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群体或阶层:中产的中国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0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09: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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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四、在商议中助长成熟中产


   在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产生并成长的中产阶层,是地位极不稳固、作用尚待呈现、分化极为明显、走势仍不清楚的一个阶层。这是对中国中产阶层现状的一个总体估价。基于这一估价,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希望中产阶层发挥其规范意义上的积极作用,就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中产阶层成长的环境,让他们在走向自律、成熟的过程中,有效发挥稳定社会秩序、提升社会理性程度、升级现代的合作意愿、促进中国现代 化向纵深发展。

   这是关乎中国中产阶层的两个重大问题,有必要对之进行相对深入的分析。就前者来看,中国中产阶层的总体状态,社会学家的种种描述,已经呈现出了它的大致面目。但需要在社会政治的视角,进行一 个深层次的概观:第一,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地位既不明晰、也不稳固。对国家权力来讲,由于中产阶层的政治脱敏尚未完成,有人还将其视为潜在的政治替代者,因之对其怀抱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一如前述,中产阶层在利益和政治上是有自己的诉求。但中产阶层的社会诉求在缺乏声张渠道的时候,远没得到顺畅表达。此时对中产阶层呈现出的政治警觉,似乎为时过早。换言之,政治警惕相对于社会包容提前出场,让其政治成熟的外部条件处于明显的紧张状态,中产阶层试图发挥其稳定现有政治秩序的稳压作用就几乎没有可能。就此而言,需要强调国家权力对中产阶层的政治脱敏, 让中产阶层之作为主要的现代社会阶层,得以清晰地呈现其集群轮廓,并助长他们的集团意识、释放他们的集群能量、促成他们的群体自觉、提升他们的群性品质。由此疏通他们发挥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渠道,为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准备阶层、阶级条件。在此基础上,对中产阶层自身的社会分层,诸如老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边缘中产阶层及其差异性加以

   关注,(21)以便真正培育一个有利于中国长期、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集群载体。

   第二,中国的分配收入结构需要进行深度改革,以便中产阶层的稳定阶层结构不致处于一种明显的波动状态。中国税赋的主要负担者是中产阶层。但国家权力对税负的这一主要负担者关怀不太足够,更没有感恩心态,这让中产阶层有些冷遇感。由于中国步入深水区的体制改革需要大力推进,公务员队伍和事业单位从业人员规模、功能很难减少不说,甚至呈现潜在扩大的趋势,因而中产阶层的税赋只会增加、很难减少,国家权力与中产阶层因分配问题产生的疏离感,有可能强化。在此情况下,新增税种显然是不利于集结中产阶层的政治忠诚感、强化其社会向心力。但一个悖谬的现实处境是:由于传统税基已经受到侵蚀,传统税源几乎枯竭,维持国家权力必须的税收体制必须改进,国家权力的税收饥渴肯定会增强,中产阶层因此必定处于一个承担税赋压力的前线位置。从财政政治学、税收政治学的角度可以看出,涉及中产阶层切身利益的大力度税改,在政治上与国家权力的需要处在一个紧张状态。已经是现有税收体制的主要担负者,而必将成为税改后赋税的主要担负者的中国中产阶级,很容易被重新打入社会底层。在一种收入焦虑的心境中,中产阶层还能发挥什么样的稳定社会的作用呢?不能断然做出否定的回答,但起码给出肯 定回答的坚决性会打折扣。

   第三,中产阶层社会身份的不确定以及危机感。比如大学教师群体,几年前可以说有一种顾盼自豪的感觉:收入在提高,言论空间较大,官方表示尊重。近期这一群体的自我感觉似乎发生了明显的逆转:收入未见明显增长、言论空间受到约束,以及社会影响在下降。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中产阶层“呼吁政治” 群体,更是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流和退出现象。不能不看到,上述变化对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若这一变化持续下去,新时期以来中产阶层快速壮大的趋势可能出现中断。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产阶层目前的处境,与让中国必须且努力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尝试。存在尖锐冲突。这样鲜明的变化,也反映出国家权力对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政治期盼,似乎与中产阶层实际处境存在明显的错位 或落差,亟须调整。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国家权力一直在努力做大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并尽力让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忠诚度得到强化。这种意识,在近几年有增无减。 但由于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权力方面必然表现出的迟疑、踌躇,让本来就没有完全脱敏的中产阶层问题, 变得更为敏感:曾经以权力吸附的方式争取中产阶层政治忠诚的做法,似乎已经中止了。国家权力方面的迟疑,当然可以在深水区改革的背离性处境中获得理解。但政策期望与政策举措之间的罅隙,导致政策执行中出现不可小视的矛盾:譬如,对企业家阶层,曾经鼓励他们先富起来,并且将之视为权力争取的中坚力量。但一段时间,企业家成为“财富原罪”的归咎对象,甚至有人对之喊打喊杀,将中国改革的一些缺失不加分辨地归罪于他们。结果,企业家的逃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甚至引起国家权力高层的震动。为此中央专门出台文件,以稳定企业家的军心。(22)再如,为了建立世界一流大学,政策上是明确鼓励大学聘用有跨国背景的学者, 以求强化大学师资队伍的国际性。不过实际上来中国任教的外国人并不多,而中国人改变其国籍成为“外国教授”的倒不少。这就不仅没有真正强化中国大学教师的国际化程度,而且对大学教师队伍的构成与忠诚度发生复杂而微妙的影响。承担大学主要科研与教学任务的本土化大学教师群体,其政治忠诚和社会忠诚程度都因之受到影响。可以说这类矛盾,主要是因为国家权力方面对中产阶层尚未完全脱敏的结果,或者说是因为国家权力方面对中产阶层的潜在替代性高度敏感的产物。

