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群体或阶层:中产的中国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09: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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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他们接受协调的意愿不高,愿受控制的程度更低。因此,一个旨在控制高层的社会体系存在陷入政治秩序危机的高风险。相应地,社会下层群体缺乏稳定的收入或收入不高、价值立场游移不定、政治行动上的随附性较强、组织忠诚性亦不高,他们可能接 受控制,但却很难进行协调。

   在非民主的状态下,不管是协调高层还是控制底层,很难依托民意展开相应进程。要让民众的大多数即中产阶层的民意和底层社会的民意呈现出来,都缺乏相应的有效社会机制安排。即便是在民主社会中, 对高层的遏制从来也都是缺乏成效的。比如非常成熟的现代国家美国,特朗普和共和党内部的高层集团就很难达成政治一致,他们与民主党想达成共识的难度就更不用说了。在党派之外,特朗普与社会新闻界精英集团可以说是斗得乌烟瘴气。社会控制的关键群体, 正是中产阶层,因为中产阶层的社会品性让他们足以 成为社会的稳压器。调查表明,“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温和的、对别人的判断是慎重的、不愿把自己的价 值观强加于别人”⑿。这与社会高层与底层的社会品性有着明显的差异。

   中国未来的道路、或者“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高层社会众说纷纭,底层社会缺乏共识,唯有兴起中的中产阶层最希望维护中国的稳定发展。这既是因为他们是中国迅速发展最大的受益群体,也是由他们的社会品性所注定的群体特性。但毋庸讳言,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阵地、或表达途径向整个社会显示自己的意欲与能量。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以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对付社会理论上的中产阶层,缺乏积极应对中产阶层发挥社会政治功能的谋划:对他们的担忧多于信任,对他们的限制多于培育,对他们的遏制多于使用,对他们的拒斥多于依赖; 而且也是因为中国中产阶层自身的孱弱,以及展示自己社会政治功用上的幼稚与乏力,造成官民双方对其缺乏信心。改变这一状态,需要跨越双重关隘:在国家权力部门方面,需要过中产阶层疾速成长造成社会政治风险的政治心理关;在社会公众方面,需要过中产阶层变革不足、保守有余,无法发挥整合作用的社 会心理关。

   仅就当下中国的社会分层来看,高层、中层和底层的明显分化,以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缺乏共识, 有可能在极偶发意义上造成某些社会震荡。但从总体上讲,消费社会的迅速落定,已经使得他们不可能鲜明地支持革命,而是主要致力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状态。面对社会学或社会理论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这类社会分层问题,最重要的应对举措,就是要从非此即彼的革命思维进入讨价还价的治理思维。在这一点上,面对中产阶层、以及高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不同社会群体逻辑,需要相应转变权力习性,从全面管控转向适应面对种种社会压力的执政局面: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由当时的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明确提出来了。面对社会矛盾、社会压力甚至是社会动荡情况处理执政的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给领导者的政治命题。而理性面对这一政治局面,以及 因应时局处理好这一转变,仍然需要时日。

   愈近当下,面对社会巨变,国家承受压力的能力有何明显变化?在必须的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建构中,确实强化了国家发展的宏观总体意识,但对中国之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必须要应对的不同社会阶层或精英集团讨价还价的问题,似乎有隐匿起来的倾向。而社会群体与国家权力之间交错的、因社会磨合不顺利导致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更有遁于无形的趋势。 本论题中的中产阶层问题,也从社会学或社会理论上的综合命题,蜕化为收入分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命题。其实,在社会学或社会理论角度看,如果国家将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都视为讨价还价的对象,完全不必将之作为政治性问题对待,而自如地作为社会问题处理,那么,面对社会分层,掌权者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踩翘翘板——它要求掌握国家权力的权势集团具备一种高超的平衡能力。在这个特定视角,社会学界关于中产阶层发挥维护稳定、支持发展作用的条件性意见,比简单强调他们肯定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无条件意见,要更为重要。

