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行为道德伦理与刑法规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08: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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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宪权  
就应追究使用者的法律责任。

   当机器人能够且应当拥有道德时,其不道德的行为便存在了可谴责的基础,所谓道德非难才成为可能。从机器人的设计上来看,只有具备“人工道德”的机器人,才可以因不道德行为而受到非难,并承担相应责任。对于具备“独立意志”、“人工道德”的机器人,其自身独立于机器人的设计者,应对自身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后果负责。

   (二)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关系不应是平等的

   机器人的社会关系包括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关系以及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为重要也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关系。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关系是随着历史发展、科技进步而逐渐产生变化的,其具体表现主要是取决于机器人自身的伦理地位。“对机器人伦理地位的思考正在成为人类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点。机器人作为一种打引号的‘他’,不是动物的它,也不是人类的他,而是一种介于他和它之间的准他者。只有承认机器人是一种存在,承认其独立的伦理地位和内在价值,保持‘他’作为存在的完整性,人类才能和机器人和平共处,才能在与机器的结合中发展出恰当的伦理规范。”[5]机器人主体性、人格性、创造性的形成使得机器人的伦理地位成为了人们未来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机器人只能是自然人的“工具”,机器人的“工具”地位根深蒂固于人们的观念之中,以致有些人很难接受机器人主体地位的观点。然而,在人类的想象和对未来的预测之中,机器人在各方面均能够媲美甚至超过人类,其不仅可能获得主体地位,甚至可能会成为人类的“主人”。这一现实接受度与未来接受度的差异来源于人类对科技发展的复杂态度,并隐隐契合了人类心理与利益。人类一方面希望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机器人的智能性等能够媲美或者超越人类,最终实现替代人类从事工作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害怕机器人在能力提升的同时会脱离人类的掌控,进而危害乃至奴役人类。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在2014年接受BBC采访时就断言人工智能可能意味着“人类的末日”。[6]这一复杂的心理态度从另一侧面展现了机器人的益处与风险。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往的机器人本质上是基于自动化技术的机械电子装置,不具有人的属性,更不能与人进行无障碍、自由互动,因而将其视为工具无可厚非。但在人工智能技术革新与大数据支持的背景下,机器人已经迈向高度智能化,能够独立自主地活动而无需由人事先设定或发出指令。从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关系来看,机器人的地位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自然人与机器人的主从关系将慢慢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近乎于平等的关系,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正在逐步显现。深圳一女子欲与机器人结婚,前往民政局进行婚姻登记,系全国首例自然人欲与机器人结婚的事例。[7]从图灵测试开始,人工智能的目标早已不是纯粹的运算能力与感知运算,“情感计算”也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发展方向。人们希望与机器人展开情感交流,期盼机器人在完成工作与任务之余能满足人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而不是面对一具冷冰冰的机器。现实的人类需求孕育出越来越多具备情感计算能力、能与人类进行感性交流的技术和产品,比如菲比小精灵和真娃娃机器人玩偶,一个叫“帕罗”的机器海豹,甚至可以用来充当老年人的伴侣动物。[8]2010年11月7日,“帕罗”成为了首个获得“户籍”的机器人,“帕罗”的发明人在户口簿上的身份是父亲。[9]人类与机器人产生感情并不是无意义的臆想,而是具有科学依据。日本丰桥技术科学大学(Toyohas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和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为人类与机器人的情感共鸣能力提供了神经生理学依据。[10]机器人主体地位的趋势已经形成,我们应当正视这一社会伦理现象,考虑赋予其适当的法律资格与地位,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可以肯定的是,机器人绝不可能获得完全的、不受限制的、与自然人平等的主体地位。众多科幻电影、未来学家早已警告人们:人工智能若不受控制地发展下去,将会灭绝人类。即便不会使人类灭绝,人类也绝难接受与机器人共同治理社会、分享资源的局面。正是基于保护人类、维护人类利益的理由,机器人的伦理地位只能是也至多是限制性主体地位,这一原则应始终予以贯彻,并在法律制度中予以体现。笔者认为,即便未来有一天机器人真的能够成为“其他人”,法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应适用于自然人与机器人之间。机器人限制性主体地位意味着当自然人利益与机器人利益产生冲突时,原则上应保障自然人利益,在绝大多数领域内,自然人与机器人之间不应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

  

二、机器人的法律属性


   机器人伦理是研究机器人法律属性的前提与基础,机器人伦理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机器人的法律属性提供研究依据。机器人的伦理地位、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关系都应体现在机器人的法律属性、法律制度之中。上述机器人伦理的内容可总结为机器人的法律制度安排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承认与限制。智能机器人的规范研究与制度安排应始终坚持上述基本原则。在智能机器人的法律人格、法律权利与责任等问题上应秉持承认与限制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实质上是赋予机器人限制性主体地位,而非与自然人完全平等的主体地位,因此在自然人与机器人的利益博弈、冲突中应坚持自然人利益优位。