   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是有益的。为此,国家权力和社会各方对中产阶层的认知和政策需要进行调整,应更多地采取讨价还价的商议、合作的社会协调机制,以此保证中产阶层的政治忠诚和社会忠诚度。与此相关,就是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一定要给中产阶层以政治和社会出路,让中产阶层能够跟国家权力续写合作篇章,并保证让这种合作变成中国稳健地走向成熟现代社会的强大支持力量。诚如论者指出的,不能仅仅在消费社会的建构上重视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视其为撑起中国消费的中坚力量;而应当重视他们的社会政治功能,致力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的作用,让悖谬组合起来的中产阶层之“消费前卫”与“政治后卫”群体特性,(23)能够在消费世界与政治领域之间平衡定位。如 此,中国才可能以更小的代价渡过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才可能真正收到因扶持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而培育成一个现代橄榄型社会的效果,并进一步支持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让中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立国家权力与中产阶层之间的商议机制,一方面需要稳定确立双方平等相处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至于形成一个无法有效对话的上下悬殊机制——国家 权力的高高在上与中产阶层的接受恩惠,乃是一种妨碍双方有效对话,实现互谅互让,达成有机合作的有害定势。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应当尽力为中产阶层的成长开拓空间,提供便利,积极扶掖,劝勉有加,让国家权力与中产阶层之间形成积极互动的态势。从而有力促进中产阶层的社会成长与政治成熟,避免中产阶层陷入焦虑状态、紧张情景。再一方面,国家应当开放中产阶层的言论空间,尤其是应当开放社会事务的言论空间,让中产阶层对社会事务、行政事务、乃至于政治事务的关注可以理性畅达于权力与社会公众,从而促其具备理性沟通技巧,并向整个社会垂范, 真正发挥出社会稳压器的作用。最后,国家权力应当积极任用中产阶层群体的优秀分子,让其在执掌权力的机遇中理解权力运作的艰难困苦,从而内生一种促 进社会各方与国家权力积极互动的健康机制。

  

   收稿日期:2018 - 03 - 20

   作者简介: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① 梁理文等:《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16日。

   ②李培林:《金砖国家的社会分层比较》,李培林等主编:《金砖国家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有论者将中国的中产阶层区分为六大人群:企业家、新中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老中产(小业主)、边缘中产(普通办公人员、技术及半技术人员)、农业劳动者。(参见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多重面貌》,李培林等主编:《金砖国家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第208页。)其实,根据此处的中产阶层综合标准,教师、新闻记者、律师、中层公务员,应该都属于中产阶层范畴。

   ③列宁:《伟大的创举》,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3页。

   ④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第138页。

   ⑤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第147-148页。

   ⑥列宁:《给农村贫民》,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第158页。

   ⑦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第164页。

   ⑧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第173-174页。

   ⑨在社会学理论中,人们一般认为中产阶层这类概念仅仅是基于收入、财富、教育、职业与心态等客观标准对人群进行阶层划分的测量

   性概念。(参见[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一版),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8页。)很显然,这是一种明显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以政治性质定义阶级的进路。

   ⑩参见任剑涛:《“诸神之争”:现代政治理论的价值纷争与整合》,任剑涛:《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4年。

   ⑾[美]詹姆斯•克里斯:《社会控制》,纳雪沙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⑿[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278页。这是源于美国中产阶层调查得出的结论,但可以说是所有中产阶层的共同社会品性,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鉴别中产阶层基本品性的重要指标。

   ⒀参见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多重面貌》,李培林等主编:《金砖国家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第305-322页。

   ⒁参见肖滨:《区县治权改革:创新基层治理的顺德实践》,尤其是该文第三部分“改革路线:从变革治理主体到理顺治理关系”。肖滨:《理解中国治理的广东样本——广东经验的理论分析》,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7-107页。

   ⒂参见[美]格尔哈特•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87-397页。

   ⒃参见王建平:《社会转型中的韩国中产阶级》,《当代亚太》2004年第4期,第59-64页。

   ⒄向上流动的人群固然不一定能够成为精英,但向上流动之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则无可疑。因为“向下流动量大大超过向上流动量是农

   业社会的特征”,正是由于现代工业社会中技术与组织的进步,“意味着收入高而又称心如意的工作占有更大的比率”。[美]格尔哈特•伦斯基: 《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第413页。

   ⒅参见[美]罗伯特•贝拉:《好社会》,转引自郑莉等编:《和谐社会的探求:西方社会建设理论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334页。

   ⒆李培林:《中国改革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李培林等编:《金砖国家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第63-64页。2018年第2期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⒇关于“人民社会”的论辩,可参见陈伟:《市民社会的理念——再论王绍光的“人民社会构想”》,《开放时代》2014 年第6 期,第71-82 页。

   (21)论者指出,中国的老中产阶层地位较低、与权力较为疏远、经济地位不稳固、较受政策忽视。新中产阶层与政府关系紧密、生活较有

   保障、具有消费实力、政治上较为冷漠。边缘中产阶层即“小白领”,集体动员能力较强、能制造文化时尚、较为缺乏保障。(参见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多重面貌》,李培林等编:《金砖国家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第309-311页。)很显然,各具特征的中产阶层内部分层,让他们各怀其志,发挥的社会政治作用也势必有明显的差异。

   (22)参见2017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23)论者指出,“对中国中产阶级而言,最完整的特征描述应该是消费前卫和政治后卫,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 式的定位。”周晓虹:《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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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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