   原因在于,如果说在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层正在出现和大致形成的话,那么需要搞清楚的是, 它是一个现代转型十字路口趋于形成的中产阶层。⒀这样的中产阶层,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动态性,它与成熟的中产阶层和初生状态的中产阶层大不一样。在转 型社会中,这一阶层一方面对自己的处境认知很矛盾: 在顺畅的时候可能是顾盼自豪的,在不顺畅的情况下可能是消极自沉的,甚至可能产生对这个社会产生严重失望和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处于社会 中间地位,会将这样的自我认知传染给社会其他阶层: 可能对高层产生不利的权力回响,对底层传递陷入社会动荡的信息。一旦中产阶层的地位不保、状态不稳, 会对双方发挥出某种示范效应——因为高层的社会反 应本来是针对权力而不是针对社会的,因此中产阶层一有风吹草动,高层权力就会闻风而动,大力强化权力控制;相反,中产阶层收入下降、地位衰变,会重 创底层社会的生活信心,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⒁

   最近几年,中产阶层倍感生活的压力,有一种被剥夺的阶层迹象。所谓房奴、车奴、学奴等等,都是对之的形象描述。加之中产阶层在承担宏观税负上是最重的集群,生活状态引人担忧。对社会底层来说,中产阶层地位都已经明显衰落,他们有些心慌意乱,就在清理之中了。“雷洋事件”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社会信号,可谓解释相关变化的最佳案例:中产阶层对自己身份地位和社会功能的信心动摇,导致其在慌乱中的临时化、一致性行动。从校 友的声援,到社会的呼应,中产阶层的自我组织能力隐然浮现出来。

  

三、中产的呼吁政治

  

   必须承认,中产阶层是有自己政治诉求的人群。但中产阶层表达其政治诉求的方式,可以区分为二:如果国家权力体系承认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功能,他们会是和平、中道与理性的集群,他们会与国家权力积极合作,并成为社会政治稳定的稳压器;如果中产阶层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和政治承认,后果就会非常消极、甚至会引发危机。对此,人们可以对现代国家的中产阶层进行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这样的区分是得到经验事实验证的结论。欧美社会的中产阶层是一个变动性很大的社会集群,但总的说来,它是一个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阶级成分。在工业化消除了专制的政府形式、国家职能明显增多、政府军事力量强化、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等等,过去处于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平等趋势出现重大逆转——工业社会中的政治权力相对分散,收入分配的集中度下降,⒂这些都是有利于催生理性、沉稳和保守的中产阶层的重要条件。

   不同于成熟的现代欧美社会,在民主转型时期的韩国,一个新生的社会集群,有着中产阶层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诉求,却没有中产的地位和现实收益,加 上国家权力的高压,就屡屡引发社会动荡——频繁的的大学生群体造反,与正在冒出来的中产阶层或显性或隐性的合作,替中产阶层发出政治参与与社会回报的声音。这种社会激烈行动的背后,其实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之际,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受到压制后的行动模式。这时,如果国家权力方面自觉意识到社会结构的变迁,就会尽力去培育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阶层的讨价还价意识,选择理性商谈的利益获得进路,而不让他们的政治抗争意识付诸政治行动。韩国后来进入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模式,让中 产阶级逐渐步入理性的社会行动轨道。⒃

   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与成长,是一个相较于其他国家远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故事。从中产阶层出现的必然性上讲,当然它是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顺生产物。但从它的社会政治塑造来讲,中国中产阶层是在各种外部因素的挤压下顽强求存的。而从它有利于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功能上讲,各方面又都期 待他们迅速发挥中产阶层那种稳压器的作用。

