人生在世注定要穿梭在不同实践逻辑的社会世界,实践无论如何不可能完全在规则脚本下展开,要将应对实践的规则归档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Bourdieu,1977:29、73)。因此,人的实践必然是紧迫的,人们也终究不免深陷实践紧迫性之中。

   就实践紧迫性的发生根由与现身样式而言,在世生存的本质即海德格尔所谓的“操心/烦心”(care/sorge),是实践紧迫性缘何发生的根由,“操心”的组建环节则构成实践紧迫性借以现身的基本样式。自现代社会哲学兴起伊始,为自我持存而奋争便被视为“社会生活目的论”谱系的根本性条目(Honneth,1995:7)。人自出生就已经且一向为生存与承认有所寻视操心地存在于世界中,绝非思想家冥想出来的概念图式,而是在世生存的现象实情。人之在世生存“始终刻有操心的印记……由操心保持、确定和统治着”(海德格尔,2012a:229)。尽管为实现在世生存目的,人需要操心的事情数不胜数,但在人有所寻视操心的诸多事情中,却有这样两种活动是最基础的实践:一是人类不得不与世界内的事物打交道以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资,即此在“操劳/繁忙”(concern/besorgen)于在世界内存在的事物;二是人类不得不与共在于世界中的他人打交道以获取生存所需的社会资源,即此在“操持/烦神”(solicitude/Fursorge)于与他人在世内照面的共同此在(海德格尔,2012a:223)。这里的操心、操劳与操持,既揭示了实践紧迫性缘何发生的根由,也标画了实践紧迫性借以现身的基本样式。

   人生而为生存与承认的根本性目的有所寻视操心,是实践紧迫性缘何发生的根由。人之在世存在的整体性即操心,作为“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一个世界)中的——作为寓于(世内照面之存在者)的存在”(海德格尔,2012a:372)使实践必定是紧迫的。人之所以为人,说明他/她已经在一个世界中生存,但不仅是否降生于世界非其所能决定,出生在什么家庭、社会或国家亦非其所能选择,社会世界的格局早在每个人出生之前就已经先行给定。然而,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在世生存等涉及自由意志的问题却交付给每个人自己,他们不得不在这个自身总被抛入的世界中自行抉择。问题在于,在世生存者虽在原则上拥有人生抉择的自决权,但实际上,社会世界的给定性与现成性已经对这种自由设置了限制乃至诱惑,从而使他们原本就难以做出切合自性的抉择。即便做出了切合自性的选择,实现选择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不易得的。因为作为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而存在的人,一出生就被抛入一个现成社会世界。这个社会世界的利益格局与权力结构往往是既定和现成的,人们既不能自由决定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也不能决定可动用的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社会世界不是碰运气的游戏……那些谈论‘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之人,忘了社会游戏——经济游戏还有文化游戏(宗教领域、司法领域、哲学领域等)都绝不是‘公平游戏’(fair game)”(Bourdieu,2000:214)的事实。或许,将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Rousseau,2008:14)改写成人未必生而自由更无往不在枷锁中,用以描述这种在世生存的现象实景将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如果说为了可谓人之生物本能和社会本性的生存与承认寻视操心,标明了实践紧迫性缘何发生的根由,那么,在世生存者被抛入既成社会世界,为生存与承认奋争而左支右绌的必然性则注定了实践紧迫性的必然发生性,而这种必然发生性显现自身的形式则构成了实践紧迫性借以现身的基本样式。