   (一)机器人的法律地位

   机器人伦理是构建机器人法律制度的基础与前提。以机器人的法律地位为例,尽管我们能够通过技术操作满足机器人法律地位的条件,但其背后的伦理基础显然是无法通过解释技巧进行补足的。因此,机器人的伦理地位与机器人的法律地位息息相关。机器人伦理地位不仅取决于社会的态度,更与人工智能技术存在重要关联。机器人主体性、人格性、创造性的凸显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高科技结果,没有这些科技,机器人永远只能是工具。人工智能技术使得智能机器人具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在情感、军事、服务等领域都有突出的表现。例如,Packbot机器人在成功执行了35次任务后,不幸被炸坏,而后有几名士兵恳求修复它,因为它曾救过自己的命。又如,性爱机器人在日本、欧洲相继出现并流行,也有人提出希望与其成为伴侣。可以预见的是,智能机器人的伦理主体地位终将会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一需求必然会反映在法律制度的构建上。机器人的主体地位虽然目前只是一种学术观点,但这一趋势必然会继续演进下去直至落实到法律实践之中。

   承认机器人的伦理主体地位是构建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的前提与基础。智能机器人已然不同于普通的机器,存在赋予其法律人格的正当化依据。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智能机器人已具有以下能力:(1)模仿任何其他机器的行为;(2)好奇心(即为了研究它们的环境总是在移动);自我识别(即对它们自己的视觉能作出反应);相互识别其同类机种的成员;(3)从它们自身的错误中学习;(4)像人一样“有创造力”和“有目的”,甚至会“寻找它们力所能及的目标”;(5)再生自己的能力;(6)“通过自我修复机制而有无限的使用寿命”。[11]“没有理性的东西只具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因此叫作物;而有理性的生灵才叫作‘人’,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12]智能机器人具有理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具有思维与意志亦是可期的未来。

   法律的功能是将社会现实中纷繁不同、各具特点的人,以统一的标准人、制度人的方式抽象构建出法律上的人。[13]应该看到,时下将智能机器人作为法律人对待仍存在法理上的困惑。在法学发展的历史中,法律人的构建有许多不同的法学流派,自然法学派以“自然人”为基点,以人性为视角构建出在人类共性之上的“抽象人”。[14]功利法学派也同样以人性为视角,二者的区别是,自然法学派以“理性人”为基础,而功利法学派以“现实人”为基础。分析法学派则认为人生存于制度之中,依附于制度而获得相应的权利与自由。[15]凯尔森认为:“法律上的人并不是在‘它的’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一个分立的实体,而只是它们的人格化了的统一体,或者由于它的义务与权利就是法律规范,所以不过是一批法律规范的人格化了的统一体而已。”[16]笔者认为,我们将智能机器人作为法律上的人或者赋予智能机器人法律上的人格并不是天方夜谭,更不必有背离法学基础理论的担忧。自然法学派与功利法学派从人性角度解构法律人,而分析法学派从规范与制度角度解构法律人,两者都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础。从法规范本身来说,法律人的构建源于规范而非源于人性。法律人这一概念的出现,是通过法律制度将人的概念予以类型化的结果。“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他是一种有肉体和精神的生物,而是因为根据法律规则的观点,人展现了一种自我目的。这样为了证明人类群体可能可以具备法学人格,我们不需要证明人类在生物学上是相同的客观实体、组织,而是需要证明自我目的在人类群体当中和在个体的人身上的体现是一致的。”[17]因此,将没有生命体的智能机器人作为法律人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超越程序设计与编制范围、基于独立意志进行活动的智能机器人,完全可以证明自我目的,具备法律人格的基础。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从“伦理人”到“科学人”的转变。[18]“无论如何,法律人格总会随着时代变迁丰富其内涵。值得肯定的是,法律人格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起源于伦理性,又最终超越于(而非脱离)伦理性;伦理性在一定层面上仍是其深层基础,完全彻底抛弃伦理性这一本源很可能会让法律人格迷失方向和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19]

   既然智能机器人具备法律人格的基础,那么将其作为法律主体对待是否会对法律上“人”的概念产生致命的冲击?应当看到,法律上“人”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变革与理念的转变,法律上“人”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不断的演进与变化。正如同“法人”这一概念的确立扩大了法律上“人”的概念与范畴,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的创设也可依迹而循。因此,将智能机器人作为法律上的“人”似乎是契合时代潮流的。事实上,虽然我国法律目前没有规定智能机器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义务,但世界范围内早已有国家或组织针对该议题进行研究或立法。可见,立法上赋予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与权利义务并非完全不可能,世界范围内已有先行者的前沿立法活动。

   (二)机器人的法律权利

   机器人权利是机器人伦理与规范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承认法律人格之后,机器人的权利自然而然便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承认与限制的基本原则应始终贯穿于机器人伦理与规范研究之中,在机器人权利的领域内亦不例外。机器人权利具有合理性,随着人工智能向纵深发展,机器人的权利必将得到承认。与此同时,机器人也应承担自己行为所致责任,这是基本法理之所在。在承认的基础上,对机器人的权利类型、范围也应当以伦理为依据进行限制。这一限制取决于自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无论如何自然人与机器人都不可能平等相处,人类不会容许机器人与人类共同治理国家的情形出现。即便机器人真的有可能达到与自然人无异,两者也不可能平等相处。

承认机器人的权利具有必然性。机器人权利应该得到承认的根本原因在于机器人权利具有合理性。主张机器人权利的观点并非一家之言,亦非空中楼阁。早在20世纪便有学者对机器人权利与责任进行研究。196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美国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认为当机器人技术足够成熟时,机器人对权利便会有所要求。[20]2000~2011年间,也有外国政府、研究机构等召开研讨会,讨论“机器人与权利”。[21]直至2017年,机器人权利与责任已经从学术研究转变为现实的立法例。欧盟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张机器人的“工人”身份并赋予其特定的权利义务;日本、韩国也起草了《机器人伦理宪章》等规范性文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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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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