   中产阶层需要有社会协调的渠道,避免落入单一的社会控制轨道,这样中产阶层才能够步上理性、妥协与维护秩序的维稳之路。因此,国家权力方面需要给中产层级适当的社会位置和政治安排,以便让他们的紧张可以释放、要求可以表达、愿望能够实现、诉求不致落空。实现这一培育中产阶层的目标,既需要大力促进社会的平行流动,更需要尽力促成其向上流动:一个具有自由平行流动机制的社会,可以让那些努力上进的底层集群和跻身下中产阶层的人群,有一个释放自身能量的空间。虽然这样的流动方式对于他们晋升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帮助不大,但至少提供了居于社会向上发展群体队伍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对中产阶层、尤其是自认的中产阶层人群,具有释放压力、发现机遇、寻求发展、向上流动的引导性作用。一个具有较为充分的向上流动的社会,乃是一个向公众敞开精英大门的社会。⒄并非具有向上流动机会的社会,就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挤进上层社会的狭小空间。与其说敞开向上流动的空间是为了让人人成为精英队伍的一员,不如说是让人们自己担负起人生发展的责任。这对寻求发展的人们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诱导,更是一种谋划:人人都意欲成为生活小康、尚具理想、关心公共事务、热心公益、理性行动的集群中的一员,这个社会就具备了现代社会的特质。一个由中产阶层担负起来的个人责任、相互关爱和彼此信任的社会机制,便是所谓“好社会”的重要 标志。⒅

   中国中产阶层的发育与成长是缓慢的,社会学家甚至为此认定,很难指望他们发挥出主导社会走向和大众消费的作用。倒是“小康大众”这个占人口总数80%的集群,更能发挥相应的作用。⒆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可能掩盖了中国中产阶层问题的另一面:不是中产阶层不能指望,而是因为对中产阶层的政治警觉促成的限制措施,不仅让他们既难以发出理性的社会政治声音,而且也让他们的社会政治能量被遮蔽起来。为此,解决前一问题,需要国家权力方面对中产阶层可以实现政治脱敏;解决后一问题,需要国家权力方面提供给中产阶层合法发声的渠道。这其实就是建立中产阶层的呼吁政治机制。呼吁政治(politics ofvoices)是一种和平理性、维护秩序的政治,而不是 一种消解忠诚、瓦解秩序的政治。建立中产阶层的呼吁政治,其实就是提供给他们合法发声的制度机制:让他们在制度吸纳的前提条件下,既理性表达自己的意愿,又理性谋求不同群体之间、自身阶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友好合作。建立这一机制的同时,就会逐步 实现中产阶层维护社会稳定与政治秩序的目标。

   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发声的主要平台,无论是网络还是传统媒体,都显得缺乏代言其集群利益的意愿。客观地讲,这对国家的利害关联性值得慎思。因为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积极作用,知识界对政治的关注,对发展健康的市场经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将起到不可或缺的积极正面的 作用。

   最近几年流行的“人民社会”论,是此前的“市民社会”论的替代品。⒇显然,“人民社会”是一个需要耗费巨大理论资源才能加以论证的概念。在政治思想史上,人民与社会是位势高低明显不同的两个概念。人民乃是现代国家主权意志的体现者,主权确立以后,人民就必须退出政治场域。或者说,人民就必须转变成宪法意义上的公民,他们按照业缘、地缘、趣缘等等因缘关系建立起具体而实在的社会。就此而言,抽象的人民是无法组成社会的。如果直接把人民这个高位概念拉下来,作为社会建构的主体,社会的分工合作机制就无法落地。所谓中产阶层这些社会分层概念,也就失去了它指引人们理解复杂社会的功能, 变得多余起来。就中产阶层这一论题来说,他们不过是实在社会的一个集群,他们在政治上成熟一点,表达社会诉求就会更理性一点,国家权力层面便会对之放心一点,社会底层也不会受到太大触动或刺激。如果只是设立一个抽象的人民社会装置,两眼一抹黑,社会全体成员高度同质,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无从发挥,社会政治秩序建构及其维护的主体寄托也就 无从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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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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