   人之在世生存所不得不有所寻视操心的两种基本实践活动——操劳与操持共同构成了实践紧迫性的基本现身样式。操劳与操持“标识着在世的可能存在方式”(海德格尔,2012a:67)。作为在世生存的可能方式,操劳与操持自然成为实践紧迫性的基本现身样式。虽然从根本上讲,“操劳活动制作的东西是为人而上手的……切近之‘物’特有的自明的‘自在’,是在那种使用着它们但却不曾明确注意到它们的操劳中来照面的”,但在同世界操劳交往之际也有可能,甚至必然碰到“不合用或不合适”的东西,“不仅不‘称手’且根本不‘上手’的短缺的东西”,“恰恰不短缺也非不能用但却在操劳活动面前‘挡着路’”的“不上手的东西”(海德格尔,2012a:83、86-87)。当操劳实践遭遇这些状况时,上手事物将会以“触目”“窘迫”和“腻味”等样式现身,而所谓的“触目”“窘迫”和“腻味”正是实践紧迫性在操劳所及的人与物关系上的现身样式。有意思的是,虽然“在触目、窘迫和腻味中,上手事物这样那样地失去了上手性质”,但也“恰恰这样一来,上手事物的合世界性显现了出来”(海德格尔,2012a:87)。与此相应,在“自然的资源化”已然登峰造极的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类早已经习惯把电话、汽车或开关等当作平常而无可置疑的东西操控,人们使用电话、电视、电梯和小汽车等,却忘掉了技术的实在。只有在意外或故障发生时,人们才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运行着机器的世界中(科西克,1989:49、51)。也就是说,只有在实践紧迫性现身之际,人们才能更真切地领会到实践本身。

   与实践紧迫性往往现身于操劳所及的人与物关系的非本真状态一样,在操持所及的人与人关系上,实践紧迫性也往往借操持的非本真状态现身。作为与在世内照面的“此在式”他人打交道的实践,操持有两种极端可能性:一种是“从他人身上仿佛拿过‘操心’并在操劳中自己代替他,为他代庖……在这种操持中他人可能变成依附者或被控制者”。另一种“与其说是为他人代庖,不如说为他人生存的能在做出表率;不是从他人那里揽过‘操心’来,倒是要把‘操心’作为操心给他”(海德格尔,2012a:141)。如果说后一种“本质上涉及本真的操心”的、“有助他人在操心中把自身看透,并使其为操心而自由”的“率先解放式操持”是人际关系的本真状态,那么前一种“把‘操心’从他人身上揽过去”的“代庖控制式操持”,尤其是那些保持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并充斥于日常共处的“互相怂恿、互相反对、互不需要、陌如路人、互不关己”“不管不顾”和“熟视无睹”等操持之多样的混合样式则可谓人际关系的非本真状态(海德格尔,2012a:142)。这些非本真或残缺状态,正是实践紧迫性在操持实践上的现身样式。因为“此在”这个存在者虽然“首先是在与他人无涉的情形中存在”,然后“也能共他人同在”,但“此在”在本质上就是共同存在(共在),甚至“此在”作为“共在”在本质上就是为他人而存在(海德格尔,2012a:139-140、143)。因此,那些充斥于日常共处的操持样式,尤其那些在“人际关系的资本化”主宰的现代社会中,已然“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中”(马克思,1958)的日常相处形式,虽然本质上始终以“共在”为可能性基础,但显然已不再是本真的操持样式了。正是在这种操持实践的紧迫性发生之际,人们似乎才会更真切地领会到人际交往实践的本真意义。

   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操劳与操持都是实践紧迫性的现身样式,但与在操劳上以醒目、窘迫或腻味等现身的实践紧迫性更贴近“紧迫性”的字面含义与通俗语义有所不同,如果说以互相反对和互相怂恿等操持样式现身的实践紧迫性还比较接近“紧迫性”的字面含义,那么,借着不管不顾、熟视无睹或漠不关心等操持样式现身的实践紧迫性,则似乎不仅有别于,甚至还有悖于通常理解的紧迫性意味的可能状况。因为“紧迫性”(urgency/exigency)的拉丁词词源“urgere/exigentia(exigere)”意指“逼迫或驱使”“紧急的”和“需要或要求”,而通常理解的“紧迫性”是指“不得不迅速做出反应的紧急状况”“重要且迫切的需要”或“急迫且要求立即做出行动的情势”。很显然,无论词源含义还是通俗语义,“紧迫性”一词往往都意味着“相互作用”“彼此关联”“迅速反应”,甚至是“积极介入”,而这些恰是实践紧迫性借以现身的上述操持样式阙如的。因此,以这些操持样式作为实践紧迫性的现身样式也就难免会产生有违常识之感。然而,与其说这种反常识感否定了实践紧迫性借操持以现身的事实,倒不如说揭示了实践紧迫性之何谓的更深层意蕴。因为那些贴近“紧迫性”字面含义的操劳与操持样式固然是一般意义的紧迫性的现身样式。但就像海德格尔(2012b:120)所谓处于存在之离弃状态(包括存在之遗忘与真理之崩塌)的急难的“无急难状态”是“最高急难”那样,也像马克思所谓在异化劳动中的劳动者越是努力劳动就越加剧异化状况那样,那些貌似有悖紧迫性之流俗含义的紧迫性反倒有可能是最高的实践紧迫性。如此一来,在海德格尔(2010:150)所谓作为苍劲者之人的在世无家可归境况下,即便那些貌似本真的操劳也都不无可能已经变成实践紧迫性的基本现身样式。因此,现代人越是在运行着机器的现代社会得心应手,就越可能已然深陷由技术实在支配的被宰制状态而茫然不知,即是现代性情境下的“最高实践紧迫性”或“最高急难”。

   最后,实践紧迫性的发生机制在于“时间性”(temporality),更确切说是在于“时间性到时未到”。前文援引布迪厄提到的柏拉图所谓实践的最重要属性时,虽曾指出实践紧迫性并非完全等同时间紧迫性,但实践紧迫性主要与时间的急迫相关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是日常生活的直观感受,也是对实践紧迫性做出最集中论述的布迪厄已经阐明的。时间性,更确切说是“时间性到时未到”得以成为实践紧迫性的发生机制依赖于实践与时间的相互关系。正是因为“实践完全沉浸于时间之流中,实践不仅消逝在时间里,而且在策略上游戏时间尤其是游戏速度”造成的“实践与时间性的密不可分”(Bourdieu,1990:81),才为“时间性到时未到”得以成为实践紧迫性之发生机制奠定了基础。如果说这还只是阐明实践与时间关系中的“时间之于实践”的意义,即海德格尔(2012a:373、374、377)所谓“操心之结构的源始统一在于时间性……作为时间性到时存在的时间使操心之结构的建制成为可能……使此在形形色色的存在样式成为可能”,那么,就“实践之于时间”的意义而言,即对“操心首先与通常是寻视的操劳……寻视估算的操劳始才揭示时间并形成计时”(海德格尔,2012a:379)来讲,布迪厄(Bourdieu,2000:201、213)也已经指出,“实践不在时间中而是争取/制造时间(人类时间,与生物学或天文学时间相反)——时间,就像康德主张的那样,的确是一种构造行动的产物,但不是思想意识的产物,而是性情倾向与实践的产物”。

布迪厄虽然已经阐明了时间性成为实践紧迫性之发生机制首要依赖的可能性基础,但在其对实践与时间关系的说明中却似乎有着易使人误解的矛盾性。因为他既指出实践在时间中展开,又指出实践并不在时间中,既指出实践的时间结构构成了实践的意义,又指出时间是实践的产物,由此也就难免使人产生实践与时间到底是何关系的疑问,甚至使人质疑其有关实践与时间关系说明的严谨性。但在我们看来,布迪厄的论述可能引起疑问或质疑的矛盾性只是似是而非的,而将这种在不同时间形态之间“跃迁”所导致的矛盾性澄清,则是阐明“时间性到时未到”何谓及其何以成为实践紧迫性发生机制的关键契机。显然,在布迪厄对实践与时间关系的说明中至少有两种时间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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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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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 , 2017 , 37 (4) :18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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